【内容提要】
文学经典不仅是文学史的产物，而且是文化史的产物，它是历史价值的文学形态。历史在不同程度的跳跃性、反复性、曲折性和偶然性之中，又经由历史的统合作用而获得历史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是任何时下阶段的前在规定性，时下阶段以其时代特征展开便构成此前历史的断代，断代有待统合于历史但尚未进入历史，因此也没有获得历史评价与描述的能力。以历史名义进行的经典解构或否定，不过是造势的危言耸听，是精英群体面对大众趣味权力化的现实所进行的媚俗式的价值退让。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经典话题逐渐成为文学界热门话题。最初，是少数人士口出狂言式的经典挑战，是标新立异的经典拆解。出于自我表现目的或对关注效应的渴求，拿经典开刀是文学史上并不鲜见的招法，言之乏理也是这类招法使用者的通病，因此成不了大气候。不过，近几年有关经典的说法却日益众声喧哗起来。教科书的经典编用问题，文学史写作中经典评议问题，应和大众趣味的畅销作品是否可成为经典的问题，以及经典被“戏说”、“改编”、“大话”的问题等，经典几乎成为有箭必射的公用靶子。而这期间，又适逢“后现代”风潮奇波谲谷，“解构”经典也便脱离了先前混混们自我标举的低浅层次，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人们普遍的看法是:经典危机已严重地逼迫而来，非经典时代已现实地展开，并将长久地延续。
经典争论成为热门话题，所由不在经典，而在于文学经典标准;而这文学经典标准又是极致化的文学标准，是被接受的实在的文学价值形态。经典争论的热闹，是文学标准或文学价值形态在当下特定时代语境中分化裂变、彼此撞击的现实过程。
任何时代都是特征性的，历史的或文化的时间分段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历史差异又总见于一个个足以引起历史差异的事件，历史在历史叙事中呈现出来。问题是任何历史叙事都离不开对事件的命名及对事件的特征性描述，这一能力的获得又只能是历史的，现时并不具有这个能力。现时以其不同于先前的变化，而走出先前的历史，并成为现时，现时是生成中的历史因此它所作的历史描述也只能是生成着的描述，亦即非历史描述，现时假借历史名义进行的任何历史描述都不具有历史可靠性。但问题又在于历史并不现时地描述自己，任何历史的现时描述只能是现时的，亦即非历史可靠性的，这就形成现时与历史的断代。詹姆逊在论述现代与历史、现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时，曾谈到这个问题:“正是现在具有的这种强人能量，以及它强烈的自我创造力，才使它能够克服模仿者们缺乏生机的沮丧，同时赋予时间和历史以使命，若没有这一特点，这个历史时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使命。现在依然不是一个历史时期，它不具备自我命名的能力，也不可能对自己的特性作出描述。” ① 现时对历史的断代自然也包括詹姆逊所说的不具备自我命名能力与自我特性描述能力的现时的历史描述。
现时的经典是历史给予的，是历史的现实化，而现时的经典认定或否定，却不是历史的，而只是历史的断代性判断。变动不居的现时，尤其是当下各方面价值均待重构的现时，其高昂的时代激情难免不催生一种历史的超越感，并凭借这种超越优势而对一切历史的评定予以质疑。文学经典，作为文学的历史评价，作为历史评价的极有代表性的现实，理所当然要被置于现时质疑视野。体现着现实价值状况的现时价值评价，在文学经典的现时评断中努力地确证现时经典价值对于历史经典价值的超越，这样，现时才更称得上为现时。
也就是说，当下的文学经典争论乃是现时的时代性自证，每一个现时中人都会在这种自证中分享现时的超越性自由;但同时，它的非历史性评断，又使它无力否定历史。这样说来，现时诸君对于文学经典历史价值的质疑与否定，虽具有现时价值判断意义，却未必具有历史的价值判断意义，因此，也不该把现时否定文学经典的慷慨陈辞或装模作样，误认为历史评断。盗取历史名义的有关否定文学经典的宣言，不过是制造耸听效果的危言。
就文学经典自身而言，其经典价值是历史生成的价值。这是经典在历史过程中与构成历史的方方面面相互作用的留痕，尽管这些留痕并未使经典本身增加或减少什么，但它们却沉积在经典价值构成中，综合为经典历史价值。经典历史价值像触手一样在不同历史文化领域非线性地延展，如在艺术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延展。这些向不同领域延展的价值触手形成了不同历史文化领域的差异性的文学经典价值和不同领域的经典价值评价。这并不是说不同历史文化领域的经典价值在其所属领域的历史过程中都体现为连续变化性或都作线性展开，这里有不同历史阶段的波折、跳跃或者断裂，也可能有多向交叉。如前苏联对于流亡作家文学作品的判断价值，对于巴赫金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的价值断判;中国历史上对于《金瓶梅》的价值判断，对于金圣叹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以及现当代对于赵树理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等。这些作品在不同历史阶段，在艺术、政治等不同领域，都因其各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受到不同待遇，时而被当做经典，时而被否认，甚至还遭受被封杀的厄运。不过，历史的统合性却能用统合的方式使经典价值形成历史延续，随着不同历史断代归入历史，经典价值也从而获得历史连贯性。经典价值历史连贯性的获得，从根本上说，乃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不仅具 有递代繁衍的生命延续性，更具有建构世界的精神延续性。对于每一代人，不断提升的生存需求与目的以及必然地、历史连贯性地展开的实践状况，共同规定着人的经验及理性、人的生存及实践的价值尺度的历史连贯性。人如果不能从他的前辈以及前辈的前辈那里继承有益的经验、理性乃至价值尺度，他就无法承受现实实践状况，他也就无法生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深刻地阐述这个问题:“……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着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② 为此，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地说:“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③ 文学经典及文学经典的现实价值，正是历史延续的价值，是被历史所预先规定并在历史的不断延续中形成并确定的价值。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它具有不同于此前的断代性，它都会把现时性不同程度地用于此前历史的否定，至少也是差异性阐释或变动;而相对于现时的话语优势，历史只能在沉默不语中固守其连续性，并沉默不语地对这种现时言说“预先规定”。所以，在任何时代，无论对历史所进行的现时言说如何奇论惊人、慷慨激昂，其实都有历史延续性在其中，就其时代的现时性而言都是历史的“预先规定”。当下不断热闹起来的文学经典的种种言说，质疑也好，否定也好，新解也好，针对的是经典价值的历史延续性，所受制的也正是这种延续性。
红色经典，是时下经典言说的重要对象。由于红色经典所形成的时代语境是对于当下初去不久的语境，当下又是这初去语境的否定性展开，所以当下言说红色经典的多数人对那种语境都能拿出一些亲身亲历的根据，因此也就愈发有一种否定的自信和理直气壮。毫无疑问，红色经典是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凝聚，在那个政治掌控一切的时代，出于种种原因，红色经典得以在时代漩涡的合力中被运作、被标举，它的产生具有充分的时代根据或时代必然性。当然，走出民族分裂、民族危亡、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苦难境地的全国人民，怀着巨大的翻身喜悦，对拯救他们于水火的伟大领袖、革命政治、革命政治的各层领导者充满感激之情，尊敬崇仰，信赖追随;他们深知这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人民江山换来了人民幸福，大家倾情于革命的丰功伟绩，这些曾与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共同战斗的革命者又正是现实的各层领导，这些领导者必然被现实地感恩载德;在这样的现实中大家发现自己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理想相遇，这里有大禹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精神，有孔孟圣贤克己复礼杀身成仁之道，有屈原殉国的情怀，有岳飞的精忠报国，有文天祥的正气歌，有五四学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诚……，这样的传统凝聚为现实的共产党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这一时代的到来既是历史的“预先规定”，又是巨人的历史突进。红色经典在这样的语境中被孕育出来，它的产生有着充分的时代根据。
那个无限忠诚、无限热爱的时代在全国性的严重的政治灾难中结束，红色经典的时代语境也随之消失。红色经典时代语境的消失同样是历史的“预先规定”。革命拯救的时代性无法取代民族与个人生存的历史性，感恩载德的时代情感也无法取代民族与个人发展的历史理性，政治的民族救赎的丰功伟绩，更无法在救赎之后取代生活及生存的其他方面。问题是这些无法取代在那个时代却被取代了，但就是这些取代也有其历史的“预先规定”，这类“预先规定”可以追溯到久远的祖先崇拜、宗法血缘关系，其后则是延续数千年的人伦道德、道德政治、圣君明主、封建集权、务实尚用、造反有理等等。无法取代在历史的“预先规定”中被取代，则又成为这被取代时代走向终结的“预先规定”。红色经典时代语境的消失，红色经典的时代价值也随之消失。当下，时人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尤其是此前时代的否定性语境中重读红色经典，红色经典的否定性问题也就随之提出。但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历史的“预先规定”，它的时代价值虽然随着时代而消解，但它的历史价值却因它终于成为历史而持存，红色经典在其持存的历史价值中持存着历史延续性。至于哪些是红色经典的已然消失的时代价 值，哪些是它在归入历史中持存的历史价值，当下的评价或言说因其仅只是当下所以就尚未归入历史，这尚未归入历史的评价或言说，则肯定不是历史的评价或言说，不管它是何等奇语惊人，慷慨激昂。詹姆逊在分析普列汉诺夫的“历史陈述”时曾谈到过这类问题，他指出，认为现实所说乃是历史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的陈述，那不过是“历史理解所特有的情绪，是那种伴随着精神过程的感觉”，人们凭着这样的精神过程获得对于历史事件的“仿佛第一次突然领悟”，而实际上，这样的“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像是历史的转义，像是历史理解过程的真正时间性的修辞手段，它事先假定，一种更加较为具体的具体，一种更扩大的历史沉思的语境，因此，它并非是证实对偶然的选择感不能成立，而是使之变得无法设想和没有意义。”由此，詹姆逊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历史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概念只有在事后才有效” ④ 。从当下经典或红色经典的历史价值判断来理解詹姆逊，则可以肯定，不管这类判断被判断者们自认为或标榜为如何体现了历史必然性，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其历史意义的真正获得，只能事后为历史所证明。
经典评价的历史意义尚须历史证明，经典评价的现时根据，则须现时阐释。当下，普遍性的经典重估或经典反思，实际上是文学价值标准的历史性反思或历史性否定，尽管这反思或否定尚有待历史证明。问题在于，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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