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当下文学价值标准发生重要变化的基本原因，在于大众文学趣味的权力化。

大众文学趣味是在历史延续性中经由日常生活形态，经由文学的大众接受而历史持存的趣味。唐传奇、宋词、元杂剧、明戏曲、明清小说，这类不同历史时期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并因大众喜闻乐见而繁荣而历史延续的文学样式，是大众趣味历史延续性的集中体现。前面谈到的红色经典，则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大众趣味的集中体现。此后，畅销的文学读物，经由文学脚本而制作的电视剧、小品等，又是近20多年来大众文学趣味的集中体现。

一般地说，不同历史时期应合大众趣味的文学作品，在其所属时代，登不上那一时代文学的大雅之堂，它们总是被那一时代的精英文化群体所排斥（应该说，宋词是一个例外，造成宋词例外的社会原因是宋代精英群体的世俗化，而这一世俗化的原因又可以在封建统治者分权而治的统治思想那里找到根据）。与大众趣味应合的文学样式的经典化，是后来精英群体参与的结果，是事后的经典化，这种价值变化不是时代运作而是历史提升。历史提升的原因在于大众趣味的非历史性。大众趣味永远是时下的，这是因为大众趣味总与其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生活的现实状况、现实理想与现实追求，以其切身性及切身压迫性，形成大众现实欲望、冲动与关注。与大众现实欲望冲动及关注相关的生活内容、生活过程，也就成为大众感兴趣、乐于谈论、乐于玩味的内容或过程，而承载或展现这类内容或过程的生活样式，也就成为大众感兴趣、乐于谈论、乐于玩味的样式，大众趣味由此而来。雅斯贝尔斯在这样的大众趣味中看到了人们的文化历史感的衰退或干脆无法形成，人们“除了追求一些有实际效用的具体目标外，不想去发掘自己的能力;他没有耐心去等待事物的成熟，每件事情都必须立即使他满意，即便是精神生活也必须服务于他的短暂快乐。” ⑤ 弗洛姆也曾从心理动力角度，分析大众建立在“真实感性”基础上的日常现实关系，总是从“真实感性”得以满足的角度形成各种冲动，也包括各种精神冲动:“他不断需要找到更新的办法来解决生存中的矛盾，找到更高一级的形式来与自然、与他的同胞、与他自己相结合，而这种需要就是他的精神动力的来源，也是他的各种感情、爱恋以及焦虑的源泉。” ⑥ 尽管日常生活交往与日常生活矛盾在历史延续中不断更新或者提升——一百年前的日常生活问题与当下的日常生活问题显然已大不相同，但其求解行为与相应的精神活动，却始终与相应时代的“真实感性”相切合，也就是说，时过境迁，大众欲求及生活关注应时而变，新的欲求及关注，总是适时地把大众引向各时代的时下，在各时代的时下情境中觅得归宿。时下性是大众趣味的时间定性。正因为这样，由唐代的大众生活所育生的唐传奇，它的属于那一时代的合于大众趣味的内容与传流形式，在继之而来的宋代，由于不再有大众趣味的根据而归入历史，也不再是后来大众的趣味对象。宋词、元杂剧、明剧曲、明清小说等，莫不如此。因此，当大众趣味投向别处时，此前的大众趣味对象就构入非大众的历史，它以被此前大众及顺应此前大众趣味的某些精英所雕琢的形态而成 为文学的历史形态;这种文学的历史形态作用于后来的虽不关注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大众趣味及趣味形态，却热衷于从此前的历史中寻觅、发现文学价值的精英群体，此前的大众趣味形态便获得了从此后转化为经典的可能性。从这重意义说，经典的历史提升，乃是大众趣味的历史化。

大众趣味的文学形态不经由历史化而直接获得经典价值并被某种程度地指认为经典，或者，未经历史化的现时大众趣味直接构成经典评价标准，包括对于此前经由历史延续性而形成的经典直接构成评价标准，这在经典评价的历史延续性中，并非常态，而是特殊的时代状况。出现这一特殊状况的基本时代条件，便是这一时代的大众趣味为这一时代的精英群趣味所认同，或者，二者在相当程度融合为同一种趣味，亦即同一化。

人以群分，这是历史之常，群分的人又异于不同文化层位，这也是历史之常，文化层位差异规定着文学趣味差异，这是文学经典标准很少在同一时代既为大众接受也为精英接受的社会文化原因。大众趣味与精英同一化，并不是趣味的超文化的自行融合，融合背后，乃是权力运作的结果。

宋词，在宋代相当一段时间里，既是市井流传的低吟浅唱、娇舞长歌，也是士大夫们的雅兴雅事。“宋代最繁荣的音乐样式是曲子，一种曲词合一的抒情歌曲，曲子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钟爱，上至帝王，下至市井百姓，皆喜好唱曲填词，士大夫文人更是乐此不疲。宋词创作的杰出成就，正是在这一风气的沾溉下获得的。” ⑦ 这种雅俗融通的趣味在宋代得以形成，总结宋代文学及文化的历史研究成果，主要是三方面原因:一是宋代统治者在内忧外困的国势下，实施高度中央集权制，皇权得到空前加强，在这一前提下，为缓解政治压力，便启动权力调解机制，给文官以更大的议政与享乐权，这便是巩固中央集权的制衡策略;二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议政与享乐自由的宋代文官们，又多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为一身的“复合型人才”， ⑧ 他们生活领域及生活情趣并不限于官僚政治领域，而是将其被授的享乐权在强烈的享乐欲望的推动下，向他们中的多数人所出身的市俗生活领域扩张;三是官僚阶层的这种面向市俗的享乐权及享乐欲望，以其高额俸禄为经济支撑，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有力地刺激了城市文化的繁荣，城市文化前所未有的繁荣又以其文化强势，促成精英趣味与大众趣味的融合。这里，集权与权力制衡，享乐权及其市俗延伸，城市文化的市俗繁荣及由此形成的享乐强势，正是一个权力运作过程。

红色经典的大众与精英两极趣味的融合，乃是政治权力借助于不同文化层位群体所共有的政治感恩、崇仰、追随的情智活动，经由一系列的日常政治手段和政治运动而取得的结果。当下，对于经典的重估、否定、颠覆，或者对于时下某些作品所进行的经典化，表面看来是精英群体所为，如经典的学术研究，经典的价值评价、经典的传记性或史实性解构等。但实际上，这是时下大众趣味对于精英趣味成功的权力动作。

大众趣味作为一种文化权力出现，这是此前历史所少见的，宋代的市俗文化强势，是集权制衡的政治权力在运作，因此它依附于政治权力结构，是封建政治权力支撑下的市俗强势。这一强势随着这一政治权力结构的解体而消失，便是前者依附后者的证明。当下大众趣味的权力化则不然，这不是政治权力的运作，起码，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没有到场行使权力。这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大众是市场经济的充满活力的主体，大众传媒也好，图像化也好，广告泛滥也好，网络化也好，黄金周也好，休闲狂欢也好，这都是自发的大众过程，也是大众的聚合过程。大众的市场主体性使大众成为一切功利的操作者与构成者，它可以决定任何市场品牌、市场经济大潮中的风云人物、各类商品、各种市场行为的起落生死或繁荣消亡，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大众的消费狂潮中随波逐流，这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消费的自由已经等同于自由本身了”。 ⑨ 为此，安吉拉·默克罗比在探索大众文化新时代的重要问题时，在引用了桑塔格这句关于“消费的自由”的精言后说:“理论重心转到了对消费品的选择所蕴涵的内在意义上，这意义可以为消费者创造一个新的身份，一个不同的，能够游移的身份，一个新的自我”。 ⑩ 这个已成为文化重心，因此也成为理论中心的消费者，亦即大众，在精英们的理论解释中，获得了权力身份，成为一个新的权力自我。

对于文学及相关的文学产品，如影视剧，靠创 意角本制作的文学与图像广告，借助歌词而传播的流行歌曲等，大众权力令人生畏。文学出版物印数排行榜，电视栏目收视率，报刊发行数，网站点击率等，这些可以让相关的文学及文论精英扬眉吐气，也足以让其就此沉没的可怕数字，都是大众趣味的具体化，同时也是其抽象化。面对这样的大众兴趣权力，经典的历史评价现时化了，精英们的价值尺度大众化了，而大众趣味则在其权力中经典化了——尽管这只是时下的经典化。而当下学术界的经典危言及颠覆经典的尝试，则不仅证明着大众趣味权力化的事实，而且也是精英标准面对大众的退缩。

注释

①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詹姆逊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③同上，第40页。

④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詹姆逊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⑤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3—174页。

⑥彭吉象主编:《中国艺术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⑦⑧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绪论“宋代文化与宋代文学”，对宋代官僚结构以广大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对其科举取士人数之多与历代相比“空前绝后”，对文官俸禄一加再加，享不胜享等情况，均有所述，并有一系列的统计数字为据。见该书第1～33页。

⑨桑塔格:《论摄影》，引自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译本，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⑩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同⑨，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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