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学科形态的生态批评虽然相对成熟于新旧世纪之交，但朴素乃至坚定的生态思想却始于人类的童年时期，沉淀在源远流长的中西哲学、美学、伦理学、文艺学等传统文化血脉之中。面对日渐严峻的生态情势，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以诚挚的生命情怀和开放的文化视界，正视全球化语境中接近极限的“成长”现实，关注生态，尊重生命，追求天人合一的价值立场，勇敢承担起修正错误方向、维护环境和谐、推动社会公正的人文使命，于苍茫的宇宙间显示出卓然的智慧风采。

【关键词】 全球化语境；生态批评；生成背景；文化承担

       生态批评在全球化语境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并非阁楼里几个相关学者一时的心血来潮或梦中呓语，而是日趋严重的生态时势强力压迫和激情呼唤的结果。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人类危机的第一篇报告，名为《成长的界限》。其中指出，如不有效抑制经济与人口增长，地球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食物不足而在100年内毁灭。此言既出，全球震惊。随后，人类虽然做出了一系列艰辛的努力来减缓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破坏，以延迟那个令人惊惧的“毁灭”预言的早日来临，但地球和人类“成长的界限”确实异常快捷并日渐尖锐地显露出来。这无疑成为全球化时代生态批评迅猛成长的可靠依据。

                                   沉重的现实：生态批评的现实生成

       全球化时代显然是一个加速消费或消费肿胀的时代。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经济发展、信息快递和空前的时尚化需求，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功利欲望，即为了眼前所得而急功近利，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诚如池田大作所说，“现代人在全速猛进，沉溺于自己对物质的占有和消费的恶习，使得全球性的对物质、粮食和服务的需求急剧膨胀”。“对于这种汹涌而来的军事优先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浪潮，人类想出的唯一的办法是，加紧利用自然环境，不加选择地开发最易到手的金属和燃料的矿床，以及一切可能到手的生物资源。这种行为正使我们唯一的无法替代的地球陷入不可挽回的枯竭的境地。”[1]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症候，为生态批评的现实生成提供了坚实的逻辑支点。

        一、生态批评的生成境遇
       客观地说，人类对于地球的索取并非始于全球化时代。而且，从生态平衡的视域观察，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必需生活资源的适度享用也是完全合理的，此所谓天赋人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失去了人类及其消费行为的地球也是不完整的。基于此种考量，有人极力倡导一种承认人的合理消费的“亚绿色文明”。问题是，人类这种符号性文化动物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满足于自然的基本需要，而是像席勒所说，他要追逐审美补充和“剩余享受”。关于这种消费欲望的趋大化，维柯早在《新科学》中就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在他看来，世界上首先是森林，然后是茅屋，接下来是村庄和城市，最后是学院。与此相应，世人首先是粗野，其次是严峻，然后是慈祥，再下去是精巧，最后是淫逸。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压力和消费快感，使我们自慰于竭泽而渔的智力游戏之中，陶醉于移山填海的改造性喜悦之中，放纵于“只争朝夕”的速度冲刺的狂欢之中，自私自利，耍蛮逞能，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委实到了骄奢专横的地步。
这种由过度功利化的消费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从下面简要的陈述中不难看出其严重性和赶快纠正的必要性。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日前检测的“人类生态脚印”来看，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超过了大自然再造资源的速度。这意味着，人类已经不是依靠自然资源产生的“利息”生存，而是在消耗大自然的“本金”。报告指出，如不及时有效地改变这种“超支”状况，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就面临着在本世纪中叶发生大规模崩溃的危险。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于2005年1月27日联合发布了“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被评估的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前五位的分别是芬兰、挪威、乌拉圭、瑞典、冰岛，位居倒数前五位的是：朝鲜、中国台湾、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中国排名第133位，倒数第14名。此次评选，科研人员共采用了包括自然资源拥有情况、过去和现在的污染水平、环境治理方面的能力与努力，以及对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所做的贡献等在内的21项评价指标。名次靠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资源贫乏和管理失当。同年5月2日，来自世界130多个国家、地区及相关组织的800多名专家聚集在乌拉圭海滨城市埃斯特角，商讨人类面对有机污染物的问题。结果认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自然环境中滞留时间长，毒性大，对生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损害很大。其实，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早在1992年6月4日就发表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其中指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2]这种强调，不仅尊重了人类生活的权利，而且明确规定了人类“与自然相和谐”的责任。事实上，假如我们及时记取罗马俱乐部首任会长奥锐里欧·贝恰博士的忠告，情况或许会更好一些。他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成长的界限》）否定了把为成长而成长当作伟大目标的想法，开辟了‘有机的成长’、‘持续的成长’和‘开发’等新概念诞生的道路。而这些概念有利于把我们的思想方法引到更健全的方向。”[3]然而，遗憾的是，人类总是事后才感受到事情的严重性。

        二、生态批评的学理内涵
       尽管今人对于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浓郁的现实关怀有着较为普遍的文化认同，但人们对于“生态批评”的理解却并不完全一致。经相关学者的初步梳理，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该术语大致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概括地说，生态批评既不是一种纯文学批评，也不是一种模式化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将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的有关生命背景及其相互和谐的观念导入文学研究的一种现代批评理路。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类生态学家约瑟夫·密克尔就在其《生存的悲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在他看来，文学生态学的要义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其一，以文学文本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观照对象；其二，旨在探究文学对于人类环境行为的影响。这种概括虽然并无精深复杂之处，但却触及到了生态批评的原初意义和本质内涵。1978年，美国生态批评家威廉·鲁克尔特发表了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的论文，明确阐释了“生态批评”这一文化观念和批评理路的性质与范畴。
       在众多关于“生态批评”的描述中，最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大概是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文学与环境教授”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所给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实际上，为数不少的人都在为建构原初型生态批评做着努力。这再次表明，正是全球化时代的严峻生态本身选择了生态批评。劳伦斯·布依尔认为，“从组织上说，文学—环境研究兴起于‘西部文学学会’内部，是那儿的学者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传播开来，创建了‘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及其刊物《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举行了一系列越来越国际化的大型研讨会；而从本质上说，它作为一场批评探究，把重点首先放在英语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上，主要考察其非小说及诗歌关于自然界的写作。”在他看来，包括自己作品在内的生态张扬受到了超验主义运动的影响。“超验主义是国际性的欧美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浪漫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定义性标志之一就是鼓励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自然界的尊重和评价。在美国，起主导作用的超验派作家爱默生等人，特别是其中的梭罗，对以上特点表达得尤其鲜明。”[4]由此可见，生态批评既是全球化时代现实环境催生的结果，也是并且也应该是人类生存的高级精神追求。

        三、生态批评的开放视界
       既然生态批评是一种批评观念或文学研究理路，那么，承上所述，其界说也就不宜太过具体。所以说，“生态批评是个非常庞杂、开放的批评体系，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特征，它立足生态哲学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将文化与自然联系在一起，雄辩地揭示了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想象力的危机。因此，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仅靠自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积极广泛的参与、引导，必须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打破基于机械论、二元论、还原论的传统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视角去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对策。”[5]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得以从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出发，纷纷对生态批评作出各不相同的命名，如“绿色文化研究”（green culturalstudie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阅读博物学”（naturalhistory of reading）等。美国米德尔伯里学院英语与环境研究教授约翰·艾德尔认为，这本身反映了生态批评不可思议的多样性。
       经过上世纪70年代的启动和80年代的拓进，生态批评在90年代渐趋繁盛，先后出版了几部佳作。较有代表性的有：克洛伯尔的《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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