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怎样界定，生态批评的根本目的乃在于运用生态智慧以探讨生态旨趣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这也是生态批评与文学艺术形态的天然契约。

        一、生态批评的艺术向往
       生态批评是一种具有鲜明情感指向的伦理性批评思维，这与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谋求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因为，在人的符号化生存中，“几乎没有一个句子——数学的纯形式的句子或许例外——不带有某种情感或情绪的色彩。”[7]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人的审美经验从何而来？生态文学的精神诉求何在？生态批评能否妥善解决上述问题？
       人的审美经验其实源自人与环境间的和谐感受。所以杜威说，审美经验存在于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之中。当然，这包括文学形态中被艺术强化或“陌生化”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审美关系。“《诗经》中所渲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亦有高廪，万亿及秭’的情景至今令人神往。老庄深厚的生态哲学思想为后人所景仰，《管子·五行》也早就载有‘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信条。”[8]这种天人相谐的大美、至美感受的获得，取决于人的自然情怀和生命意识，受制于人类真诚的感恩心理和博大的道德趣味。正如A·施韦茨所说，有道德的人不打碎阳光下的冰晶，不摘取树上的绿叶，不折断一根花枝，就连走路时也小心谨慎以免踩死昆虫。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体现于这种审美关系中的审美经验难免带有苦涩的意味。生态批评家克力斯多夫·梅内斯在《自然与沉默》中对此深表痛惜，认为在人类咄咄逼“人”的淫威下，自然已从“万物有灵论”的在场转换到象征性的符号在场，从“会说话的主体”转变成“沉默的客体”。而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唤醒我们周围那些被严重异化的“沉默的客体”，恢复其在场性主体身份和说话的权利。或许，正是这种苦涩意味才保证了生态文学艺术价值的饱和化乃至超值性实现。这再次验证了弗莱关于艺术价值在于“充分再现我们已经丧失的与环境的本源上的联系”的判断的有效性。因为，“生态批评坚持生态学的颠覆性的信条——相互联系的观念，将自然、人类、文化联系在一起，跨越学科之间的界限，探寻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策略，其根本目的是建构生态诗学体系，倡导生态学视野，让它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技术领域，以便从根本上变革人类文化，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怪圈，扩展人类的伦理，开拓人类的观念，向以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转变，真正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蓝图。”[9]自此，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携手合力，相依为命，相得益彰，共同守卫着自然的尊严、环境的和谐、生命的依据和宇宙的法则。

        二、生态批评的文学诉求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生态文学则是对于严峻生态现实的文学反映。歌德说得好，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的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人格与心态都十分健全的现代“生态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学写作的生态情怀在唤醒人们的生态良知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态文学虽有广狭义之分，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显然是指以自然的平衡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为书写内容和最高指归的文学类型，即狭义的生态文学。王诺认为，“生态文学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有本质的不同。仅仅描绘自然和感悟自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如果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进行文学领域里的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那就更加谈不上生态文学了。生态文学是具备生态意识的文学，它的创作者能够从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怀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为生态整体立言，并全面深入地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10]他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提出，面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开始直面生态危机和生存环境，继而纷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至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态文学直接掀起和推动了波澜壮阔的全球性生态思潮，让世界逐渐修正了发展方向，使人类有望回到与大自然同走一条道的轨道上来。这是事实，也是祈祷。
       王诺的界说有些严厉，展望也较为乐观。但我们略加考辨便不难发现，生态文学的写作可能远远早于生态危机的全面彰显，生态文学的实践也远远早于生态批评的文化默契。陶渊明、徐刚、哲夫、苇岸、梭罗、卡森、缪尔、华兹华斯、利奥波德、艾特玛托夫、卡尔逊、普里什文等作家不失为古今中外生态文学创作的佼佼者。除《兹拉他日记》、《复合污染》、《家园》、《瓦尔登湖》、《世上本无害虫》等知名生态文本外，2006年初，长江文艺出版社以5卷15部计210万字的容量，重力推出了米·米·普里什文的《普里什文文集》。该文集旨在追求“心灵与自然的吻合”，它的有关部分与亚欧美的其他生态文学一起，再掀生态文学话语的全球性浪潮。
       具体到我国，除生态散文、生态小说和生态电视之外，生态报告文学的成就可能最为引人注目。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失去平衡》、《伐木者，醒来》、《中国风沙线》、《淮河的警告》、《汪洋中的安徽》、《水患中国》、《北京水危机》、《中国水危机》、《中国的水污染》、《挽汾河》、《中国江河大坝思考》、《淮河生态报告》、《生存与毁灭》、《走遍黄河》、《“帝国时代”的黄河》、《黄河生态报告》、《长江生态报告》、《只有一条长江》、《长江传》、《渴》、《超载的土地》、《西部在移民》、《我将飘逝》、《酸雨》、《黄土地，黑土地》、《沉沦的国土》、《土地的童话》、《问苍茫大地》、《土地的呻吟》、《拯救大地》、《共和国告急》、《第二国策》、《世纪末的忧思》、《北中国的太阳》、《阳光下的土地》、《白天鹅之死》、《国务院一号特急令：来自野生动物的呼唤》、《人和自然保护区》、《守望家园》、《善待家园》、《绿色宣言》、《地球传》、《别让地球再流泪》、《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等作品缤纷亮相，以文学化报告的方式承载了生态启蒙的使命。“它们以珍爱自然、保护环境、善待生命为主题，筑起了生态报告文学的亮丽风景”。上述远未尽列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无疑是具有自觉意识的生态文学的主力方阵，是它们扮靓了中国生态文学的时代舞台。就作家而言，哲夫和徐刚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生态报告文学专业户，他们好比中国当代生态报告文学星空熠熠闪光的“双子星座”，给新世纪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生态文学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三、生态批评的文化前景
       判定一种思维的现代价值，预测一门学科的生命活力，标准固然多样，但最根本的是要看它是否较好地解决了现实问题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未来创新空间。而且，这种创新空间要充分照顾人类与自然、心情与环境、现今与未来之间的永和谐、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在此前提下，我们不仅要培育创新型人才，还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创新型世界。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11]这不仅为我们推进国家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给全球化时代中国生态文学以及生态批评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与自然的交往，与环境的互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采集狩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适应自然而存在的”；“第二阶段是所谓的‘产食革命’（Food ProductionRevolution）阶段，开始生产，开始种植作物或饲养动物”；“第三阶段的出现：工业革命的开始”。“工业革命最重要的表征是能源的利用。能源的利用在人类发展历史当中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热能。……进入电力的时代，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发明了核能。”[12]每一阶段的“进化”，都以资源的索取、能源的消耗、毁灭性危险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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