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约翰·菲斯克电视文本理论建构的意义 

            　　随着我国电视传媒业的迅速发展，电视理论与实践研究获得了较好的提升。但其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或偏差）：一是新闻传播学界的电视研究大多数还是停留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验实证主义理论的运用，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单一性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如量化统计、内容分析、受众分析等方法，它们虽然能验证电视与观众互动的某些现象，却相对忽视了这些方法与现代符号学、文化哲学、语言学和接受美学等人文学科方法的有机整合，无法揭示电视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互动的复杂关系，无法深刻地揭示当代复杂文化语境中电视的文本特性。二是一些原来从事文化哲学和文学研究的学者对电视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借用传统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包括电影理论）的理论和方法，忽视了当代电视在文本形式、媒介特性和接受方式及其机制上的区别，把电视“电影化”、“文学化”，忽视了这些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理论方法与传播学、媒介形态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有的研究者从欧陆传媒批判理论出发，对当下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文化展开激烈的精英主义批判，但随着电视传媒产业化浪潮的日益高涨，这些声音似乎被淹没了，甚至被讥为“不懂传播学、不务实而徒发不着边际的高级牢骚”。三是电视传媒业界内对电视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常常停留在节目策划和制作技巧、电视产业化策略和品牌化战略等实践经验的总结，明显缺乏跨学科意义上的理论深度。多年来，我们的电视研究一方面局限于狭隘意义上的应用操作研究，而缺乏针对当代电视特性的跨学科、多视角的整合性研究；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无视电视传媒的文本和媒介特性，把传统的文艺理论（或电影理论）直接移植到电视研究中，从而遮蔽了电视本体的基础理论研究。菲斯克电视文本理论的建构启示我们，当代电视既是一种媒介技术化、社会“代码”化的符号系统，又是一种工业化、商业化的社会文化现象，对它的研究就必须要有符合当代电视特性的传播符号学、当代文艺学、大众文化学、哲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跨学科的综合性视野，把社会科学的经验实证与人文学科中“质的研究”（价值评判）有机地结合起来。

            　　菲斯克指出了电视文本中声像符号结构的“非线性”和矛盾性特点，并把传统文学理论中的作品延伸到电视符码及其成规的层面，这些符码和成规运作于电视作品之中，将节目文本与其他文本和符号系统联结起来。于是，在他的文本理论中，电视文本就成了话语符号指意运作的复杂缠结的开放性的聚合点，而非封闭和独立自足的东西。传统文学理论中单一而自主性的作品成了当代文化理论中的“生产者式文本”。另外菲斯克还从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角度，揭示了当代电视的机构和经济的本质（显然这是传统理论所忽视的），并深入分析了由此而带来的电视文本的开放性、互文性和多义性等特点。在电视文本意义的生成问题上，尽管菲斯克从作者及其作品（初级文本）转向了观众的解读活动，强调观众解读活动和互文性关系的重要性，但他也注意到解构主义否认任何文本意义存在的偏激性。这些观点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当代电视（文学）文本的特性及其意义的生成机制都有着积极的价值。

            　　当然，菲斯克的电视文本理论也并不是完璧无瑕的。首先，他关于互文性、抵制性受众和抵抗性阅读等概念，站在了反作者文本决定论和“受众位置”理论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作品文本（初级文本）在意义生成中的应有作用。其次，他把处于复杂变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读者及其解码活动一律定位于“抵抗性”或“颠覆性”这一维度上，这显然是主观片面的。另外，菲斯克在论述电视的两种经济——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中，他承认资本作为支配力量的存在，同时又把分析的重点偏向观众在文化流通过程中对资本统治及其宰制性意识形态的反抗和颠覆，认为观众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反抗性消费具有创造性的活力，由文化工业生产的流行文化似乎就成了人民自己的文化，人们可以从中找到社会改革的机会和动力。可见，他所代表的大众文化观还带有较深的主观主义的文化能动论色彩。

            　　注释：

            　　（1）参阅菲斯克、哈特利《解读电视》“译序”，郑明椿译，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

            　　（2）参阅胡智锋、罗振宇《学院精神与学理路径——理论视野中的“电视批评”》，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

            　　（3）（4）（5）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第128页，第153页。

            　　（6）（7）菲斯克《电视文化》，祁阿红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0页，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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