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四要素：世界，作品，艺术家，读者。但在后现代文论思潮的冲击下，文学四要素所包含的传统文学观念遭到彻底的颠覆，引发了文学性危机。这一文学性被消解和颠覆的过程何以发生？梳理问题的关键何在？结合20世纪美学的语言论转向的学术背景可以探知，符号学考察显然是解决此美学问题的理想途径。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学术灵魂的大师如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展开理论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割裂符号与世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从而动摇了传统哲学和文学理论的语言学基础。世界（现实），作品，艺术家，读者等文学要素所包含的传统文学内涵正是在符号裂变的过程中被消解的。

一、（世界）现实的文本化和仿像化——文学再现论的转折

古典文艺理论的现实观建立在朴素的实在论基础之上，人们相信，艺术和现实之间也存在着一致性。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和达·芬奇的“镜子”说是传统文学再现论的代表，它们强调文学能够如实反映世界并达到真理。这种观念在现代受到符号学始祖索绪尔的挑战。在能指——所指——指涉物三者关系上，索绪尔撇开了第三者，即语言可以组成自己的现实而不必转向自身以外的世界，语言与世界不必对应。在他的直接影响之下，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和结构语言学领域卓有创见，确立起“语言结构”本体论，强调语言结构对世界的构成和组合功能，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与世界的关系被颠倒了。

结构主义区分了符号和指涉物（客观现实），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则进一步区分能指和所指。索绪尔认为符号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结合而成的统一体，但德里达针锋相对地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远非和谐对称。他指出，由于“结构”范畴依赖于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和符号的差异性原则，即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联结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符号意义的确定依赖于它和共时系统中其他成份的差异关系，所以，“结构”或中心本身也必定与其他符号一样，其意义在无休止的差异游戏中被推移、延宕和悬置了，“这种中心的‘在’从来都不是它自己，它总是已经被逐出到它自身以外的替代者身上去了。”[1]（p249）德里达认为语言符号完全自我指涉，沉湎于“能指的游戏”，不但削解了的索绪尔的能指—所指、言语－语言深度模式，也削解了亚里士多德或黑格尔式的现象－本质的世界观，传统的文学再现和艺术真实观被彻底瓦解。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实的能指平面化又演变为现实的仿像化。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发现，消费社会的“符号”遵循一种“消费逻辑”，通过“符号操作”来否定真相，造就一个超真实，“仿真”的世界。形象则与任何现实都无关，它只是自身纯粹的模拟物的仿像。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极度追求的各种仿橡的大批复制。符号不但与现实指涉物的关系切断，而且直接虚构现实。

二、作者的死亡——文学表现论的终结

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康德把人的主体性上升到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实践理性为自由立法、判断力为艺术立法的启蒙高度。十八——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突出审美和文学的主体性，实现了文学模仿论向表现论的巨大转变。然而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发展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所谓“客观主义批评”则批判了作者意图说，结构主义——符号学这种语言中心形式主义也直接否定了作者在创作中的作用。后现代的哲学话语则是以“主体分裂”为自己主要理念。继尼采“上帝死了”，海德格尔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抨击，拉康，福柯，巴尔特，德里达主要从符号学角度对个体理性和主体中心，对文学要素中的“作者”进行了彻底的解构。

拉康是“主体分裂”论的始作俑者，与索绪尔的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的统一谐和不同，拉康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充满障碍、断裂，潜意识只是能指的不断运行和滑动。主体既被语言构建，也被它颠覆，无法实现纯粹的自我同一。“自我是主体的一种功能和效果，这个主体总是扩散开去，从来不与自己认同，而总是沿着构成它的言语链伸展开去。”[2](p186)

福柯通过独特的“谱系学”和“考古学”方法介入人文学科研究，指出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建立在一系列的特定文化氛围中的规则、样式和虚构的基础之上。并不存在独立自主、自我决定的普遍形式的主体。在《什么是作者》一文，福柯提出作者只是一个“功能体”而非文本的主宰，不要去追问作者表现了什么，而要去了解社会文化关系和权力之网对作者讲述行为的支配作用，“总之，必须剥夺主体（及类似主体）的创造作用，把它作为讲述的复杂而可变的功能体来分析。”[3]（p523）

        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已经有意令作者退蔽，在《作者之死》中正式宣布作者的“死亡”。作者并不“表现”个人生命，只是语言拨弄之下的一个表演者。传统文学观念以为作品是作者的产物，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尤如父与子的关系。但在符号和文本交织的世界中，作者“如果他确实想表达自己，至少他必须懂得，他想‘翻译’的内部‘事物’本身只是现成的词典，词典的词只有通过别的词才能解释，等等，以至无限。”[4]（p510）作者成为当下的“抄写者”。

三、作品的“互文本”化——文学客体论的破产和文化研究的兴起

   “作品”被指称为“文本”始于新批评文论，因为“文本”分析可以忽视作者和社会历史背景，进行语言学的修辞学的“内部研究”。之后的结构主义文论则探索众多文本背后不变的共时性的“结构”，强调文本的固定和意义的单一。如果说结构主义重视语言的结构功能，后结构乃至后现代主义更突出的是“不确定性”，从语言学、符号学角度全面解构文本，使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中心走向边缘，从单一走向零散，从内部走向外部，理解这一转变的核心理论即“互文性（文本间性）”。围绕它的阐释与讨论意见，大多出自法国思想家，主要有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杰拉尔德•热奈特、迈克尔•瑞法特尔。他们一般认为，由于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差异而形成滑动的“能指链”，文本必然指涉其他文本，既包括文学文本，又包括非文学文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这必然导致文学作品客体研究的解体，引发文化诗学和文化研究的勃兴。

      克里斯蒂娃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最先提出“互文性”概念，“互文性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之间的互换”，由于指意行为避免不了“转移”，文本就会变成“多样的、破碎的”符号。[5]（p424）巴特在《作者之死》里曾经提出过“文本是来自文化的无数中心的引语构成的交织物”的思想，在《Ｓ/Ｚ》中又将文本分为两类：“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在理想的“可写性文本”中，“有许多互相起作用的网络，没有一个网络能超出其他网络之上，这文本是能指的星河，而不是所指的结构。”[6]（p554）文本可写即意味着文本的能指化，互文本化，平面化。

德里达在文字学基础上，在以“延异”为本体重新解读黑格尔、尼采、索绪尔、海德格尔的符号学思路下，对“互文性”进行了解构主义的哲学阐释。根据“延异”这种活动，“语言或任何符码，任何一般性指涉系统，都被‘历史性’地构成为差异的编织物。”正是因为“延异”，“每个出现在在场场景中的因素同非他自身之物相关的情况下，表意活动才是可能的。现时在场素因此也使自身保留过去因素的标志……这就构成了踪迹，次踪迹同未来、同过去有的同等的相关性。”[7]（p77）本文总是关涉其他文本，追寻本文的意义就是追寻其他文本的“踪迹”，这个过程永无尽期，文本被无休止地瓦解。

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本”理论扭转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方向，拓宽了研究范围。“耶鲁学派”之后，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迅速兴起，旨在打破文本的桎梏，将社会历史的因素重新引入文学研究，应该说是继承了解构主义的精神衣钵。文学理论跨学科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政治、经济、哲学、语言、性别、传媒、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可以说，文化研究的崛起与“互文本”理论有直接的联系。

四、读者的作者化——文学意义的流放 

现代文学阐释观认为，作品中有作者的赋意，不同的读者限于“前理解”，与作品对话达到“视野融合”。后现代主义的意义理论则明确地阻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连接，消解了现代文学阐释学残余的客观性，文本只是“能指的游戏”，意义成为读者可以误读的狂欢。

拉康最早打破能指与所指的和谐关系，能指成为所谓的“漂浮的能指”，而“所指”就成了“不断滑退的所指”。阐释活动成了能指链或意义链的滑动。依巴特之见，古典文本从能指到所指是平坦透明的线性过程。后现代文本的能指与所指断裂，诠释一个文本，不再是给它一种固定的意义。《S／Z》就是巴持对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萨拉辛》所作的狂欢式阅读。值得注意的是，巴特的“读者”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读者没有历史、传记、心理，只不过是把在一个领域中书面的文本赖以构成的所有痕迹执在一起的那个人。”[4]（p512）读者也成了一个无生命的“功能体”。

德里达颠覆了语音的“语音中心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他认为，符号所表现的意思并非两个符号之间差异的结果，而是陷入一张充满差异的无边无际的网。语言就是一个无限差异、无限循环的系统，而不是能指和所指组成的对称单位，“没有一个单独的所指……能够逃离构成语言的意义指涉的嬉戏。”[7]（p96）德里达用“延异”、“播撒”、“踪迹”、“替补”这些概念一再强调着意义流逝，中心解构的思想。在他的影响下，耶鲁学派提出过阅读即误解，误读即写作，写作即误读的反语言中心、反意义中心的极端言论。

通过对以后结构主义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符号学考察，可以发现，拉康、福柯、巴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人都将索绪尔关于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和谐意义体的学说当作攻击对象：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断裂，能指的漂浮，能指的游戏，意义的延异，文本间性……这些关键词是其理论创新点，动摇了传统哲学和文学理论的语言学基础。反本质主义、反启蒙主义、反主体性、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精神无不生发于此。西方当代哲学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概念哲学和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由追求客观绝对性的认识论转向人文逻辑的解释学思维；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由形式主义、新批评的“内部”研究，由结构主义的普遍性的封闭式的研究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思潮的打破“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开放式研究，都得益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符号学突破。当然，后现代主义以极端的方式颠覆传统哲学和文化，其文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反现实主义、反人本主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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