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2。小说思想方式
3。资料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 4。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
5。文学体验和理论思维 6。意识形态的表达和批评
7。社会介入和理论认知 8。文学理论分类学
9。社会性规范和学术性规范 10。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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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在结构主义“五巨头”中最初引起我强烈兴趣的不是哲学家福科和阿尔杜塞，而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文学家罗兰-巴尔特。1978年初读巴尔特写于1968年的 “历史 的话语”时，内心即产生了强烈的震撼。<野性的思维>是我翻译的第一部结构主义经典书籍(主因其关于历史理论的第九章)，“历史的话语”则是我翻译的第一篇结构主义代表性论文。而最初吸引我投入结构主义研究的这两部作品，均表现出了不同于历史哲学方法论的符号学历史理论风格。我确信文史理论研究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就罗兰-巴尔特而言，他的文本修辞学分析技术其实比他的纯理论 性论述更具独创性。 虽 然曾获得一般符号学理论家和文化符号学分析家的巨大声誉，巴尔特的“本业”是“文学”，是比英美新批评派理论家更贴近文学本身或一般文学现象的分析家：前者以20世纪现代派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企图在文化整体视野内渗透文学的“本质”。巴尔特企图从文学内部解剖和呈现“文学”作品的形成和作用的一般条件和方式。
在20世纪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中我们看到另一种“文史哲不分家”现象。在广义人文学理论分析领域，文学理论占据 首要地位，因为文学是诸人文学科中除语言 学外与语 言问题关系最密切者。语言学一方面是结构主义人文科学的原型和基础，但其“内容”是外在于文化世界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则必然面对着和包含着世界内容。文学研究和科学方法论的联系由来已久，而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是兼顾内容和形式的，或以内容和形式的结构关系为对象的；秉持着锐利的结构语言学工具，从而开辟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全新研究方向。巴尔特不仅是此文学研究方向上的先驱之一，而且还担负着文学“创作者”的角色，此即其“写作论”实践。巴尔特的分析和创作的有机结合活动，多方面地揭示了当代西方文学的特质，现状和趋势。巴尔特并非文学问题的最终解答者，而是文学问题有效地提出和探索者。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实践可以说包含者两个方面：直接的理论分析和间接的问题呈现。后者是通过其散文写作体现的。就其增深人们对文学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方向而论，巴尔特比二十世纪许多讨论文学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要更为重要。为了恰当理解罗兰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我们须先了解二十世纪文学理论问题的一般背景。
首先应注意，为什么巴尔特总是要把文学和历史相提并论，实际上他把二者与其共同相关的叙事结构问题，以及话语和现实的再现关系问题，作为其方法论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对现实和对叙事的思考表明，巴尔特的文学观察是以两个世纪来的小说思想为主要对象的：文字叙事话语形式及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与俄国世纪初形式主义以来的文学理论思考一脉相承的。结构主义文学思想的世纪性转向预示了文学和史学的思考，从内容面向内容与形式关系面的全面转移，使我们进入文学和历史问题的深层理解领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批评以及与其相承续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性格上，都是以作品内容面的分析为特色的，其目的是把文学当作政治和社会活动计划的“手段”。在此文学成为实用主义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社会运作策略手段的一部分，其独立表达和认知的功能则大为削弱。文学思想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运作的手段，其价值取决于此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功利需要。文学家也就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目标的贯彻者。萨特曾成为此一传统的最新代表。在战后欧洲人文精神失落的背景下，萨特以其富有煽动力的哲学美学修辞术提出了充满意识形态特点的“为人生的”文学观，而其内容却具有明显的虚构性(有无论)。面对战后思想环境，罗兰-巴尔特则强调对文学本身的特质和可能性加以客观认知的必要 ：结 果，文学理论不等同于用文学手段来传递意识形态的理论化借口，其目标首先在于剖析文学传递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功能。在此，意识形态的讨论并不涉及其内容的正误，因为意识形态内容的正误问题，根本上是一个文学之外的知识性问题(善恶是非和行动方法)。作为吸纳和传递意识形态的文学家对于此意识形态内容本身并无现成的判断能力。
2。小说思想方式
如果按照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把文学当作“反映”和“影响”现实的文字手段，作家的问题首先是对世界现实的认知问题，也就必然涉及如何恰当“求知”的问题。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型思想家到了二十世纪无不面对着一种精神压力：如何求知以及如何处理认知和文学表现的关系？苏联的“灵魂工程师”文学观，不过是说文学家须以特殊文字媒介担负统一安排的革命任务，此任务及相关的知识基础则是已经由他力所先定的，文学家对此先定内容方向并无独立探讨之必要和能力。其实广义而言，古典型小说家均是既定意识形态的传承者，但不同的是，小说表现形式与十九世纪综合认知形式相互一致。这种一致性到了二十世纪受到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和现实主义绘画一样，小说叙事面对着时代广义“照相术”的挑战，作家“描写”现实的能力和必要性迅速降低。而照相术未能深入的内心世界表现力的问题，则受到另一种更严重的挑战：二十世纪知识和社会性质的革命性变革。古典小说所擅长的内心世界表现蜕化为“表现什么”的问题。西方二十世纪纯文艺小说，特别是英美小说的全面“内向化”，部分地源于同样的主体认知方式的压力，因为传统的知识型信仰(哲学)和社会性信仰(宗教)经受着时代科学知识的全面挑战。至于作为社会解剖家的文学家，其任务甚至更为可疑：如以揭示社会真相为目的，文学家的知识准备能否使其胜任其职？其所需知识来自何处？当人类的知识积累已为我们准备了远远超越先前的学术遗产之时，小说家能否只依其文史常识和社会惯习来为社会提供“诊断”和“处方”呢？一百年来小说家的一时成功作品内诸多“过时”和“不当”内容中，有多少是源于他们当初的知识未足呢？。事过境迁，他们仍然不反省当时为什么不努力求知而是勇于向大众授知； 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不须学习现代各种相关知识即可成为 人生 智慧导师呢？结果，用“形像思维”表达的肤浅思想反因其运用了有感动力的“故事形像”而具有了永恒价值。社会不是按照作品的内在价值去评论得失，而是以其在社会历史文化市场中偶然获得的“值位”(知名度记载) 去评价其得失。
萨特一类作家是“永远正确的”，彼时也有理，此时也有理。于是四五十年代如日中天的萨特的哲学式文学理论成为罗兰-巴尔特的主要反省和批评对象。在存在 主义文 学和所介入的政治运动之关系的问题上，巴尔特发现了存在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内在性矛盾。巴尔特文学理论现象显示了两个不同方面：文学“本身”的内在结构研究(作品形成内部条件研究)和内容意识形态研究。后者却相关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而成为非独立性的方面。而在十九世纪小说世界，内容是前科学地直观形成的。别林斯基真以为他掌握住了通过文学反映的社会客观真理。托尔斯泰真的认为他深入了人生和人类问题。其实他们所留下的不过是自己的主观世界，客观描述不过成为表现主观愿望的手段或材料, 他们却将其呈现为客观性认知，从而产生了种种模棱两可之论。二十世 纪现代小说，不再以社会客观认知专家名义出现，干脆直接表现作者个人主观，以期探索更实在的精神世界。如果仍以十九世纪照相式小说为工作方式和目标，任务马上变得混杂起来：为什么在知识蓬勃发展时代还要用虚构故事的方式来表现和评价社会性现实呢？为什么不用表达客观真实的手段----科学描述和论断----来更有效地完 成此 任务呢？在百年来历史意识形态高度混乱之后我们多么需要一部扎扎实实的<曾国藩传记>，夹叙夹议，力求真实；我们为什么要用传记小说的形式来弱化此历史认知功能呢？在司马迁时代，历史记叙中穿插虚构部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对后世来说仍有一定意义。科学时代的“解释学”的条件已然根本变，用虚构故事方法去认识和表现社会则决难再与十九世纪小说相提并论了。
3。资料研究和理论研究
今日看来，如果巴尔特仅只是一位文学理论家(符号学，修辞学，叙事学)，其文学认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大概会逊色一半。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诸流派的蓬勃发展表现了现代西方学者对文学现象的理论分析兴趣已然相当普遍。巴尔特的“文学认识论”探索还包含着另一种非理论化形式，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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