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看到有两个罗兰-巴尔特形像：唯美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述者和对其进行 意义构成分析者。前者使其参与“后结构主义”的或反理性主义的文学实践，后者使其对一切文化和文学话语表现进行理性主义的文学解剖。作为理论方法论家，巴尔特是符号学家，叙事结构分析家，修辞学家，意识形态批判家，作者论创立者，以及历史理论家。这一活动方向从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减弱。等到他进入法兰西学院后，理论分析的动力已成强弩之末。但是他三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实践已完成了上世纪最杰出的文学思考成就之一，并特别影响到人文科学的领域共同的基本课题：叙事话语的意义构成问题。他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各门科学，而是文化和学术的话语结构。在法语世界进行的具普遍意义的理论检讨，将可扩大应用到人类一切人文话语研究系统。例如在读解了“历史的话语”一文之后，我们还能对一切古典历史典籍照单全收么？巴尔特的历史理论是可直接与“古史辨”一派相衔接的。 

7。社会介入和理论认知 

我在1985年译出了“艾菲尔铁塔”之后，每次来巴黎时巴尔特的感受和观察方式遂不时浮现于心际。偏重人生现实的我之文学兴趣，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如仅举三人当是：托马斯-曼，劳伦斯和巴尔特。前两人的战前小说，巴尔 特的战后散文。我从不 喜欢萨特的哲学，也不喜欢他的文学。对我来说，巴尔特的朴素真诚和萨特的矫柔造作形成了明确对比。如此心仪巴尔特，我却迟了一步，未及直接请益(1982年我在美加先后访谈过克莉思蒂娃，托多洛夫和福科。直到1989年才见到列维斯特劳斯和保罗利科，但和他们早从1980年起就开始不断通信了)。我译出的小书<结构主义>1980年出版后，曾寄给多位法国“结构主义者”，而其时巴尔特斯人已逝。其实早在1979年初时即已应<哲学译丛>之约译出了“历史的话语”，不料由于某美学专家和副主编拒用而未能及时刊出。这样，我就没来得及在巴尔特逝世前向其致意(他如知道我译出了此篇文章，即可相信“吾道东矣！”)。法国的巴尔特和中国的顾颉刚这两位领域不同的历史思想家的共同之处是，均在选择的特定“话语自足域”内实行着分析方法论上的一致性运作(一以贯之)。思想的力度首先体现于文本读解中原则和程序运作一致性的感觉上，析读的水准不在于旁征博引，而是表现于对问题的选择和组织的方式上，从而才可引致较深、较高层次上的话语“可理解性”提升。文学理论首先是指有关对象形成条件的思维；既非仅指直接运用文本话语之思想内容，也非仅指对话语媒介进行美学性玩赏和技术性推敲。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方式主要为此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必须超越其民族主义思维方式的道理所在。动辄责人“数典忘宗”者，实为民族思想进步的最大绊脚石。至於太空时代还留恋着“天地君亲师”之封建主义境界者，可谓不知今夕何夕，理论的想象力也未免太薄弱了。为什么这类时代落伍者可以在海外以先进自居？一是他们混淆了社会实际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二是他们欠缺自诚，惯于援引汉学家同事之族裔身份和汉学界之制度地位作为其巩固个人学术地位之“国际”依据。加以不论他们持什么政治态度，其带有西方标签的民族主义学术方向可受到两岸崇拜国际名势的学术权威的积极支持，故可左右逢源，足以收多方面之个人实惠，可谓世故之至。不知其应世智慧来自民族圣人老子乎？一个深刻的时代思想陷阱是：人们往往以某人思想内容和现实批评挂钩的直接性程度来掩盖其学术理论本身的单薄性。须知现实问题的构成，对此问题之批评性表达，以及学术理论的构成，是三件不同的事。你选择了现实问题作为讨论课题，此选择性既不等同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也不等同于你的学术准备程度。结果意见宣表本身成为学术水平的虚假标志。早年<观察>诸公对时局的强烈关切和他们的相关学理修养实为二事，虽然前者未必高明，却成就了以政论养学誉的“资本”。学者被要求“介入”，结果既介入不当，又荒疏本业。荒诞的是，因社会“介入”所赚得的名声转成学术专业成就的标志。这还包括负向的社会“介入”，由此引生的个人不幸经历到头来也可转化为本人学术资格的“储值”。在现当代中国社会和学术发展史上，这类现象比比皆是。似乎不管在什么方面(包括社会负向)取得的名声，均可随意(其后在正向上)运用于各个其它方面。先前甲方面的负向“名声”，其后可在乙方面辩证地转换为正向的知名度。学术和声名，不论正反，均可成为社会策略的工具，学术名实之间的全面不符是历史结构性的。 

8。文学理论分类学 

我们已经说过，巴尔特文学理论类型的意义和价值，须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研究史的整体环境内来定位。为此我们可以举出主要的文学理论类型如下： 

-----各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自十九世纪小说文学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二十世纪的现 实 主义文学批评，其主旨是在内容层次上进行社会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批评。这类批评活动可使我们直接思考文学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适用性，后者直接相关于二十世纪初发展不久的社会科学成果。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家的工作成效直接取决于所掌握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没有正确的历史，政治，社会等现代科学知识，是无法在意识形态内容上进行恰当描述和判断的。如果自己在认知上尚在不断“彷徨”，又怎么能去教导青年呢？难道是教导他们和你一起去彷徨么？ 

-----现代派文学批评。随着世纪前后欧美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出现，英美文学批评提 出 了相关于现代派作品的文字美学品评分析研究，从而在二次大战前后形成了学院派新文学理论思考类型，并为现代派诗歌和小说积累了文本艺术品鉴技巧。新文学批评派是现代派“实验文学”的共生物，其论域自足性既是其杰出成就的根源，也是其认识论局限所在。 

-----战后存在主义的文学理论在观念层次上扩展了文学实践范围，成为按照哲 学理 论“运用”文学材料的手段。文学成为哲学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学理论不过是对此哲学式文学实践进行的一般性概括，而非对文学本身进行的专门研究。 

-----接着，通贯二十世纪的文学科学研究日益发展，其批评理论部分与若干哲学 学 派结合，渐成主流。哲学中心的(各哲学流派中心的)，心理学中心的，精神分析学中心的，人类学中心的， 社会学中心的种种现代西方文学科学理论流派却显示了一个 有关文 学身份含混性的问题：文学和诸科学的关系问题。后者往往使文学成为诸科 学研究的材料而已。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学科学研究成为文学专业主流，其直接效果是促进了人文学整体意识。文学的内容和文学的理论都是与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息息相通的。 

------当研究者探索什么是文学自身时，此“文学自身”却在迅速变化之中。于是， 我们须研究一个自身性质和边界均处于快速变迁之中的对象。这时自世纪初在俄国首先提出的形式主义诗歌语言理论及其后之若干发展，在战后法国显示了另一个更适切的思考方向：重新思考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文学性”问题，即文学自身身份的问题。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学术领域，一个文学研究的“最小域”，一个可以有效操作的平台。巴尔特就这样应运而生，并基本上做到了“尽其在我”。“文学本身”概念表面上是缩小了对象域，实际上此最小观察域，不仅是对象域，同时也是世界视角的重新设定。广义文学形式主义不只是研究文学的更严谨的方法论(试比较麦茨的电影理论)，同时也是以整理过后的这块文学自足域“基地”作为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巴尔特把文学批评扩展到文化批评的努力即为其例。我们特别以此指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对于研究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所起的作用。 

-----后结构主义文学思想表现为结构主义的“发展”么？其风格性转向或话 语性 “颠 覆”其实不是针对结构主义的，而是滋生于六七十年代西方整体文化环境的，显示了当代西方理性思维的困境。其原因固然不止一端，在我看来(与西方学者不同)，知识论上的原因才是最主要的：文学身份或边界的模糊性所导致的理论模糊性问题是一个人类文化整体内出现的问题。文学的讨论涉及到文化全域，传统文学的功能已分散到各个文化和学术领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我们如何还 能用 传统的文化现象分类学来作为思考的框架和单位呢？这样我们就必然来到了新一层次上的“文史哲(艺)不分家”，也就是人文科学的整体重组的新策略观。现代文学理论问题也就须分解地纳入此新的知识论格局内加以处理。在此阶段，所谓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不必视其为人文科学理论思潮内部的自然的或逻辑的发展，而可视之为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在商业化世界的准文学创作活动(如用理论话语形态表达的朦胧诗之类)的效用。学术理论话语成为学术商品市场运作的另一形态。 

上述文学理论门类改述可简化如下： 

--赏鉴派：-与传统文学实践一脉相承的作品品鉴法，其得在于扣紧文本美学和文字读 解； 其失在于未能深入文学之肌理及其环境关联，二者均须联系于现代知识准备。 

----哲学派：与传统理论思维形态一脉相承的哲学基础论，其得在于探索作品思 想 理据和建立文学思维方法论系统，以及朝向美学价值根据问题；其失在于有沦为教条主义和忽略文学本身特质之虞。 

----科学派：从科学因果观立论，探索文学与社会、文化、学术世界的关联性， 古典 考据学研究可划归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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