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文学符号学侧重文本本身的各种语义结构研究，提出文学创作的 内在 性 条件问题。其得在于强化对文学实践本身形成方式及背景的思考，以从根本把握文学的性质和可能性；其失在于排除文学实践社会思想环境相关性思考，故不可能解决价值判断问题。符号学研究价值表达方式，却不及价值本身。但是，符号学是各种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一基础论研究，即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研究。形式主义方法恰可使其具有广泛的可应用性。 

当然，以上各种类型均不同程度地融入每一个别研究策略之中，而能将四者加以充分有效通贯的学术条件尚未形成。大多数综合研究都呈现出将诸种策略任意搭配的倾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新符号学观即是朝向于克服此缺点，并企求更有效地处理未来人文理论综贯性研究。   

9。社会规范和学术规范：外成与内真 

现在再来结合中国学术文化情况来看一下。相对于未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而言，首先应当建立有关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类型学观念，在适当规定的学术整体内为各研究类别确定其相关位置和统一的“学术性价值”标准。不同的研究类型间是有价值上内在的等级区别的。在此格局内可以按不同的判准来排定类型学的“科学性”等级序列。传统的做法是功利主义取向的，不是根据学理的内在标准，而是根据营造社会名势的竞争动机，以至于人为武断地规定文学评价的等级图表，从而限制了文学思考的多元化发展。在此趋向中，一方面历史资料性研究被封为最高典范；另一方面，空洞的理论话语任意铺陈，只要其可在文教制度内占有地位即可在“学术史”名目下永远延续下去，以至于成为不须具有有效说明力价值的理论话语制作术(即只需重复一种理论类型的话语以形成专业制度，而不须使其针对相关复杂对象客体来产生精确阐释效能)。在此意义上，我们在跨文化文学理论整合过程中首须形成一门新的“文学科学”框架，其性质是临时工具性的，但不是受功利主义目标操纵的。在此巴尔特思想虽仅只是框架内的一环，而其效用却可遍及框架全体；即它可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省视人文学整体分类学框架。巴尔特思想是一个折射器，虽居一隅，却可映现四维。 

1)文学作品和时代条件

二十世纪所谓中国思想界主要指文学界，甚至于专指小说界。中国的思想家，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史学家，而是小说家。传自十九世纪欧洲小说传统的现代中国小说职业方兴未艾，遂成为表达现代中国思想的主要渠道和媒介，这一事实本身已可显示现代中国思想方式的内在不成熟性。其它学术思想方式，如文史哲研究，都是直接间接为此小说创作实践服务的。(电影界更是如此，而情形比较单纯，因其主体不自诩是在表现严肃思想，而只是提供娱乐) 中国小说的创作基础和接受条件是全面受制于 社会 和文化条件的，即其效果和影响的价值是由客观社会结构预先决定的；也即其内容，方式和效果的可能状态是预先被“编码”的，从而表明其性质和方向的先天非自主性。如果我们根据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或按照权威认定的等级制度对其加以考查，所得结论已可从此社会固有规约中推出。当代中国小说思想界比世界其它地区文学思想界享有远为广泛明确的影响力一事，是值得称许的现象呢，还是值得忧心的现象呢？我们的确拥有几十年的独特社会经验，并有可对其进行适度批判的自由。仅只历史经验本身，特别是在其环境内形成的主观经验本身，就足以成为积极思想建设的充份根源么？小说思想方式是特别受到社会形态制约的表达方式。一般来说，凡得以在社会上流行和产生一定社会名声的学术思想，其内容都是经由社会认可的。与此同时，此类学术思想的性质也就是内嵌于社会结构方向之内的了：社会存在决定着学术方向。如果选择“社会认可”以便增加影响力，就必须按照社会规范而不是按照学术规范去调整学术方向。学者自须在此动机层上先进行其“元选择”。伦理学正是在此切入。 

2) 中国文学和西方汉学

为了建立全面健全的文学科学分类学框架，必须摆脱学术名势窠臼和偏见。首先须摆脱特殊形态的学术文化界“崇洋媚外”倾向：例如跟随汉学权威主义。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太多地受到外国汉学界的影响。其实须担其责的是中国学者本身，而非外国汉学界。由于功利取向，中国文学家和学者急于走向世界，遂须特意借助汉学界之助。中国文艺通过西方汉学走向世界，其进境亦必受其限制。甚至于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均会为其所制。同样这也不是因为汉学本身有何不对。其水平就是如此，并已足以担负西方对少数族裔文化研究的需要。这一倾向实源于中国学界自身。为了获取国际名利，捷径就是汉学界。中国学术文化也就须在逻辑上与国际汉学界逐渐齐平。二者结成互利合作关系。为了有效维持此学术交流关系，反过来中国学人也就须迁就汉学界的学术方向，后者在语言和理论两方面均有其内在的局限性。社会的民主化原则可掩护汉学界的先天弱点。原本理论上也先天不足的中国人文和文学理论界，出于功利取向，在国内可受到传统保守学术意识形态的保护，在国外也可受到基于同一社会民主原则而形成的“学术正确”原则的掩护(谁也不怕谁！) 功利主义的学术方向必 然导致 此一长期发展趋向。因为，和自然科学不同，人文学术没有一致的客观标准，最易于成为功利竟夺的场地，理论探讨也就会易于转化为学术市场运作术。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学术理论的真实归趋和学术权威的运作都是彼此普遍失衡的(不幸，学术权威系统大多是在社会力势决定机制内形成的)。“思想实践”于是须指：思想者首先不在内心屈服于学术等级制度的制约。如利益至上取向，就必然在或左或右两端上顺从外在权势意图光谱而弱化或失去了其独立学术方向。                        

10。小结 

文学现象，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当代“人文思想”的最重要表达者。在中国，这是指小说文化；在西方 ，这是指文学理论。所以文学符号学问题相 关于“思想 界”之主体。巴尔特文学符号学本来是对学术和文化话语进行的形式主义分析实践，而其内在的旨趣是朝向于在学术文化话语中清理含混、揭示虚假和追求真实之目标的。在此深刻的意义上，可以说巴尔特思想始终是朝向深层真理思考的，是为各种人文学真理探求提供分析工具和策略技巧的。其形式主义理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使其特别适宜于应用到非西方历史话语系统研究中去。巴尔特文学符号学正象一面镜子，可折射出历史和现实中文化学术的结构和意义。为了有效地利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当然须首先处理有关社会中研究和思考条件限制的问题。巴尔特生存和活动于当代欧洲社会，其成果和经验自然不能直接应用于我们的学术实践。文学符号学反映和启示着人类普遍的文学情景，却不可能提供现成的指导。如何有效地对西方文学符号学资源加以利用，亦须“因地制宜”，另行探讨。希望本网站的相关资料可启发读者对此产生进一步思考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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