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建构世界之后，后现代主义进一步割裂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文本自成世界，能指自由嬉戏，现实人生完全不在视野之内。碎片、拼贴、平面化的后现代作品，不再令人感动，失去生活逻辑，弃绝艺术真实。实际上，西方现当代符号学所营构的“语言乌托邦”、“符号帝国主义”实际上颠倒了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李泽厚早就质疑道：“语言是人类的最终实在、本体或事实吗？……人类的最终实在、本体或事实是人类物质生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基石上才生长起符号生产。”[8]（p76）这样产生的文学理论当然背离了现实主义传统。不过，要充分注意语言形式的能动性，语言与现实也有“主体间性”或“文本间性”的一面。

其次，在语言或符号的后现代式的嬉戏中，人性、人道主义、人的生命消失了。作者或读者都被抽空成无生命的“功能体”，作品中的人物也往往被符号化。后现代写作沦为一种空洞的语言游戏。象鲁迅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象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对灵魂的拷问等等关于人性，人的性格命运，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深度体验和书写应该成为文学活动永恒的主题。“文学是人学”“为人生而艺术”的命题在后现代语境中又显示出独特的价值。

再次，语言真的只是纸页上漂移的能指链吗？伊格尔顿认为“当我们把语言作为我们所做的某种事情、作为与我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事物来考虑的时候，语言就变得‘确定’了，‘真理’、‘现实’、‘知识’和 ‘确定性’这类字眼也恢复了它们的力量。”[2]（p161）对文学意义进行过度阐释或无边的阐释，只能造成文学意义的虚无化。有人指出，文学意义的生成和阐释要考虑到作者的创作意图、叙述意向、文本意蕴、接受者的审美意味这四个环节，[9]（p440）显然比较全面、公允。

最后，后现代的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文学性日渐消解而难以成为文学的生命线，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也陷入了危机。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大卫·辛普森认为，当今世界出现了所谓“后现代文学性统治”，这一说法显得力不从心。J ·希利斯·米勒关于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不会继续存在的问题倒是更有震撼力。在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文论语境中，人们羞于提及文学的本质，经常将伊格尔顿和乔纳森·卡勒的观点作为话语资源，前者认为文学是历史与文化的建构，莎士比亚的作品有朝一日也会被挤出文学大门；后者举例说，问“什么是文学”就象花园主人问“什么是杂草”一样随主观喜好而变。这些言论过于偏激，纵观中西文论史，文学的语言性、情感性、意象性、虚构性、创造性等“文学性”问题一再受到关注。文学思维具有审美性、形象性、创造性、超越性等特征，同非文学的思维方式有明显差异。后现代文学理论进入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政治经济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性别分析等层面，但是必须以文本细读为理论生发点，必须以审美体察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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