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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线”、“面”的缺失与突破

时间:2009-8-8 16:44:49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陷入了“精神疲软”和“话语城堡”之中,失去了原创性,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失去了对于文化之根——“元点”的追寻,在历史线索方面有所迷失,而且远离了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使文艺理论与批评失去了原生的动力与活力。

【关键词】 文艺理论;元点;线;面

  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研究一直受到关注,在推动文艺创作、更新观念和拓展思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实际上,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眼界的增高、视野的开阔与思考的深入,人们对于如今文艺理论研究状态有颇多诉求和微词,其中大多数是实事求是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艺理论研究陷入了“精神空洞”与“话语城堡”之中,原创性越来越少,在文艺批评、学科建设和文学教育方面皆显示出了颓势,所以也不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反思。因此,针对当前文艺理论与批评状态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拎出缺失,与同仁一起探讨突破的路径,或许不失为一种必要的工作。
  
  一、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元点”问题
  
  在这里,所谓“点”就是“元点”,也可以称“原点”。这个“元”就是老子用来定位“道”的终极意味的概念,所谓“同谓之元,元之又元,众妙之门”,含有原初、最终、终极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老子心目中文化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文化之根、学术之根。所以老子特别重视这个概念,所以还提出了“元德”、“元同”、“元通”等重要概念。所谓“元德”,就是最高的、原初的、合乎自然之道的德;所谓“元通”,则是指一种对于自然之道能够融会贯通的境界;所谓“元同”,就是与自然之道浑然一体的状态; 此三者皆离不开一个“元”字。老子之所以在第一章就讲这个问题,因为他所关注的正是有关自然宇宙与人文的根本问题,由此他提出了一个解答社会文化所有问题的终极价值观念——“道”,提出要“道法自然”。
  这个元点代表一种文化的终极价值观念;有了这个“元点”,老子的学说、甚至中国文化才有了根,有了绵绵长存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后来中国的文化发展、艺术之道的进展才能有自己的幽深根基。例如,后来刘勰写的《文心雕龙》,第一章就是“原道”,承继的就是这个传统,就是从这个“元点”生发出来的。过去我们对于“原道”篇重视不够,是由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元点”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历史性颠覆;同时,人们似乎找到了另一个“元点”,例如西方文化中的“理性”、“逻辑”等等,开始转向了如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等新的价值理念。而现在人们之所以不重视“元点”,回避甚至消解它,是因为人们已经不再或者有意回避对于学术终极价值的认定,这就意味着学术研究失去了文化之根、历史之根、心灵之根与灵魂之根。
  这也正是我对当下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状态的担忧。洋洋大观、鸿篇巨著、思潮纷繁、角度多样,但是,缺乏的正是没有自我精神及其价值终极的支撑,没有“元点”,有的几近沦落为一种单纯的“工具理性”的演绎、甚至为谋求名利、权位、金钱的方式方法。这是很可怕的。显然,这些文章,花俏聪明程度不同,但是共同特点就是,只有挪移过来的理论观念,却没有学术的根,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有表面浮夸的文化激情,却没有终极的精神价值追求;只有时尚的话语与阐释策略,却没有充实的信仰和信念、没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守望和灵魂家园。
  当然,所谓“元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独创的,尤其是在整个人类文化思想历史中,往往只有传统的经典具有开创性的探索与发现,由此才确定了一种文化传统、或者文化纪元的“元话语”。但是,这不意味着后人可以回避这个问题。就每个人来说,作为自己内在灵魂的追求和坚持,都有自己的既定的个性标志和依托,也就是有自己的精神信念的“元点”。所以,对这个“元”的确定与追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几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从历史传统与文化格局来理解。其第一层面是创造了整个民族文化之根的“元”。在中国,老子、孔子就是这样的人。第二个层面,是由这种文化之根生发出来,对于人类生命根本问题持续进行关注与探索,并获得了自己的独特发现的人,比如荀子、墨子等就是这样的大师。第三个层面,是对于人文精神与学科的具体领域与特殊理念有深远的追寻与探讨,由此获得自己独特的认识和感悟的,比如司马迁、苏轼等等。这三个层面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针对的文化问题有别,但是都持续着对于一些人类文化根本问题的探求,比如,自然的问题、人的问题等等,并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做出了贡献,从最初的“文化之根”生发出了叶茂枝繁的大树。事实上,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几乎所有大学问家的文化贡献,都与人类文化的一些终极问题直接相关,都可以追溯到历史的最深处,贴近历史的“元点”,比如康德、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都是如此。
  但是,我这里强调的是第二方面,即从个人精神与学术追求方面来确定的。比如搞文学的,首先应该对于一些文学的基本问题有所领悟,有所探求,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信念与价值认同——这是一种终极的精神追求,也就是一种“元点”的确立。例如,王国维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的“纯粹哲学与纯粹美学”理念,就是他经过心灵磨练而结晶出来的一种信仰与信念,体现了一种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终极的价值认同和精神支柱。而王国维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他就深深感受到,当时中国文化及其文化状态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缺乏这种对于精神性的终极价值的追求和坚持;由此,中国文人才容易依附于官本位体制,缺乏甚至失去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的精神。这既是王国维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特别是明清之后文化状况的一种总结,表明了对于中国文化及状态的切肤之痛;同时也是他对于20世纪初中国文化与文人文化心理的一种透视与深刻感悟。我们不能不看到,20世纪以来,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背景之下,中国文化在遭受一种历史巨变,而信念的缺乏与丧失,正是中国文人学者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危机,所以王国维当时所提出的问题及重要性与现实性至今有效。
  由此,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当下文艺理论与批评状态的话,就不难发现“信念缺失”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惊心的普遍现象。也许专著与论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这么厚实,但是,我们在其中虽然可以读到各种新奇的理论观点、流派、思潮与话语,读到一些新的资料、史实;甚至不乏才华与才情的表达,然而却感受不到信念、灵魂与人格。其中没有精神的穿透力与心灵的感动力。这种情景不仅影响了文艺理论与批评在社会上的声誉与效益,甚至影响了大学的文学教育。文学理论与研究课程正在成为最缺乏精神感染力的课程,因为其所浸透的对于世俗权力、金钱与名利的追求意识而被学生所不耻。人们在堂皇言辞与话语下面发现的是权力、名位与金钱之争,这是令人感到遗憾与悲凉的现象。所以,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回头找到自己的“元 点”,建立属于自己的学术的“根”——也就是自己内在的独立精神和理论之本,使自己的学术话语有文化之根、灵魂之根,使自己的学术与学问有了一个可以托付的精神家园。
  
  二、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线索”问题
  
  从历史而言,任何独特的文化、学术与学问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线索和文化依托,由此构成自己跨越时空的逻辑结构。而所谓“线”就是一种理论“从哪里来”与“到哪里去”的历史标志,不仅显示它的价值导向,而且体现它的文化属性。显然,文化与学问“元点”的这个根是靠历史这条线连接起来的,不同的元点可以生发出不同的历史的线,而不同的线勾画、勾勒不同的文化图景,而不同的历史线索又在追溯、联系着不同的理论“元点”,这两者往往是互相依存的。
  但在20世纪之前,这个“线”基本上是以民族文化来划分的,无论是文化史、文学史、还是学问、理论的创建,基本上是从不同民族文化经典中的“元点”或“元问题”中生发、进展出来的,体现某种源远的承继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是非常稳固的一种线的结构,支撑着不同民族文化精神信仰与文化历史。如中国的儒家学说就是从孔子学说中生发出来,所谓“解经”、“注经”,其实就是对于一些终极的“元问题”的持续探讨。西方的学问同样如此,如有关“自由”、“存在”等问题,早在希腊哲学中就存在了。由此,这也是当今中西文化分野的一种重要标志。它们从不同的文化元点出发,延展与发展成了不同的历史线索,构成了不同的文化景观。
  不过,这种情景在20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现代性”及其强势文化的挤压,一些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且不论这种“断层”是人为的还是客观的),因此在一些人文学科领域也出现了历史线索“中断”的危机,也就是说,选择不同的“线”成为了一个问题。例如,如今研究“文艺心理学”,就面临着“从哪里来”的问题,有人就认为这是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物,应该从现代心理学的产生算起。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古代文论中就没有“文艺心理学”呢?如果有,那么如何讲起呢?例如,在一次关于文艺心理与学科建设的研讨会上,就出现了以西方文化为线还是以中国文化为线的争论。从主办者所提供的“原点阅读”书目来看,基本上是一些西方典籍,而重要的是近代以来的,所以有的学者就指出,中国古代文化中就有很多精彩的文艺心理学资源。我们不应该忽略它们,其实古代文论有许多对于人类心理状态的描述,比如中国最早就出现的“性情论”,在庄子、荀子、司马迁、嵇康等人那里,都有很多有关文艺心理学的精彩论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广东学者刘伟林就出版了《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一书,洋洋60多万字,对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初步的评述,构成了一条源于中国文化的历史之线。
  其实,不仅“文艺心理学”存在这个问题,一些基本的文艺理论学科、甚至概念,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唯美主义与纯艺术问题,等等,如果仅仅按西方文化的“线”来梳理,不仅难以让人接受,也无法构成具有人类性的充实的历史基础。而就中国情景来说,这还牵扯到了更深层的文化信念问题。可以说,近而言之,它关系到了一种文化、学术和学问的历史建构,远而言之,它还涉及到一种稳定的民族文化之根、文化元点的存在与有效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失去了这条民族文化历史的“线”,文化元点及其一些终极观念就像断线的风筝,就会堕落于无际的深渊之中。这当然构成目前中国人精神危机与心灵失落的重要因素,而在构成这种文化心灵危机的前台,都是目前在学术与学问历史建构方面的困扰与失落。

  于是,“线”的选择就成了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造成了历史合法性的搁置。其实,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出现了。在这之前,西方自鸣钟的传人,一种新的时间和历史的线索就开始出现了。直到民国成立,中国采取了西历,意味着中国传统的时间和历史之线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人文精神在历史逻辑方面逐渐失去了自己原来的自主性,开始呈现出依附西方的趋势。这种情景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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