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内叙述者或者说同故事叙述者，由于既作为讲述故事的叙述者、同时又成为其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而出现，因而其叙述状况就显得更为复杂。首先，故事内叙述者的“视点”是有所限制的，不能如无所不知的叙述者那样可以知古论今，一切都了然于心。其次，伴随着视野受到限制而来的，是其思想同样受到限制，其作为人物的行动受到制约。除了可以充分地表达作为人物-叙述者自身的内心活动与思考之外，故事内叙述者不能任意深入其他人物的思想，而只能根据其他人物的言行进行判断、揣测和思考。换句话说，无论是对于人物-叙述者自身，对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还是故事中的场景、事件，其思想都必须符合他或她作为特定作品叙述情境中人物“视点”的方式来进行，其行动也必须具备作为作品中的特定人物的身份。
    在同故事叙述中，经由可靠的人物-叙述者的视点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规范大体上是与隐含作者相一致的；而不可靠的人物-叙述者在故事讲述中所体现的思想规范则程度不一地与隐含作者产生差异。“如果一个同故事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那么他关于事件、人、思想、事物或叙事世界里其他事情的讲述就会偏离隐含作者可能提供的讲述。”（注：[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0页。）这种不相一致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道德意识上的差别，这样导致对事件、人物的看法不尽相同；可以是智力上的，如果人物-叙述者在智力上存在问题，读者对他所讲述的一切可能就会存在疑问；可以是年龄上的，一个年幼的孩童叙述者对事件和人物的理解可能会与隐含作者的判断有别；也可能是性别上的，一个男性或女性人物-叙述者的视点所表现的世界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可能与作品中隐含作者的不相一致等。（注：詹姆斯·费伦与玛丽·帕特里夏·玛汀在他们的《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一文中从不可靠性轴出发，区分了不可靠性的三种类型，即“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发生在伦理/评价轴上的不可靠评价，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读解”。并在此基础上，将叙述者与读者的活动结合起来，探讨了不可靠性的六种类型：“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读解，不充分评价”。见[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第42页。）
    以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为例，透过对那个虚构的密西西比州北部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描述，作品显现了古老的康普生家族逐渐没落的命运，并以此影射了一种社会制度的腐朽与没落。从中可以看出隐含作者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与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有关，与奴隶制所留给后代的种种罪恶有关。在对作品整体意义的把握中可以看到，隐含作者对这种遗留下来的罪恶持反对态度，而且力图对人性如何被摧残、人与人之间如何难以沟通、精神如何得到拯救进行探讨，以寻求解决之道。作品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有四个人物-叙述者，依次为康普生家族的三个孩子班吉、昆丁、杰生，以及康普生家的黑人女仆迪尔西，分别从这四个不同人物的眼光出发来讲述。显然，这不同的眼光，也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视点、不同的思考。虽然在很多时候，他们的所见相同，但他们的所想、所思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同。
    在这四个人物-叙述者中，前三个是不可靠叙述者，最后一个则是可靠的叙述者。前三个人物-叙述者班吉、昆丁和杰生分别在智力、精神、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与隐含作者不相一致。作品的第一部分，即班吉的部分，是班吉在他三十三岁生日那天所作的独白。从一开头读者就可以看出，这个三十三岁的男人与迪尔西的外孙、黑人小厮勒斯特一起玩球时，后者却对他表示了不屑：“‘听听，你哼哼得多难听。’勒斯特说。‘也真有你的，都三十三岁了，还这副样子。’”（注：[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以下所引，均为该书，不再加注。）后面，读者又读到这样的对话：
    “他多大了。”
    “他都三十三了。”勒斯特说。“到今天早上整整三十三岁了。”
    “你是说，他像三岁小孩的样子都有三十年了吗。”
    由此可以看出，班吉的智力大成问题。他几乎是一个白痴儿子，一个智力只相当于三岁孩子的大男人。他在叙述中常常回忆起过去不同时期的事，但他的讲述却全凭一时的感觉和粗浅的印象，甚至分不清事件的先后顺序，读者不得不费力地加以揣测。从这样一个人物-叙述者视点出发的叙述与思考，差不多是与一个三岁孩子的所见与思考相对应的。读者对出自这样的人物口中的讲述抱怀疑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说，作为不可靠叙述者，班吉的不可靠性主要表现在他的智力上的话，其他两个不可靠人物-叙述者则在其他方面表现出他们的令人怀疑之处。第二部分的叙述者为昆丁。昆丁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他在智力上毫无问题。然而，他的叙述发生在他由于无法忍受家族的没落以及自己的妹妹凯蒂的沉沦而即将走向自杀之际，因而，他的叙述从另一个意义上显得支离破碎，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他的价值判断则与隐含作者也有很大的差距。第三部分是杰生的部分。杰生作为一个人物，是一个恶的代表、一个偏执狂，一如迪尔西所说：“杰生，如果你总算是个人，那你也是个冷酷的人。”他的叙述恰恰是他邪恶与残忍的自白，而且他是毫不隐瞒地将这一切明白地表达出来的：
    我总是说，天生是贱坯就永远都是贱坯。我也总是说，要是您操心的光是她逃学的问题，那您还算是有福气的呢。我说，她这会儿应该下到厨房里去，而不应该待在楼上的卧室里，往脸上乱抹胭脂，让六个黑鬼来伺候她吃早饭。这些黑鬼若不是肚子里早已塞满了面包与肉，连从椅子上挪一下屁股都懒得挪呢。
    从这样一个人物—叙述者的视点出发，其思想、行动不难想见。他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迥然相异，读者自然也不可能信赖由他所叙述的一切。以上三个人物-叙述者，都从自身独特的视点出发，思考，判断；他们也分别在不同的层面上表现出与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不相一致，并且都无法获得读者的认同，从而使读者在许多方面与他们产生距离。当他们作为人物在讲述的过程中越来越显现他们的个性时，这些距离不是缩小，而是越来越加大。这时，就出现了作品中的可靠的叙述者，即第四部分的人物迪尔西，通过从她的“视点”出发，对前三部分的人物-叙述者所作的讲述进行补充与匡正。迪尔西是一个仁慈、宽厚、富于同情心的黑人女仆。从她的眼光来对她所经历和目睹的这个日渐衰落的大家庭作最后的叙述，具有独特的意义。她不仅可以匡正前三个叙述者的某些不可靠叙述，从而使读者能够对这个家庭所发生的一切做整体把握，而且能够将前后不同的叙述加以对照，从而更好地了解每一个独特的人物。（注：参见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2页。）
    此前所出现的三个无法为读者所认同、并与读者产生或大或小距离的人物，顿时为迪尔西这一能为读者所认同、所喜爱的人物所取代。从整体上说，读者与人物的距离，也就经历了由大到小，直至逐渐消除，从而与隐含作者相同一的过程。在文学阅读中，距离往往呈现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在价值、道德、理智、审美等方面，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读者的信念与规范之间往往会产生距离，但是，这种距离有可能出现变化的过程。就叙事作品而言，存在着多种距离控制的情况，而不同的距离控制往往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布斯举出了不同的距离控制的状况：叙述者在小说开始时远离读者，结束时接近读者；开头接近读者，结束时则远离读者；开头远离读者，而后接近，但失去价值，结束时远离读者；开始时背离读者，以后离得更远；开始时接近读者，结束时更为接近……而“从作者的眼光看来，他的作品的成功阅读将他的隐含作者的基本思想规范与假定的读者的规范之间的距离减少到零”（注：Wayne C.Booth,"Distance and Point-of-view:An Essay in Classification."The Theory of the Novel.Ed.,Philip Stevick.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p.100-101、p.99.）。在上述距离控制的模式中，布斯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开头远离读者而结尾接近读者这一距离变化中所达到的惊人成就。在《喧哗与骚动》中对于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的不同运用，恰恰可以起到这种距离控制的效果。由此也可以看出可靠与不可靠叙述者在叙事作品中所具有的意义与起到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如何看待诸如迪尔西这样的人物-叙述者的问题。严格说来，迪尔西算不得一个人物-叙述者，因为她并未承担、至少说未完全承担叙述的任务。表面上看起来，这一部分是由全知叙述者在进行讲述，从开头就可以看出来：
    这一天在萧瑟与寒冷中破晓了。一堵灰黯的光线组成的移动的墙从东北方向挨近过来，它没有稀释成为潮气，却像是分解成为尘埃似的细微、有毒的颗粒，当迪尔西打开小屋的门走出来时，这些颗粒像针似的横斜地射向她的皮肉，然后又往下沉淀，不像潮气倒像是某种稀薄的、不肯凝聚的油星。迪尔西缠了头巾，还戴了一顶硬僵僵的黑草帽……
    不论是从所运用的语言，还是从人物—叙述者通常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提到自身来看，都可能会发现，这不是一个人物-叙述者的讲述。在以后的叙述中也不时会发现这种状况。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作解释。首先，不能忽视同故事叙述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即使现实主义的同故事叙述也不要求甚至可以说不能要求人物兼叙述者双重角色之间的完全一致”（注：[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0页。）。因此，尽管可以将人物与叙述者这双重角色的统一看作一种完美的形式，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分离。其次，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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