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对举，也许犯了逻辑上分类不严的错误，因为，媒体批评是包含在文学批评之中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将其別为两事呢？这是因为媒体批评不仅在方法上缺乏文学批评的严肃性和规范性。而且还从精神上消解着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則。

　　批评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反思能力。它固然也发现意义和价值，接受经过检验的判断。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批评首先意味着尖锐的否定精神。正像英国的肯尼思，麦克利什在他主编的《人类思想的重要观念--形成世界的观念》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批评是一种可以持有相反意见的活动。它可以被看做人类思想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文化活动的主要担保人，也可以说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个横切面，即使不能说是寄生于它。"从性质上看，文学批评无疑最能体现批评的真谛和精神，--它做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文化行为，天然地具有怀疑和批判的倾向，相反，媒体则是一个高度娱乐化的公共空间，天然地具有通过猎奇和渲染来迎合、讨好受众的倾向。媒体有一种巨大的"化约力"，常常把个性化约为公共性，把严肃的沉思化约为轻松的娱乐，--面对媒体，即使那些在文学批评上怀有远大抱负的人，也常常壮志难酬。人们总是拿《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来证明"批评"与"媒体"是可以和谐共处的。但是，用很高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会发现《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的"书评"其实更多地是广告，而不是批评：它缺乏分析的深度，也缺乏否定的态度。亨利·门肯就猛烈批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是"文化平庸主义的堡垒"。尖锐指责有的严肃的学者放弃了"以前的高标准"，接受了"《纽约时报》文学副刊的标准"。

　　一个媒体编辑，即使他有将"媒体批评"升华为"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即使他为此付出了积极的努力，也未必能够如愿以偿。1902年《伦敦时报》也创办了文学副刊，由于编辑是个文学趣味很高的人。结果是副刊"反映了报纸对文学和学术的尊敬，但同时也使许多读者不知所云"。也许是体验过同样的尴尬。所以，1996年10月6日，向读者妥协之后的约翰·格罗斯，在总结《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一百年的历史的时候说："没有报纸能让文学精英满意。"其实，格罗斯的妥协与放弃也是无奈的。甚至是痛苦的，因为他也明白把"批评"降低为"新闻"会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对书评家概念的歪曲"，"判断退居次要地位。争议不受欢迎。风格及批评的天分几乎不会引起注意"。的确，矛盾总是存在：文学批评有一种追求内在"深度"的倾向，致力于激活人的质疑和反思能力。相反。娱乐性的"媒体"却满足于停留在事物的外部。表现出一种庸俗而浅薄的倾向，从而压抑甚至扼杀人的内在的主体能力。事实上，早在1962年，巴雷特就在《非理性的人》中批评过新闻对"公众思想"的巨大"威胁"。他说：正是"新闻"传播的"技术进步"，"给这个时代形成整个一套生活方式，一种完全依赖外部情况活下去的生活方式"。    如果细分。我们可以将娱乐"媒体"分为三种，传统的新闻性纸媒、电视和网络。我们可以结合三个典型的个案--王朔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访谈、于丹在"百家讲坛"的演讲、韩寒在"新浪网上"的狂骂--来考察"媒体"与"批评"的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

　　先说"纸媒"。比较而言，纸媒报刊对"批评"的包容空间相对较大。但是，由于娱乐文化的泛滥。由于从业人员素质的低下等原因，从整体上看，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以纸媒为载体的"批评"不仅没有上升到"文学批评"的境界，而且，很多时候，还被降低为哄动一时的新闻"奇观"，被渲染成与文学无关的闹剧。换句话说，媒体感兴趣的主要是那些非文学的因素，例如，印了多少万册，挣了多少版税，获了什么"大奖"，或者，某"著名作家"又让谁"现了一把"。《三联生活周刊》之所以费劲巴力地约请王朔接受访谈，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王朔会说什么，会怎么说，会获得什么样的效果。最后，"娱乐"的事业果然成功了。刊载王朔访谈的那期《三联生活周刊》加印了好几万。但是，经过一番毫不留情的话语杀伐，"批评"的事业却受到了伤害。--王朔也是受害人，甚至是最大的受害人，只不过"娱乐"上的胜利掩盖了真相，掩盖了他在"批评"上的失败。

　　再来看看"电视"。由于电视的公开的制作方式和严格的审查程序，由于孤独的"说者"完全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的"被看"的位置，因此，它并不是一块适合批评之树生长的土壤。电视上的"脱口秀"本质上不过是将无形的"剧本"背得一字不差的现场表演罢了。电视不仅不培养批评个性和批评能力，而且还抑制个性的伸展和批判精神的生成。早在1964年，麦克卢汉就在《理解媒介》中提醒人们警惕"电视的谋杀"，因为，它可以造成人的"麻木"和"平庸"。最近的例子，就是"于丹现象"。在2006年"十一"黄金周短短的七天时间里，于丹就通过电视，给观众炮制了一个"很好玩"的"孔子"形象，就在图书消费领域引发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声势如此浩大，竞使许多批评家除了哑口无言，似乎別无选择。虽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千古以后乎"的话，但是，于丹的臆说，却被当做达诠通解，被当做金玉良言。面对"电视"制造的神话。面对于丹的"论语心得"，你敢表示质疑和不满吗？"300万"的巨大印数，就足以使你口欲言而嗫嚅！然而，有一个问题是无法避讳的，那就是，我们从于丹的演讲里，只看到了拿孔子做道具的"娱乐"，而没有看到哪怕一点点对传统文化和旧道德的"批评"。不仅如此，她还通过随意的曲解。替孔子的"小人女子难养论"等"反现代性"言论文过饰非。启蒙和批评就这样沉没到电视的"娱乐"和"平庸"的无边的黑洞里。

　　如果说，电视不是一块合适批评生长的土壤，那么，网络也同样不适合批评的生成。这是因为。网络不仅缺乏有效的对话机制和良性的监督机制，而且还给了网民一种消极的自由，一种以隐秘的方式胡说八道的自由。事实上，我们在网络世界看到的，多有肆意的谩骂，多有无聊的打斗。去年三月发生的"韩白之争"，就使我们看到了批评所遭遇的侮慢和伤害。为什么一个网络世界的红人敢于肆无忌惮地辱骂別人，敢于从人格上伤害对方，就是因为网络给了他一种错觉：这是一个可以任性妄为而又无须承担责任的地方。一个畅销书作者轻而易举就可以纠集一大批看不见的"乌合之众"，这的确可以给人一种莫予毒也的自信和自大，确实很容易使人把批评降低为谩骂，把对"论敌"的精神杀戮当做光荣的事业。有人因此将"网络"喻为"痰盂"，我看倒是很形象、很准确的。

　　可见，在"批评"与"媒体"之间调和鼎鼐，并不容易。因此，对于"媒体"我们只有最低的要求，那就是，不要僭越"文学"这个边界，不要用娱乐价值替代文学价值，不要用"娱乐道德观"扭曲"文学道德观"。而面对"娱乐媒体"的巨大的裹挟力，批评家不仅要始终保持一种发现问题和揭示问题的清醒意识，而且要把争论甚至"对立"当做批评的基本精神。在蒂博代看来，一个职业批评家，与艺术家和新闻记者都是"对立的"。他《六说文学批评》中提醒人们对此不必担忧，因为"竞争是商业的灵魂，犹如争论是文学的灵魂。……没有对批评的批评，批评便会消亡。"因此，只有在不丧失批评的精神和原则的前提下，"批评"才能与"媒体"各得其所，各行其是。

　　另外。在一个求新求快的娱乐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文学批评要处理好"冷"与"热"的关系。从批评方式和风格上看，批评家有两种：一种是"热评家"，一种是"冷评家"。所谓"热评家"，就是与"媒体"周旋较多的批评家。他关注当下的文学动态，热衷于以快捷的方式评介最新出版的作品或者最近发生的文学现象。从精神气质上看，"热评家"是阴性的、柔性的，倾向于以包容的态度接受并肯定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通常显得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与之不同，"冷评家"则是阳性的、刚性的，充满怀疑和否定的精神。倾向于同流行的文学趣味保持必要的距离。其实，在热与冷之间，还有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李健吾之批评巴金和废名、常风之批评《子夜》、傅雷之批评张爱玲，就不曾因时间和距离上的近，不因感受上的"热"，而丧失判断上的"冷"。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必然是亦冷亦热的，即"温热的心肠"加"冷静的头脑"（warm-hearted and sober-headed）。屠格涅夫在《回忆別林斯基》中说：森科夫斯基不但远比別林斯基"博学"，而且"有机智、有风趣、带光芒"，但是，他"冷酷"，缺乏"热情"；別林斯基则不是这样，--他虽然被人称为"冷评家"甚至"酷评家"，但是，无论在做人上，还是在批评上，他都处处表现出真诚和热情。不过，我们的批评界当下面临的问题，不是"过冷症"，而是"过热症"：与媒体的关系过热，与作家的关系过热。倘若我们时代的批评家都能像別林斯基那样严格、冷静和清醒，那么，"文学批评"就不会被异化为广告性的"媒体批评"，就可以始终保持自己的自由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