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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理论缺失与真理、价值的双重迷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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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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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元理论”意识的缺乏，导致了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本质残缺、知识分裂和自我丧失。作为理论的“二次平方”与“过度陈述”，元理论思维是理论本身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知，自我论证和自我坚持。对于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只有保持在一种元理论的层次上才是正当的和有意义的，因为否则就是在拿一些外在的东西和不相干的要求，来苛责文学理论，而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从元理论思维出发，揭示文学理论建立的更为本质的前提和文学理论展开的更加真实的基础，才是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正途。
一、什么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
文学理论作为理论学科，为文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作为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的集聚之处，文学理论的学科进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某一历史阶段文学研究的整体面貌。而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就是对于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论思考，就是理论的理论、思维的思维。元理论代表了一种理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元理论意识的有无和发达程度，标志着理论成型、成熟的进展与境地。
当下中国文学理论领域非常缺乏的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元理论意识。真正意义上的元理论问题的研究，还很少出现，已有的一些或者文不对题，或者偏差较大，并不能给现实的文学理论研究以真正有益的启示。而西方的很多相关著作，可以给我们以各方面的启示，但并不能代替我们对于中国的问题、中国当下文学理论问题的元理论思考与元理论建构。这样的情形，一方面可能与文学理论处于文学和哲学（包括美学）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原因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理论传统、思维惯习与历史现实的原因。从前者来说，中国一直比较缺乏西方那样的纯理论思维的传统，元理论传统当然就更谈不上，而对于以“诗话”、“评点”之学为主的文学理论传统来说就尤其是这样。就后者来说，可能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人们似乎一直把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文学的基本原理”当作“元理论”。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潜在的顽固意识：那就是拿对于文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拿研究对象与文学作品，来作为规范文学理论学科的最高要求和最后根据。
然而，这样的“元理论”意识不知道：缺少了与世界的整体性的真理联系，文学理论自身只会解体为观念的碎片，同时迟早也会失去对于文学作品的解释能力；缺少了对历史经验的价值关注与价值肯定能力，文学理论思维本身也漂荡无根。在这样的“元理论”意识的规范下，真理性被局限于对于客体对象的认知的范畴，价值论被局限于古典美学的“审美价值”范畴。这种“元理论”意识的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真理观上的客观主义、“符合论”，就是由客体来规定主体、由对象来规定思维，就是理性观上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就是价值论上的虚无主义。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被当成自在的客体和客观对象，文学理论就被当成“符合”于对象的“本质特征”的“客观真理”构造，如果不能意识形态地、大而全式地符合，就工具主义地、实用主义地符合：在前一种情况下，文学理论以意识形态的自信或者以现实的意识形态的权威，面面俱到地笼罩了文学的“客观性”与“客体”地位，这种文学理论抹去了理论自身的思维痕迹与思维品质，以及被反思的可能性，它以对于文学的“客体性”的或正向或反向的论证和自身的“去思维”的特征，来作为其“真理”性的标志；在后一种情况下，古今中外的、尤其是各种西方的新潮理论，被从其原初的总体性的真理视野与价值关联中剥离出来，实用主义地凝缩与简化为一个理论“范式”、理论“工具”，用来进行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解读和解释，它们的意义也就在于它们是否适合于被解读、阐释的当下的文学客体——如果不适合，就随手抛掉，另换一个理论“范式”、理论“工具”，这种“得心应手”的实用主义，经常被看成聪慧和机敏的行为。
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的这种所谓的“元理论”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思维和思维主体性的自我贬抑、自我封闭、自我放逐中形成的。这种意义上的“元理论”意识越强烈，文学理论与文学乃至历史经验的现实相距越远；这种“元理论”思维越发达，现实的文学理论越在错误的路径上旁逸斜出、迷途不返。出于这样的“元理论”意识，乃至于我们创造了“文艺美学”这样的奇妙学科——这样说并不是说“文艺美学”本身有这样的元理论的规范能力，但是这个令人窒息的概念和学科确实是一段历史时期中的这种“元理论”意识的集中反映：“文艺美学”实质上无论在理论框架、问题论域还是在知识构成上，都没有超出原先的“美学原理”、“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的范畴，而只是在它们合围成的概念和知识框架内部，进行了一次破碎的综合和同义反复式的自我论证。在此，“文艺”对“美学”构成一种限定，将美学的哲学视野限定在“文艺”的狭小格局当中，与此同时，就必须将美学的哲学思维离析、贬抑为观念碎片和工具思维，因为就“文艺美学”的设定的实际意向而言，潜在地指涉了其作为更多的“某某美学”之一的存在和作为总体“美学”、“美学原理”的次级学科的存在，因此，美学的合法性和意义要由其作为文艺知识和文艺解析工具的地位来保证。然而，后者正是类似于阿多诺称之为“虚弱”和“病态”的东西：“这些精神形态（指艺术‘评论’或‘批判’——引者）依然是虚弱和病态的，除非它们能够发现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要想取得这一成就，这类脑力劳动务必从评论进而转化为美学。唯有哲学才能发现那种真理性内容，艺术和美学为了共同的利益在此会聚一起。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哲学并非从事那种以外在方式来应用或实施哲学信条的活动，而是以内在的方式对艺术作品进行反思”①。在阿多诺这里，现代美学毫无疑义地保持了它的哲学性质，但它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古典美学的真理预设与价值框架同现代艺术经验及现代生活经验脱节甚至矛盾，因此现代美学必须深入“前（古典）美学”地带，对于现代艺术经验、更对于现代生活经验重新进行真理反思与价值体认。包括了艺术经验在内的现代生存和历史经验，是现代艺术发生、也是古典美学危机的源泉，对于它的“真理性内容”的重新发现、重新体认和重新拥有，是哲学的总体视野和反思层次才能完成的。因此，现代美学自身也在这样的哲学视野和反思中，重新形成自己的概念：“在一个当代艺术与传统美学发生冲突的时代，迫切需要一种恰当的艺术哲学理论将毁灭了的范畴概念化为处于明确否定过程中的转变范畴……现代美学只能采用一种形式，那就是要对传统美学范畴实行合理的和具体的消解。如此一来，它会从这些范畴中释放出一种新的真理性内容”②。这反映了阿多诺对于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哲学的理论形态和确立方式的思考，正像阿多诺的美学著作题为“美学理论”一样，在阿多诺那里，“理论”大于“美学”，“美学”问题或审美问题是理论思维、尤其是保持整体性视野的哲学反思的结果：这就不但保证了美学理论本身的开放性，尤其是向着真理反思的开放性，而且提示了美学理论本身作为对于艺术经验的价值体认、价值肯定的价值思维的性质——阿多诺所谓的“真理性内容”至少包括这两个方面的思考主题。后者和“文艺美学”概念中同义反复的自我论证所隐含的预设、固守和保卫一种艺术的“审美价值”，并把价值思维和价值问题局限于实际上是古典美学范畴中的做法正好相反。而阿多诺的思考对于今天的文学理论在建构、展开自身方面的元理论问题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在当下的哲学-思想语境中，今天的元理论思维不可能是实体性的理论建构，而只能是反思性的。一方面，今天对于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反思和元理论思维，所谓对于理论的理论思考，对于思维的思维，并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导向一个更加抽象的思辨层次和对于思维的神秘化理解，并不一定要导向令人眩晕的思维辩证法；同时，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当然是对于思维的主体性的一次突出强调，不过却也并非是简单地回到一种主观主义；而是在对于理论思维进行历史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真理思维与价值思维的相互释义、相互生产的审视空间与观照层面：在理论思维与历史经验的关联性视野中，在价值视野中来重新审核思维的真理性，在尼采那里，真理不是历史的超验本质与终极答案，“真理是一个价值事件”，将真理问题作为文化和生活世界的问题，这样把真理问题历史化、具体化了；但与此同时，因为仅仅服务于生活世界和历史经验的价值建构，并不能保证“真理”的理论品质和思维起源，其他的文化艺术形式可能会更加便利于这种职能的实现，因此元理论思维也同样关注思维机制与思维品质的真理性向度，在此基础上也强调思维形式对于价值和历史经验的生产能力。元理论思维就是在这样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达到对于理论思维本身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知，形成理论本身的理论。这样，元理论意识和元理论思维本身，就是对于真理思维与价值思维、对于理论的真理向度与价值向度的自我意识与突出强调，因此，今天的元理论思维强调了真理思维向度，或者说，强调对于思维的真理性品质的恢复和坚持，但同时更突出思维的价值性向度，今天的元理论思维的突出特征是它使价值思维的向度凸现出来，对思维的主体性的强调在此落实为对于生活世界的完整性和价值的内在正当性的维护。“分析哲学”（可以认为也是元理论思维的一种范式，但有很多有待辨析的误区和盲点）斤斤以求的“意义的意义”的问题因此可以作出回答：意义的意义是价值。
二、当下中国文论:“真理”向度与“价值”向度的双重迷失
缺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元理论意识和元理论反思的层次，使得中国文学理论对于理论的自身的基质中带有一些根本性的残缺视而不见。从由上文所界定的“元理论”思维出发的元理论反思层面上来看，中国当下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在于如下两种相互作用的思潮，是它们决定了当下中国文论的基本面貌和基本困境：
1. 由对于西方理论观念简单、片面的误读而导致的理论和理性观上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领域，成为各种西方的新潮理论观念竞相展览的场所。西方的理论观念都是与西方具体的历史经验与价值框架连接在一起的，但当我们将它们引入的时候，往往抽空了它们所自来的历史价值语境，进行望文生义的理解。而理论与历史价值语境发生什么样的关联、怎样发生这种关联则无从考索，也没有想过要进行考索，但实际上，正是这一方面才是理论作为理论确立的关键机制，对于作为“引进者”的我们来说尤其是这样。这里重要的因此并不是西方理论的语义学内容，它的“本义”如何，而是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如何与怎样同我们的历史经验及价值世界发生反思、认同与叙述关系。因为只有在这样一种“转义”机制当中，才是历史情境的真实感与价值摩荡的发生地带。
比如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的理论观念产生很大影响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它们除了本身的“范式”和理论“工具”的意义之外，也对于当下文论的基本形态和确立、表述方式发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就后一方面来说，主要就是出于对于它们的直义的理解和浅层次的误读。这二者所召唤的实际是以一种新的意义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新的意义关系，而不是将这个世界撕成碎片。出于对它们的误读，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丧失了探求真知的起码信念，丧失了起码的真理信念，总是一上来就宣布不准备做结论、不准备下定义，认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是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这时的理论满足于现象的描述，满足于解说中西各种理论观念的相对性，满足于以零碎的“观念”和相对主义的“范式”自居，满足于对于西方理论的述而不作。实际上，“观念”、“范式”是真理求索[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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