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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理论缺失与真理、价值的双重迷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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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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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价值认同——在后形而上学、后宗教的世界中，这是理论思维最后的意义基底。中国在一个多世纪的现代性诉求当中，总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否定主义”太多，“肯定主义”太少，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当代文化思维，如果不能在价值肯定的基础上维护东方生活世界的整体性与东方文化价值的正当性，如果仍然不断地主张“否定主义”，就只能把自己“否定”进实质上是由西方占据强势与主导地位的“全球化”的“普遍”而又空洞的修辞圈套当中，使得中国问题与中国文化局部化与装饰化为“全球化”版图上的暗淡角落。这是值得引起当下中国文学理论思维注意的问题。
2. 价值思维的向度不能吞没真理思维的向度。而这是以对于思维机制和思维品质的真理性向度的尊重和重视为前提的：必须强调贯彻思维的主体性维度、总体性视野和普遍性目标，达到思维的能动性、具体性和现实性的要求。文学理论思维缺少了真理性向度，就会退化为琐碎的工具思维，文学理论也就成为一些五花八门的零碎“观念”、“范式”和外在性方法的汇聚之地。“观念”、“范式”只是思维真理追问的终点和结果，而不是起点和原因。思维的真理性要求现实的理论思维不能以“观念”碎片与抽象“范式”的形式存在，而需要在理论的总体性视野中，成为停留在表象和意识事实层次上的“观念”、“范式”的主体，达到理论思维和理论概念的普遍性。另外，也需要避免这样一种倾向：有一些理论流派，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派别，习惯于对于理论话语也进行一种历史经验的还原，将理论话语也仅只当作经济关系与政治意识、无意识的症候进行分析。这有其深刻的一面，但反过来同时也需要强调理论思维的自在本质，乃至于理论思维对于历史经验与价值的生产能力。否则理论思维将与其他的分析对象比如文学文化、社会生活现象等无以区别了。这种对于思维的不可还原性与思维本身的经验-价值生产能力的强调，也是对于思维的真理性向度的尊重的一种形式。
在当下的文学理论领域，不断有一种来自于“文学性”的对于文学理论的要求。这种情形当然不能简化为一种对于文学理论的文体上的要求，但这其中仍然隐含着这样一种意味： 文学理论的概念思维和“形象的”、“情感的”的文学“本质”是格格不入的。在此种倾向下，理论的真理性和合法性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受质疑的。因此，在文学理论领域，理论总是被置于不断地去适应和符合对象的“属性”与“本质”的各种各样的、以不同面貌出现的奇怪要求的笼罩之下。与此同时，理论被当成是一种知识，文学被当成是自然科学式的研究对象，于是客体与对象成为文学理论“知识”与自然科学式的“表象思维”（或许还包含一些文学性的“形象思维”）的唯一标准和合法性根据。这样的看法诚然是没有理解文学理论的思维实际上只能是哲学性的纯粹概念思维，因此西方自古至今的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著作几乎都是哲学家写的，甚至本身就是被作为文学理论来阅读的不折不扣的哲学著作；同时它也没有真正理解文学的性质：今天仍从“形象”、“情感”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本质”是偏狭的，语言所维系着的文学世界几乎就是一个生活世界的整体，任何想将文学当作一个自然科学式的客体对象和实体加以把握的企图，或者是歪曲和简化了文学的品性本身，或者自身面临捉襟见肘、辞不达意的尴尬。在今天的哲学和思想条件下，那种“文学性”的理论“思维”同样也没有什么真理性可言，文学的“形象性”、“情感性”在今天的文学观念空间中，用某种类似黑格尔式的语言来表达，只能是种偶然的、表面的属性，文学的真理性本质只能在它们的严格的对立面——概念思维中来加以理解和把握。
真理思维或思维的真理性向度从根本上讲，就是要为当下的历史经验与生存价值找到理论表达形式、思维形式，这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领域来说就尤其是如此：“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没有捷径，没有窍门，只能踏踏实实地从自己的问题出发，在具体的学术思想领域，把研究、教学和讨论一步步提高到目前仍然由西方人决定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水准上。实现这个质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能从基础理论和基础训练做起。在打好基础之前，我们的‘立场’和‘主体性’大概只能被称作感想和意见，严格讲来还算不上是能同当代西方思想正面交手并压倒之的学术和理论。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或许还不具备充分表述自己的根本问题、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存在的意义’的理论能力……对当代学人来说，为中国问题和中国立场找到有力的理论表述，仍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⑥。这样的判断可能令很多人感到沮丧，也可能为很多人所不爱听，然而它却恰恰是我们当下文学理论的不折不扣的实际情况。从对这样的严峻现实的认知出发，老老实实地、一点一点地升华出真正的问题与真正的理论思维，而不是自以为是地在低层次上自说自话，应该正是文学理论的真理思维向度的一种前提性的含义。
对于文学理论的真理思维向度与价值思维向度的同时强调，不仅是因为今天的哲学-思想状况所给出的可能性，而且也扎根在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深层文化本质及内在需求当中。在此，一方面，文学理论的真理性要从价值的向度得到解释，尼采的公式不仅是后形而上学思维的必要出口，而且在这里好像特别适合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在品格——文学所表达的，文学理论所探求的，根本上讲确实不是形而上学的概念确定性和超验本质，更不是自然科学式的精确知识，更多的无疑是属于价值世界的内容；与此同时，另一方面，说文学理论根本上倾向于价值思维，不等于其真理思维向度就可以忽略不计，缺少了文学理论思维的真理性向度，价值思维也会变成肤浅的情绪表达和偏狭的感官印象，价值思维的思想空间也会大大萎缩，文学理论自身的品质无从保证，也变得没有必要，因此文学理论的价值思维向度也要通过其真理思维向度来表达，并以此来建立起基于真理思维与思维的真理性的价值回溯与价值生产的价值回路。说到底并没有两种思维，只有同一个文学理论思维的两个层面或向度。今天的文学理论应该在这种真理思维向度与价值思维向度的交叉释义与相互生产中，在此种过程中所形成的元理论的自我认知与自我理解中，重建其理论思维的主体意识、理论展开的问题框架与思想空间，以及介入与思考现实问题的能力和信心。
注释
①②阿多诺著，王柯平译：《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3页、第574页。
③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④关于这一点比较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拙文《历史断层中的文化修辞——文化视野中的“崛起”派批评》，《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
⑤李安东、段怀清译：《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
⑥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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