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一点，查尔斯·希勒和保罗·斯特兰德制作了关于纽约的著名电影《曼纳哈塔》（译者注：影片以惠特曼的诗歌命名）并表达对惠特曼的致敬。因此，摄影看起来也和现代都市有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或许可以这么说，现代都市和摄影是一同出现并彼此塑形的。
自1850年前后开始，早期摄影师就力图表现一个完美的都市――要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完美一致。摄影师们试图向资产阶级展现一个让他们为之骄傲的都市，因为正是这些人来购买摄影师制作并出售的照片集。到了19世纪末，艺术摄影者抛弃了这种美学，相反，他们表现的是一个充满碎片和补丁的都市，而不再是整体。有时他们关注的是都市的地下部分，例如“另一半如何生活”，有时候，虽然他们仍然关注耀眼的东西，但它们常常是偶然的、断裂的。例如，有人会提到纽约摄影师渥克·艾凡斯，他的摄影对象包括城市街道上的普通广告和地铁乘客的匿名肖像。
如果对这一观点进行适当发挥，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代主义者的都市摄影和惠特曼诗歌的写作策略在视觉效果上是对等的，至少纽约是这样。然而，单一的叙事或者影像似乎都不可能概括出一个当代的大都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并没有一个线性的单一等级。它的多元性围绕着多元的轴心，它总是在受到质疑，并不断自返。
有人认为，正是出自这样的精神，波德莱尔创造了散文诗这一次等的混合文体来描述巴黎。这一文体是对一般文学生产的形式主义的一次反动，例如十四行诗的规范和传统的诗歌形式。不过，这也可以看作是对豪斯曼男爵基于新古典形式的巴黎市区规划的负面评价，既要和豪斯曼男爵的城市共存但同时又反对它，于是，波德莱尔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样式来颂扬日常生活的英雄主义和转瞬即逝。同样，惠特曼的大量创作也都抛弃了和他同时代的、他称之为“上流社会”的诗人们的惯例。但和波德莱尔对巴黎这个理性都市的抨击不同的是，惠特曼仍然在尝试找到一种形式来捕捉19世纪中叶的纽约的杂乱无序和日常生活。
可以冒险作一个概括，区分了波德莱尔、惠特曼与豪斯曼男爵的政治触及了都市历史的一个主题，即局部的、非形式的、偶然的和总体的、形式的、理性的对比之间的多种表现。
当然，无论是基于已知的历史，还是当代的经验，我们都可以辨认出这种二元模式。但是，它真地可以捕捉到对大都市的体验吗？如果还不够，那又该如何处理大都市繁杂缠绕的文化和政治呢？特别是针对纽约，这里我愿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应该是适用于纽约和上海这样的城市，但不适用于巴黎、华盛顿、圣彼得堡和北京。正如这个名单所揭示的，那些相对地脱离了中央规划、不是被国家政府完全控制、也无需去表现这个国家的城市，就拥有更独特的城市生活模式和自我表现的力度。
马克斯韦伯强调，当代大都市的特征源自它的市场性质，他将其定义为“不同个体能够共同进入的最无个体性的生活形式”。最能概括当代都市特征的是陌生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平淡无奇。在定期的集市中，早期的都市既有陌生人又有人际交往和物质交换。但正如波德莱尔所坚持的，当代都市令人惊讶的是在平淡无奇的都市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高贵。换句话说，如果界限的边缘是在其它文化环境中才能体验到的社会状况，那么在当代都市里则非常平凡，几乎就是日常经验。
市场同样是权力典型的现代形式，权力的问题十分关键。（可它在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又常常缺席。）这里的权力我以为是指制度权力。关注文本性的后结构主义者和成天鼓吹市场的新保守主义者都忽略了权力，即制度性的权力和市场中不均等的权力。对市场这一隐喻的理解往往没有认识到它的运作就是权力进行演习和获得成功的竞技场。我认为，作为都市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启发性环节，市场这一隐喻如果要继续下去，就必须避免这种盲目性。
市场和大都会文化可以看作是在制定一个陌生人之间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换的模式，其中充满了赋予交换以形式、但又扭曲甚至妨碍交换的微型模式（有时还不是微型）。市场，或者说市场似的进程创造了一种拒绝叙事的复杂的文化模式，它缺乏英雄主义，也不再指向传统的叙事结构。目的仍然存在，但是在充分复杂的权力环境下，任何一个结果都不再和单一的目的相连。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文化研究的伪学科局限是什么，它都有自身的正当权利。它对文化内部的冲突和竞争保持着敏感。在都市中，这样的冲突散布在物质的、制度的和想象的空间中。由于都市最注重的是其空间布置，以及空间和社会关系的特殊组合，我愿意把都市的公共文化作为一个在对地域的所有和占有之上的正在进行的冲突过程。
无论这一竞技场是都市的公共空间还是它的社会机构，包括传媒，我们扮演角色所获得的奖励，就是对公共生活有相对的影响力、正当性，并且能为市民生活提供确定的意义。公共文化总是充满困难和挑战，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成了异质型现代社会的竞技场。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这赌注是“公众对真实的阐释”。有人赌赢有人赌输，而胜利者往往“试图把他们对世界的阐释普遍化。”
那么，当代都市文化的表现只可能是不稳定的、摇摆的、暂时的停战状态，而交战的各方则是不同的由私人界定的意义，在公共空间寻求自身的合法性甚至普遍性。 有人会说，这种为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努力和其失败一样都是必然的，其结果只能是大都会文化的非叙事性和复杂性。
如果再靠近一点社会经验的层面，大都会生活或许就是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发生在类似西美尔所说的那种个体的内部（或主体）认同和外部认同之间，后者部分地被更广泛文化的客观样式所决定。但现在，我要提到西美尔之前的一个人，德国社会学家菲尔狄南特·杜尼斯， 他在一本写于1887的书中提出了两个概念，对都市的现代性进行了社会学的解释：即gemeinschaft 和geselleschaft。这两个概念通常被译作“社区”（community or association）和“社会”（society），这就可以进一步探索公共文化的形成和更新。都市的公共文化是社区和社会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产物。前者是同质文化的群体，是同一性的世界，用今天的话来说，人们不仅团结在政治认同之下，还有一致的利益，无论这利益是地域的还是经济的。而后者则是一个差异的世界，是不同的个人利益对权力和合法性展开竞争的空间。
那么，为不同的匀质群体提供非匀质的公共空间是关键问题之一。什么样的途径能让私人和匀质得以进入公共空间呢？私人的生活世界和相应的私人利益又如何影响更大的公共生活领域呢？公共生活的哪些部分侵入和影响了私人生活？这些关系是互惠的，而且两个领域之间的界线总是可以渗透和协商的。与这种共时关系相交叉的是历时性的和时间性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一样，都是大都会中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持续重建的组成部分。
在巴黎或维也纳，对都市的公共定义――或者说对当代表现的质疑好像不及纽约复杂。我在这里概述的对纽约公共文化研究的方法迥异于萧斯基对《世纪末的维也纳》的出色研究。萧斯基的著作可能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对现代大都市文化的历史研究。开篇第一章勾勒了城市自然外观的变化――主要是著名的环城大道的修建――以及重建它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接着他考察了文化和政治的各个领域。在每一个案例中，他发现环城大道的后撤设计都明确表现了自由主义。他进一步描述了自由主义和市民责任的解体。在现代主义文化表述的各个领域里――绘画、音乐、建筑、文学，政治被私人领域所抛弃。市民责任的自由主义理想被一个朝向个体、精神和情感的内在转折所取代。这一点在弗洛伊德对梦的阐释中显露无遗，而萧斯基则出色地历史化了弗洛伊德的文本。
但是，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纽约。虽然原因之一可能是我缺乏萧斯基那种广泛而且跨学科的学问，但我以为纽约和维也纳之间的差异是更主要的原因。纽约从一开始就是属于商业和多元文化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早熟的现代。它没有经历过那种造就了“世纪末的维也纳”同时也撼动了它的文化基础的现代主义文化爆炸。更重要的是，作为帝国的首都，维也纳一直是更传统的精英文化和文化等级的中心。在维也纳，精英文化可以以某种方式代表总体文化，但在纽约不行――永远不行。（我建议把上海同北京和维也纳作一个对比，就像把纽约同维也纳和巴黎对比一样。）我所提出的这种差异即指纽约和上海更活跃更平等的公共文化。这就意味着另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
对于纽约，逆用萧斯基的策略似乎会更有效。如果萧斯基可以把他的研究重心放在维也纳精英文化的传记或其它学科领域，那么在纽约，最好从我先前试图定义的公众文化出发。我们可以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公共空间，去考察这一空间里各种文化的众声喧哗，特别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突。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流动的图景，一个文化和人、商业文化和美术的图景。这并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对立，而更多的是人人都可以分享的。
基于不同的制度结构、大众、本地和商业的形式与内容的知识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而在城市公共文化里尤其如此。所有这些都在争夺中心地位，但全都失败了。在崇尚平等主义的现代都市里（如果不是事实层面，那么就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文化生活被沿着纵轴和横轴一分再分――没有普遍承认的等级原则或优先级原则。这也许可以解释其政治稳定性。但我要指出的是：即便不是政治，那么文化在俄国批评家巴赫金的理论里也是可以识别的。他让我们设想一个“挤满”了各种声音的领域，大家都在试图支配意义。
语言（我的意思是指公共文化）在其历史中的任何时刻，它从上到下都充满了多样体：它表现了现在和过去之间、过去不同时期之间、当代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团体之间、以及潮流、学派、循环等之间共存的社会意识形态矛盾，一切都被赋予了实体的形式。这些多样的“语言”通过不同方式相互交织，形成了新的社会型“语言”。
巴赫金在坚持抵制艺术和生活的单声道的同时，还有效地肯定了大都会文化的重要性及其历史结构。
无论是作为文学语言还是对公共空间差异的实在表述，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文化是肯定差异存在和非匀质性的一种表现，而等级形式的缺席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缺席。在宏大的公共空间和富于表现力的文化里，大都会在所有多样性里实现对自我的表现。我们愿意相信这种囊括了每个人的多样性的表现构建了集体意识和对差异的容忍。毫无疑问，正是这一原因使得知识分子对都市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富有责任感且如此着迷，即便这其实是由他们维持甚至制造的。
但是“表现”一词还有另外的含义，如代议制的政治制度。有趣的是，在美国人对选举政治的看重和参与热情日益衰减的这个时代，建立和维护人民主权的代议制的宪法形式也难以吸引学者的兴趣。在正式的政治科学学科之外，很少有人会对政治制度感兴趣。对现代都市广场的学术追求和对严肃的政治代议制的漠视，这之间的反差是惊人的，而且是有问题的。
这里我要回到理查德·塞内特。在近期的《哈佛设计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空间》的文章。这一介入非常重要。文章反驳了最近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城市理论研究的进展，并指出城市规划学者热衷于认为人们的活动集中在市镇广场的态度模糊了希腊公共生活的丰富性。塞内特指出，雅典把它的民主实践置于两种外在环境里：市镇广场（agora）和剧院（pynx）。因此公共生活包括两方面，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功用和“场所”，一个是无形式的，而另一个是制度化的。
广场刺激了市民对他者存在的重视，人们的不同需要和权利都应得到尊重。这是一个再现差异的场所，但同时又在一个集体中暗示了共同关系，它的沟通模式是视觉观察和表述。这类场所可以用来提高宽容度和对差异世界的承认。
剧院则有不同功能。它使市民能聚精会神地做出决定。在那里，雅典人对城市的行动进行辩论和决策。当广场被用来认同陌生人时，剧院里的演讲者和听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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