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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的超克”及其变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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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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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超克”是个老问题，它在日本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面相或者表现形式，甚至构成了现代日本思想和知识的“主旋律”，而且，这个“主旋律”与日本不同时期的现实的结合，更构成了日本不同时期丰富多彩的思想“变奏曲”。在中日关系新的历史背景下，我愿进一步谈谈这个重要问题。
缘起
日语中“近代”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谓“现代”，“近代的超克”，大体上相当于“现代反思”或者“现代化的反思”之意。
关于“近代的超克”问题之缘起，一般认为是在1942年(昭和17年)日本《文学界》杂志召开的同题讨论会和《中央公论》杂志召集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讨论会。在当时所谓“大东亚－太平洋战争”的背景下，反思“西洋现代性”或者“反思西洋现代化道路”的议题，被刻意地引向“批判、摧毁、打倒欧美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方向，从而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扩大侵略范围、并最终向美国宣战背书。
而“近代超克”思想的首倡者一般认为是如下三位现代日本重量级的思想家：日本浪漫派的代表者保田与重郎、京都史学派的代表者西田几多郎和《文学界》的组织者小林秀雄(而不是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的竹内好)。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当时的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显然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个被称为“危险思想家”的知识群体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而崩溃，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近代的超克”背后所蕴涵的问题意识却保存下来，而且还成为日本战后思想的基本动力，我认为这个问题意识就是：何谓“近代日本”？何谓“日本的近代(道路)”？一言以蔽之：“近代日本向何处去”？
1.“55年体制”：外交暧昧传统形成
我们也只有从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格局的结构性矛盾角度去分析，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日本政客往来走钢丝、钻空子，甚至经常出尔反尔乃至“不负责任”、不按牌理出招之举措。
“近代的超克”问题在日本重新被提出，是在战后的1955年，而与它伴随着的，则是著名的“55年体制”的形成。这里的关键性事件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使日本掘到了战后第一桶金，而且日本也与美国实现了旧金山媾和，得以重新回到“国际社会”。或者说，正是因为朝鲜战争，刚刚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强大的军国主义日本，就突然地不再被视为世界的威胁，不但被轻易地“放过”了，而且还摇身一变，成为美国控制的联合国以及西方在亚洲最重要的战略同盟者。甚至还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救了如岸信介这样的战犯和日本右翼，恰好也是朝鲜战争，处于东亚冷战危机中的日本，正值所谓“国家当用人之时”，于是新老政客才得以重新入阁登场。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是从1955年起，日本通过东亚的新危机才迅速平息了自己的罪名，从而才真正进入到了“战后”(即日语中的“现代”)。
但是，对于1955年的日本来说，它还是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国内、国际矛盾。首先，当时的世界局势是冷战，而在美苏两霸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中，“日本究竟往何处去”，或者说“日本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自然成为日本政治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从1955年开始，日本右翼在美国的鼓励下，就开始了第一轮修改和平宪法的运动(即加强武备和出兵海外)，另一方面，在1955年2月的国会众议院大选中，由于革新派获得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从而成功地阻止了右翼提出的宪法修改案，这就迫使国会保守派———自由党和民主党中的右派宣布两党合并，成立了“日本自民党”，以抗衡革新派的优势。而在这样的政治僵局下，当时的首相鸠山一郎为了回应国际上两强争霸和内部国会左右两派势力夹击的局势，就作出或开创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政治姿态：即一面提出宪法修正案，企图恢复日本军备，另一面则大放“恢复日中、日苏邦交”的热气球。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这种左右摇摆的“暧昧”传统，也就从此形成。
而这充分表明：所谓日本政治家的人格分裂，很大程度上源于冷战以降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形势的矛盾对立，以及这种对立格局中日本何去何从的选择；我们甚至也只有从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格局的结构性矛盾角度去分析，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日本政客往来走钢丝、钻空子，甚至经常出尔反尔乃至“不负责任”、不按牌理出招之举措。同样的，小泉首相一方面在卢沟桥谢罪，一方面靖国参拜，以及安倍首相的一方面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一面要跟中国改善关系，这种看似矛盾的举措，其实也都是55年“战后体制”和政治传统的自然延续，并非今天才有的新东西，而这一切不过凸现了日本“55年体制”内在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又是当今世界结构性矛盾、尤其是东亚冷战遗留问题的折射。
而今天最值得中国注意和思考的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将政治“危机”转化为“生机和契机”的能力，因为日本自民党就是在应对革新派的挑战危机中形成的，利用国际、国内矛盾寻找新的政治空间是其起家本领。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右翼实际上最不怕出事(因为不出事他们就没机会)，尤其是：只要朝鲜半岛依旧处在冷战的格局中，那么日本右翼政客就一直会有空子可以钻———我们对此必须抱清醒的态度。
2.认同西方还是回归亚洲：两种民族主义
借用鲁迅的话来说：日本不过是世界竞争场上的“看客”，而中国则是跑在最后却跑而不止的英雄。
正是在这种战后“55年体制”中，日本二战前的左右两种势力，也都各自变形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生产出来。日本战后两个最杰出的思想家：认同近代西方价值，同时以亚洲、特别是中国价值为克服目标的丸山真男，与以西方文化为克服目标、主张回归亚洲认同的竹内好，分别代表着日本现代民族主义的两种不同方向，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日本思想流派。
丸山真男并非一个简单的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主义者，但是，他却是一个亚洲传统价值、特别是儒教传统价值的激烈而彻底的否定者和批判者。对中国和儒教价值的否定使他成为一个“脱亚论”的日本民族主义者，而对西方近代价值的认同，则使他成为一个“入欧论”的现代化主义者。
竹内好虽然是丸山的好友，但却与丸山真男的观点完全不同。竹内氏认为，丸山等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日本现代化成功”，不过是日本善于“模仿”而已，而丸山真男所说的“日本进步”，无非是日本模仿欧美，仿效得比较快而已；而反过来看，日本之所以模仿得比较快而且顺利(即竹内所谓“优等生文化”)，则不过是由于日本文化气质弱，缺乏自主性、自信心和“抵抗力”而已，从近代史上看，日本所谓的“见贤思齐”往往不过是“欺软怕硬”罢了。
竹内好论述中最具有爆炸性的，是他通过阐释鲁迅而进行的中日现代文化比较。竹内氏认为，现代中国与日本之文化不同在于：当同样面对西方强权时，中国代表的文化方向是“弱者抵抗”，其代表者就是鲁迅。而日本所选择的文化方向却是“弱者模仿”，其代表就是明治以来的“维新派”。于是，对于西方强权，中国是“强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强者”，而日本则是“弱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弱者”。因此比起日本，中国才是真正的“强者”(这样的论述，显然非常接近毛泽东1940年在《中国文化》杂志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述)。
如果说现代文化本质上是强者文化、竞争文化的话，那么中国“弱者抵抗”的文化倒是更接近“现代”，而日本的“弱者模仿”文化，则根本上说却是“奴才的”、封建的文化，它实际上离现代更远。
在1955年的历史条件下，竹内不但批判了战后日本昨天还举国狂呼“炸平美国”，今天就夹道欢迎美军占领，兴高采烈跟着走的事实，而且，在抗战中最终被现代化程度远落后于日本的中国所击败的事实，同样给了竹内深刻的刺激。他从而认为：日本的失败是文化的失败，而中国的胜利则是一种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的胜利。如果将现代进程理解为文化竞争的话，那么在这个现代文化和精神的赛场上，中国则是先进的，日本却在精神和文化上早就被欧美击败了，而为丸山真男所津津乐道的“世俗现代化的成功”不过是过眼烟云，日本是没有先进文化支撑的“纸老虎”。借用鲁迅的话来说：日本不过是世界竞争场上的“看客”，而中国则是跑在最后却跑而不止的英雄。
何谓近代？“近代”在竹内氏那里就是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竞争———在强者而言，是民族精神的开拓，在弱者那里是民族文化的“抵抗”。所谓“超克”就是“民族精神”竞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显然是竹内好为“近代的超克论”提供的一层新的意思，而日本的所谓“文化模仿”，当然是不在其列的。
竹内好批评丸山真男的尖锐之处在于：“近代”显然不等于“近代化”(特别是丸山真男所推崇的欧美式的现代化)。但是，将现代世界的运动理解为民族精神的“竞争”和超克，竹内身上恐怕带有比丸山真男更为强烈的现代形而上学、乃至神秘主义色彩，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内好恐怕是一个比丸山真男更为彻底的日本民族主义者。
当今日本的“竹内好主义者”所关怀的，恰恰不是简单的去重复那个明治时代旧课题：“日本必须富国强兵”，他们所关心和呼吁的是：重建“日本精神，乃当务之急。”———而看似矛盾的是，恰恰是这种“竹内好主义者”的呼吁，与当今的日本右翼不谋而合。
3.“伟大的60年代”：超克资本主义现代性
也正是通过60年代广阔的社会运动，日本现代思想真正深化了，日本文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才辈出的局面，被长期诟病为丧失了创造性、自主性的日本思想从此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
19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当年丸山真男们作为追求目标的“现代化”视点却越发空虚起来：因为伴随着经济成长起来的，当然是美国卵翼下的日本财阀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非但战前的财阀依旧还是财阀，而且战前的党阀依旧还是大佬；而丸山真男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的“法律的形式化”，不但助长了一个官僚支配的社会，而且在国际法上，更等于为日本“形式上的独立”和“实质上的被美国占领”提供了讽刺性的注脚，这一切使得“近代的超克”再度成为日本社会的重要课题。只是，这一次思想运动的倡导者发生了戏剧性的颠倒：如今主张反思、或者批判“近代”或者日本现代化的，已经不再是日本的保守派或者右翼，而是日本60年代形成的“新左翼”，学生和市民则成为这一战后最大的民主运动的主体。
在新的市民运动中形成的所谓“新左翼”不同于苏联的老左派，日本新左翼认为，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不过是“近代主义”或者现代化主义的一种形态，当苏联将抽象的“生产力指标”当作追求目标时，忽视的不仅仅是人的尺度，而且也是劳动者的能力培养，这充其量是西方现代化[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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