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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的超克”及其变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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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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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变种罢了。保证终身雇佣制度，最大程度地缩小工资差别，劳动者参加决策和管理的生产方式，这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倡导的不同于苏联的现代化道路。
60年代的反资本主义和反战民主运动震撼了日本社会特别是教育体制，最终改造了日本整个知识界，也正是通过60年代广阔的社会运动，日本现代思想真正深化了，日本文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才辈出的局面，被长期诟病为丧失了创造性、自主性的日本思想从此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命题在实践中被提出。
一方面，针对现代化造成的人的“异化”问题，左翼知识界提出了重读马克思，回到康德、回到“前期马克思”的命题。当然，当年的京都史学派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也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批判苏联版的马克思和英美版的现代化论的。但是，正如三木清后来所“惊讶地回忆起来”的，早期的超克论者好像什么都提出了，而唯一谁也没有涉及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早期超克论者对于现代、现代化问题的批判和反思，竟然从来没有涉及过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方式的反思，更不要说将这种思想的批判、反思与如此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相结合了。而没有民众斗争的支持，他们对于“西洋现代性”的抽象批判只能乞灵于当时的政府和精英，乃至乞灵于天皇制，而当年青的柄古行人发表《马克思及其可能性的中心》的时候，这不但标志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已经成为日本现代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这部作品本身就是对日本60年代市民和学生民主运动的一份科学的总结———广泛的社会民主认同，第一次压倒了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成为日本社会动员的有力思想武器，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另外一方面，苏联的教训使得日本进步的知识界认识到：一场精英领导的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最终可能堕落为官僚统治、压制人民民主的斯大林体制。1960年代对中国产生好感的日本年青人的确是与日俱增，而不再是战后竹内好等极少数人了，而且他们认同的，也不是竹内好那个抽象的、作为日本的“乡愁”和民族主义镜像的中国，而是一个抗击着美苏两霸、支援着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把两弹一星打上天、劳动者当家作主、以76票对35票重返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不过，在今天回首60年代，我想起的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这样一段话：“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昧、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如今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因为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想象，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
历史的悲喜剧提醒我们，今天中日关系的文化基础和政治基础究竟在哪里，究竟在哪些人的身上？
4.1980年代：冷战世界秩序的解体与日本保守派的复兴
倡导美日同盟“领导地位”的日本，与倡导“多极化”、“和谐世界”的中国之间，在什么才是“现代世界秩序”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日本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保田与重郎在1940年代曾经对“近代的超克”有个经典的概括：“近代的超克就是对美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双重超克。”从这个角度来说，则“近代的超克”命题在日本真正被重新确认，实际上乃是1980年代。而这里的最基本原因，就是1980年代的世界结构变化，特别是冷战秩序的解体，为这一命题的死灰复燃提供了现实的语境，甚至可以说，从日本右翼的角度看，1980年代以来的世界结构，不但回到了战前的1930－1940年代，而且也为对“美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双重超克”提供了现实的契机。
首先，冷战的国际秩序的最终崩溃，使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最终彻底复活，这不仅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分别以占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和第三的庞大实力，挑战着美国的经济霸权，而且，这种挑战也导致了两个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结论：1，以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为主体的社会模式优于大资产阶级垄断的模式；2，商品市场和生产的模式优于金融主导的经济模式。正是这种发展道路的比较，最终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学界提出的“东京－莱茵河生产模式”优于“盎格鲁－萨克逊生产模式”的命题。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遇到的困境，使其不再被视为是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条另类的方案和道路。苏联自1970年代末阿富汗战争以来就陷入到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之中，而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于1970年代末的改革，则将国家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作为主要追求目标，并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确认了中国现代化“落后”和“迟发展国家”的形象，并把日本经济的成功(甚至所谓“亚洲四小龙”昙花一现的经济成功)当作学习、仿效的样板，在这个意义上，既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尝试的，看起来不过是一条远不如战后日本“成功”的现代化方式而已。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不过是另外一种欧洲式的现代化道路，既有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为对“现代性”和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提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与此同时，开始进入富裕社会的日本，越来越呈现出“中产阶级社会”的保守色彩。1980年代流行于日本思想界、知识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既是日本进入信息－消费主义社会的反映，更是以新的话语形式重新叙述了“近代的超克”所提出的问题。或者说，它反映了在冷战解体的世界形势下，日本社会重新思考什么是“近代”或者“现代性”问题的新趋势。正如广松涉所指出，被战前的“近代超克”论者当作理想和榜样的“原初的日本形象”，其实是与天皇制所象征的国家体制形态，处于难分难解的关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当时的回到“原初的日本形象”，自然也就与认同天皇制和支持皇民统治的军国主义成为二而一的关系。而1980年代率先从经济理论上提出的“日本第一”和倡导“日本方式”的优越性，则同样导致了对“55年体制”所确立的自民党独裁政治的确认，而石原慎太郎等人所倡导的日本精神和日本文化的“复兴”，导向的是对于日本“过去”的美化，也自然包括对于日本过去侵略行径的美化。至于小泉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当然不是使日本更加适应和融入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而是强烈要求日本在当今世界上的“领导”和“主导”地位。而到了最近，这一冲动则进一步完型为重新建立以日本为中心、以日本道路为未来世界理想的新“世界史观”和“当今世界新秩序”之构想———这样，当年京都史学派所提出的“新世界史观”，在1990年代自民党“历史研究会”发表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第一次正式地被重新提了出来。
而今天，日本冲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表现了冷战结束之后，重新确立一个以“美－日”政治－军事同盟为核心的单极化的世界“新秩序”的构想，这一构想针对的目标绝不是冷战的旧世界格局，当然也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在二战后形成的，由联合国所代表的世界秩序。
一个核心的分歧在于：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在日本右翼政客看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就是美日全方位同盟起领导、支配与核心作用的“新秩序”(通俗地说也就是“美国的枪加上日本的钱”)，而小泉和安倍领导下的日本正为此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但是，在中国和大多数国家看来，冷战后的世界已经由一个亚非拉联合、斗争的“三个世界”，演变为以美－日、欧盟、中国、俄罗斯和阿拉伯世界(特别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为“多元主体”的多极化世界。这样，倡导美日同盟“领导地位”的日本，与倡导“多极化”、“和谐世界”的中国之间，在什么才是“现代世界秩序”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正是这种对于世界形势和“世界新秩序”的针锋相对的理解，构成了当前中日政治关系紧张的深层根源。
实际上，中日关系从来不是单纯的两国关系，而中日关系的症结只有从世界秩序的角度才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和领会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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