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接触到俄罗斯诗歌，是在文革末期，那时在知青中流传着普希金的《致大海》、《给凯恩》、《致恰达耶夫》等诗。《致大海》这首名诗，正如人们所说，自它问世以来，它就“感动了无数热爱自由却又身处逆境的人们。” 它在中国有好几种译本。戈宝权的译本庄严、雄浑、韵律谨严，但我更喜欢查良铮即诗人穆旦的译文，它更亲切、也更个人化，读后更能引起对人生和命运的咏叹，它的首句“再见吧，自由的原素！”（戈译为：“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一语道出大海的本质。可以说我们面对的已不仅是普希金的大海，还是穆旦的大海了。
　　在穆旦的译文中，诗人与大海有一种更深沉的挚友般的默契，“仿佛友人的忧郁的絮语……最后一次了，我听着你的/ 喧声呼唤，你的沉郁的吐诉。”就这样，大海与诗人相互辨认，相互倾吐，仿佛他们具有同样的精神血液。这样的译文，真是具有一种沉郁之美。
　　穆旦译文中的那种前途渺茫，壮志未酬的荒凉感，或者说，那种“流亡的阴郁和光荣”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在你的荒凉中”，隐隐出现了拿破仑的流放地，“一面峭壁，一座光荣的坟墓……啊，是拿破仑熄灭在那里”，这里，穆旦没有像有的译者那样直译为“逝世”，而是用了“熄灭”这个词，这隐喻着拿破仑是一道照亮世界、照亮诗人生命的精神之火，如今在那个荒岛上悲剧性地熄灭。
　　“紧随着他，另一个天才/像风暴之声驰过我们面前”，那就是天才诗人拜伦。他的离去，“使自由在悲泣中”！读到这里，我们也仿佛听到了诗人的哽咽声。穆旦在五十年代后期被迫放下了诗的创作，他把他的个人身世之感，个人对自由的渴望，都寄托和转移在这样的翻译上了。
　　但是，大海的永恒存在就是一种不屈的象征。在诗的最后，诗人再一次向大海道别，他不仅在岸上久久地徘徊，还要把大海带在心中，“把你的山岩，你的海湾，/你的光与影，你的浪花的喋喋，/带到遥远的森林，带到寂静的荒原”。这些金属般的富有质感的诗句，不仅真切传达了海在“黄昏时分的轰响”，也有力地传达出诗人与大海道别时的内心震颤。大海，将永远与诗人为伴。
　　在那些荒凉的青春岁月里，这样的诗，我每次读，都引起肉体的一阵阵颤栗，虽然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直到多年后，我读到茨维塔耶娃在《我的普希金》中的一段话“三十余年过后，我清楚了：我的去海边，就是去普希金的怀抱，就是投向普希金的怀抱”；“‘自由的元素’原来就是诗，而不是大海，原来就是诗，也就是那我永远也不会与之道别的惟一的元素……”我这才更多地明白了普希金对我们的意义。
　　至于戈宝权译的《给凯恩》，我认识的许多人都会背诵它那著名的开头：“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但该诗之所以如此深刻感人，更在于忧郁、苦闷的流放生活与爱情的奇迹般的重现这两种因素或者说两个“声部”的融合与交织。的确，读了这样的诗，正如诗中最后所写的那样，“我的心狂喜地跳跃，/有了它，一切又重新苏醒，/???有了神性，有了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这就是普希金的诗歌对我们的意义。
　　《致恰达耶夫》更是一首不可轻易谈论的诗！我记得第一次从一个外地来的知青的小本子上读到它时，我真不敢往下看！我像偷吃禁果似的慌乱地吞咽下了它的每一个字。虽然因为当时还太年轻，没想到去学写这样的诗，但总有更勇敢、也更早觉醒的人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在早期朦胧诗和今天派的诗中，我们就明显看到这首诗的某种回响。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普希金的影响，黑暗王国就不可能出现一线光明。我们完全可以用《致恰达耶夫》的那个著名的结尾，来概括早期朦胧诗和今天派在那个时代的意义。

　　俄罗斯诗歌，尤其是二十世纪俄苏诗歌再次对中国诗歌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以后。曼杰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对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人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不仅在他们的诗中呼吸到我们所渴望的“雪”，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他们确定了我们自己精神的在场。我甚至说过这些诗人构成了我们自己的苦难和光荣。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影响，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曼杰斯塔姆这位天才性诗人，诗人柏桦就深受其影响，正因为这位诗歌榜样，柏桦发出了“诗歌，我从内部承担你”这样的令人震颤的声音。我从曼杰斯塔姆那里学到的，则不仅是诗，还有那种“献身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学意识。曼杰斯塔姆把“阿克梅主义”定义为对文明的“怀乡之思”，这和他那个时代的吵吵嚷嚷的先锋派们是多么不同！布罗茨基的长文《文明之子》(the Child of Civilization) 1，就独具慧眼地从这个角度揭示了曼杰斯塔姆。曼杰斯坦姆的《关于但丁的谈话》2，在我看来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学论述之一。在该文中，他讥讽人们只是“把但丁钉在与那些雕刻作品相似的地狱风景上”就算了事，一个作为“诗歌乐器的大师”的但丁尚未被聆听。曼杰斯坦姆本人，即是一位“诗歌乐器的大师”。他的天赋，几乎不可能为我们所穷尽。后来，当他被流放到沃罗涅日，陷入艰难绝境时，一种更为宏伟、深沉的呼吸却出现在了他的诗中：“当我重新呼吸，你可以在我的声音里/ 听出大地——我的最后的武器……”
　　茨维塔耶娃纵然一生不幸，但其心灵力量和诗歌天才的持续迸发都让我一直惊异。“文学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她曾如是说。她自己的诗也正是这样。她早期诗中的那种“抒情的冒犯”，对中国早期朦胧诗诗人多多等，曾产生重要的影响。她的纯粹、绝对和力量，都让我一次次惭愧。她的诗，绝不是柔曼的长笛（虽然她不乏柔情），而是出其不意的打击乐，是致命的电流。记得1992年旅居伦敦期间，一次我参加一个诗歌节，朗诵会散场后我在泰晤士桥头的路灯下翻开一首诗《APPOINTMENT》，没想到只读到前两句便大惊失色：“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 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这是谁的诗？再一看作者，原来是茨维塔耶娃！我读着这样的诗，我经受着读诗多年还从未经受过的颤栗，“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我甚至不敢往下看，往下看，诗的结尾是：“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就这样，一首诗写出了一个诗人的命运：活于大地而死于天空。
　　这样的诗之于我，真像创伤一般深刻！从此我守着这样的诗在异国他乡生活。我有了一种更内在的力量来克服外部的痛苦与混乱。可以说，在伦敦的迷雾中，是俄罗斯的悲哀而神圣的缪斯向我走来。
　　
　　阿赫玛托娃则是另一位让我愈来愈深刻认同的伟大女诗人。“既然我没得到爱情和宁静，/请赐予我痛苦的荣誉”，这是她的诗句（英国女诗人安妮·斯蒂文斯所撰写的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传记《BITTER FAME》，书名和书的主旨就出自这句诗），悲伤的女诗人在对她的上帝祈求，而命运也就这样答应了她。与其说她作为“未亡人”活了大半个世纪（她的友人、丈夫和伴侣都相继悲惨地死去），不如说她是被诗歌“留下来”的人，以完成一种更艰巨、也更光荣的诗歌命运。可以说，正是她告诉了我怎样以诗来承担历史赋予的重量。似乎在她的每一首简约克制的诗背后，都有一个隐蔽的命运悲剧的“合唱队”。布罗茨基曾称她为“哀泣的缪斯”，对我来说，这是一位说俄语的但丁。                              
　　阿赫玛托娃很早就出名，纵然在20年代后她不再写作，她依然会是俄国20世纪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她早期那些独具个性和魅力的诗已充分具备了“经典”的意义。但阿赫玛托娃却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诗人。我感到，阿赫玛托娃超出于一般诗人而迈向“伟大诗人”的境界，完全是在1936年后她重新回到写作上后的事，“我于1936年开始再次写作，但我的笔迹变了，而我的声音听起来也不同了”(《日记散页》)。3什么在变?什么不同了?早年，阿赫玛托娃的缪斯是那位让人琢磨不透的爱神，现在，则是那位更严峻的把《地狱篇》“口授”给但丁的命运女神——在阿赫玛托娃有了足够的阅历、承受了更深刻的磨难后终于进入了她的诗中。
　　在三四十年代，在那个对人道和文明的践踏日甚一日的年代，她的许多诗作都涉及“伟大人物的受辱”这个隐秘的主题，正是为了但丁这位不屈的流亡诗人，她在同样的苦难中唱起了这支歌：
        
　　　　甚至死后他也没有回到
        他古老的佛罗伦萨。
        为了这个离去、并不曾回头的人
        为了他我唱起这支歌。
        火把、黑夜，最后的拥抱，
        门槛之外，命运痛哭。
        从地狱里他送给她以诅咒，
        而在天国里他也不能忘掉她——
        但是赤足，身着赎罪衫
        手持一支燃着的烛火他不曾行走
        穿过他的佛罗伦萨——那为他深爱的
        不忠、卑下的，他所渴望的……
　　　　　　　　　　——《但丁》4
                      
　　起句看似平缓，但却牵惹出一种无限的怀念。但丁生前一直未能回到他的故乡，但阿赫玛托娃没有这样写，而是以“甚至死后他也没有回到……”开始了她的哀歌。只有这样写，才能写出一种永久的缺席。多年之后，布罗茨基在他的《佛罗伦莎的十二月》一诗的开头，就引用了阿赫玛托娃的这句诗。    
　　诗的主题：但丁与佛罗伦萨，或者说，诗人与他的故土、国家和时代（附带说一句，这也一直是历代中国诗歌的主题，而这是由屈原一开始就确立下来的）。显然，不是对但丁的一时兴趣，而是她自身的全部生活把她推向了这样的悲剧性主题。诗人显然是在通过但丁写她自己的“俄罗斯情结”，写她自己与时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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