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几乎消失了的拉丽莎。她就这样神秘地出现了（几天后她又被抓进集中营，并永远消失在那里）。拉丽莎伏在日瓦戈遗体上说的那些话，每次读都使我禁不住内心颤栗，“我们又聚在一起了，尤拉。上帝为什么又让我们相聚？……你一去，我也完了。这又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大事。……永别了，我的伟大的人，亲爱的人；永别了，我的水深流急的小溪，我多么爱听你那日夜鸣溅的水声，多么爱纵身跃入你那冰冷的浪花之中……”
这就是《日瓦戈医生》，一部以一生来写就的伟大诗篇！除了在阅读它时一次次抑制住内心的颤栗，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北岛、柏桦等中国诗人十分推崇帕斯捷尔纳克早期的诗：独特而奇妙的词汇，令人震惊的隐喻，充满新奇的陌生化和紧张感，等等。但我自己更倾向于那些沉着、缓慢，带着内省、沉思性质的诗。收在《日瓦戈医生》最后部分“日瓦戈的诗”中的《哈姆雷特》，正是这样一首诗，它像墓碑一样照亮了全书：
喧哗声止息。我走上舞台。
依着一道敞开的门
从那回声中我试着探测
给我预备着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上千的测度夜色的望远镜
已经对准了我。
亚伯天父，如果可以的话
请移走我的苦杯。
我珍重你的执拗的构思
并准备好担当这个角色。
但是这正在上演的和我无关。
因此请免去我这一次。
然而剧情的布局已定，
最后的结局已经显示。
在伪君子中间我孤身一人，
活着并非漫步于田野。
这是我从企鹅版的帕斯捷尔纳克英译诗选中试着转译的。这是小说主人公日瓦戈的诗，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后期的一种内心独白。
这个俄语版的哈姆雷特从往事的回音中探测着他的未来，这就是说，他已意识到他的“人生之谜”是由历史——那尚待认识和澄清的历史——来决定的。他不可能摆脱历史来获得他的自由。
也正由于这种人生的重负，他仰望星空，而星空也用上千的“望远镜”对准了诗人。他在接受一种众神的目睹。
他对他的天父吁求。他的全部生活把他推向这一吁请。这说明写《日瓦戈医生》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已由早期的异教徒式的，泛神论式的情怀，转向一种准基督徒式的虔诚。
他像旧约中的基督一样，祈求亚伯天父“移走我的苦杯”，因为这已超出了他的承受力。然而，这苦杯能移开吗？这苦杯就是生命本身。
耐人寻思的是“但是这正在上演的和我无关”这一句诗。俄语版的哈姆雷特已经出场，但是他却发现这正在上演的一切和他无关。这暗示着日益严峻的时代和个人良知的冲突。对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帕斯捷尔纳克和他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并不持一种拒绝的态度，因为俄国专制、腐朽的社会需要一场暴风雨的冲刷。但他后来渐渐发现，历史改变了方向，革命的音乐变成了令人恐怖的噪音。这正是诗中的哈姆雷特陷入困境的主要背景。
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选中了哈姆雷特，是因为他从这样一个矛盾的悲剧性艺术形象那里看到了自身的命运。他曾把《哈姆雷特》出色地翻译成了俄文。哈姆雷特的著名道白是“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中国现有的多种译本多少都有点把它简化了，或者说，取消了它的形而上的维度。“To be，or not to be”，这其实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起点，对生命和存在的追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哈姆雷特的全部遭遇和内在矛盾把他推向了这样一个终极性的临界点上。
帕斯捷尔纳克的哈姆雷特也处在这样一种深刻困境中。小说中的日瓦戈和帕斯捷尔纳克本人都属于那种知识分子艺术家类型。他们都不是救世的英雄，他们是“承担者”。他们在他们生活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发现别的出路，唯有通过承受和牺牲来达到拯救。
所以，在诗的最后一节里，哈姆雷特出于对命运的觉悟，顺从了历史的意志。似乎这历史的意志中就隐含着上帝的意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身良知的放弃。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伪君子中间我孤身一人”。他感到“活着并非漫步于田野”。他要求自己的，是最大限度地去承受。
正是在这样一种承受中，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悲剧的力量。“活下去。活到底。活到最后”，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说出的另一句话。显然，这里的活绝不是苟活。这里的活需要全部的良知、勇气、信念和耐力！
九十年代初，我们就这样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守在一起。那时我家住在西单的一个胡同里，有一天大雪刚停，我乘坐——准确地说是“挤上”公共汽车到东边农展馆一带上班去，满载的公共汽车穿越长安街，一路轰鸣着向电报大楼驶去，于是我想起远方的远方，想起帕斯捷尔纳克，而随着一道雪泥溅起，一阵光芒闪耀，一种痛苦或者说幸福，几乎就要从我的内心里发出它的呼喊，于是我写下了那首诗《帕斯捷尔纳克》。
诗人柏桦在一篇论文中说“王家新借《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两首诗深入地介入了中国的现实”。8
就是这样一首诗，“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需要以冰雪充满我的一生”。我说出了吗？似乎说出了一些。诗中那种内在的强度，那种精神的迸发性和语言的明亮，此后难乎为继，一生中似乎只能闪耀一次。其中的一些诗句比如“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也唤起了广泛的共鸣。这些，都是我写这首诗时没有想到的。但我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认同这首诗，因为它如梦初醒般唤起了他们的感受，他们由此感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疼，那种长久以来忍在他们眼中的泪……
但是相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诗人，我们还远远没有“说出”，还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们的一生。这些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不仅以其杰出的艺术个性吸引着中国的诗人们，也以其特有的诗歌良知和道德精神力量，如爱尔兰著名诗人西穆斯·希尼所说，在二十世纪整个现代诗歌的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审判席”。
参考文献：
1 Joseph Brodsky：Less than one，Farrar Straus Giroux，1987。
2 黄灿然译，见曼杰斯坦姆随笔集《时代的喧嚣》，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3 阿赫玛托娃散文英译本《我的半个世纪》，美国Ardis Publishers，1992。
4 该诗为我从英译本《阿赫玛托娃诗全集》中转译，英译者为Judith Hemschemeyer，Zephyr press,1990。
5 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乌兰汗 桴 鸣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6 《日瓦戈医生》，力冈 冀刚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7 卡尔维诺《为什读经典》，黄灿然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8 柏桦《心灵与背景：共同主题下的影响——论帕斯捷尔纳克对王家新的唤醒》，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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