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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传奇：海派小说文体与大众文化姿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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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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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旧文学这样两方面来输送营养。很多人早就看出张资平、张爱玲小说具有旧小说的笔意，还说予且的文字有旧笔记的风格，便是指他们“俗”的一面。甚至钱杏ｃūｎ①也指出，穆时英能“从旧小说中探求了新的比较大众化的简洁、明快、有力的形式”［（５０）］。
所谓旧小说的风貌，在海派作家身上可以有种种的表现。比如故事的接近世态的白描叙述方法，色欲描写的趣味兴奋点所在的位置，章回小说的表达语式和词汇运用等等。张爱玲用没有章回外形的文体来写作，可是她的小说开笔语气，“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５１）］，“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５２）］加了承上启下转接的口风，什么“初上城时节”、“正乱着”、“正说着”、“这一日，也是合该有事”、“当下匆匆别过了”［（５３）］，多有章回的味道！傅雷先生用《金锁记》达到的水平来要求她的其他小说时，曾举《连环套》为例，说它用了“旧小说”的滥调，“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如：“两个嘲戏做一堆”、“一路上凤尾森森，香沉细细”、“那内侄如同箭穿雁嘴，钩搭鱼腮，做声不得”等等［（５４）］。不过，现在没有经旧小说训练的人读起来，好象透着古朴的新鲜，感觉又自不同。张爱玲写对话，一句跟着一句，后一句像是让前一句顶出来似的，突出了对话本身，舍弃二三十年代开始的在对话前后罗罗嗦嗦写上一大堆动作表情的方法。像《鸿鸾禧》里娄家两姊妹二乔和四美准备当哥哥婚礼的女傧相，在时装公司试装，背地里笑话未来的嫂子骨多肉少，两个女娇娃的小心眼不少：
四美又道：“她一个人简直硬得……简直‘掷地作金石声！'”二乔笑道：“这是你从哪里看来的？这样文绉绉。－－真的，要不是一块儿试衣服，真不晓得。可怜的哥哥，以后这辈子……”四美笑弯了腰道：“碰一碰，骨头克嚓克嚓响。跟她跳舞的时候大约听不见，让音乐盖住了。也奇怪，说瘦也不瘦，怎么一身的骨头？”二乔道：“骨头架子大。”四美道：“白倒挺白，就可惜是白骨。”［（５５）］
用纯净的对白，表现促狭的心思，照样毛发毕现。
遗闻轶事，极富笔记的情趣。张爱玲的小说篇篇仿佛在钩沉打捞往昔旧事，《沉香屑》两篇，还有《连环套》、《五四遗事》，从题目到题材，充满“回顾”式气味。予且的短篇，被编者认为“第一‘记'有一记的题旨，有几记简直短得只有一千多字，可以称为随笔风的小说”［（５６）］。是指他的街巷里弄人物故事简洁如话的细节交代，随起随止的笔调。有人评论施蛰存的历史传奇集于《将军底头》里面的各篇，说是“能够很纯熟地运用中国所固有的笔致，保存其简单明净，而无其单纯和幼稚”［（５７）］，意思也是说他的文字吸收了话本和小品笔记的好处。
进一步还可以从话本与民间口头文字，推想到海派小说与“说话”的关系。就连同时代不吝惜批评张资平的人，也承认他“用笔洁净”，“笔端的无滞气，措词的无累语”，［（５８）］“文字是写得很流畅，字句能写得很通俗，很是平民化”［（５９）］穆时英作品最先引人注目的便是语言的“生动、别致、简洁，沉着的调皮”［（６０）］，说他“熟悉了无产者大众的独特的为一般智识分子所不熟习的语汇”［（６１）］。即使操文人词语十分突出的徐讦，写《一家》的时候，为了一种表达的需要，也会一反自己惯常的语调而追溯“说话”的传统。
海派的小说结构略嫌散漫，尤其是中长篇。散漫的原因是所写材料比较接近了“记录”，又受旧小说的影响。张爱玲《小艾》先写的是五太太，写得好长好长，大约总有五六千字了吧，才引出九岁不到被卖到这家来当丫环的小艾。傅雷评论《连环套》时，小说还在连载之中，说“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６２）］。张爱玲的笔是有点细碎。就像予且，虽无张的照人的才华，许多的长篇构造偏于平稳，也有细碎在内。《浅水姑娘》、《凤》、《金凤影》、《乳娘曲》，可能与报刊逐期连载的要求相适应，拉得很长。这使人想起张爱玲谈论中国古典小说时说过的话，《海上花列传》“把传统发展到极端，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不像西方长篇小说－－更散漫，更简略”［（６３）］。从《儒林外史》到《官场现形记》，“内容看上去都是纪实，结构本来也就松散，散漫到一个地步，连主题上的统一性也不要了”［（６４）］。这种小说也有它的优长的地方，它不按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来推演叙事，而使实事细节即具结构的功能。故事是铺开来平面发展的，似乎缺乏西方小说的纵深度，但依靠“记录体”产生效果，生活实事自身能“泄露”出比人们赋予它的更多的意义，而且深入浅出，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这类海派的实事小说，“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充满着“西谚所谓the ring of truth－－‘事实的金石声'”［（６５）］。海派就靠了这一点，创造出“文学遗产记忆”特别清楚（傅雷语），经与旧文学的紧密搭连而同大众相通的文体。新旧文字杂糅，新旧文体兼顾，新旧意境交错，老的一般市民读起来觉得轻松，合胃口，有文化的新派读者也感有点意思，于是，它便拥有了广大的接受层面。
三、世俗之美－－晓畅随意－－感官刺激的集纳化、装饰化－－风俗原型及其时代感－－创意的降低与审美的提高－－由雅入俗、雅俗对流
海派文学大众化的一面，有世俗美。世俗美自然不存多少庄重性、严整性，却透着日常生活才有的那份消闲的、有情有趣的习气。它像一道南方的甜点心，食久必有点发腻，又甜丝丝的受用，一种粗俗的新鲜的喜悦。
海派小说绝对地排斥政治小说、英雄小说，就是因为它只面向俗世。文学的“载道”的功能，传授知识的功能，在这里都被弱化（比如一般“劝世文”的用处还有，增进学问则被“信息传递”所代替），突出了消遣性、娱乐性。所以，海派于寻常中能发现旖旎风光，情节是要曲折的，人物命运顶重要，但力避大喜大悲，是生活趣味盎然的那一类。风格、语言，都追求晓畅，随意，有时甚至故意地“越轨”“出格”，实际无伤风化，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有惊无险”地制造大众阅读的效果。
文学流行的前提是晓畅。张资平的性爱故事编得太顺溜了，太模式化了，但人们还是要看要读，因为它可以顺势而下，流畅，不拗口。新感觉派的作品有种无拘无束、任情渲泄的解放感，跳动，放达。张爱玲是雍容有富贵气的那种流利，像她那身自制的独出心裁的拟古时装，宽身大袖，水红绸子，镶着黑缎的宽边，行云流水一般的。苏青、予且都有上海市民实实在在的平易，以平易中见出的机灵、流动的劲道。读他们的小说能获得的审美快感是没有阻滞，有吸力，略想一想就能有所悟、有所得，全然不想也能轻轻款款看完。
大众阅读的美感，来自感官刺激的形象化制作。海派惯常把文学经过文字调动人的各种感觉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是感官刺激的集纳化、装饰化。叶灵凤的小说，集中了浪漫、奇异、怪诞各种因素，历史、现实与梦相织，甚至神鬼人交驰，给予读者以新奇的画面。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充满声光化电，文字似乎有魔力，带音响，把众多有视听作用的镜头平列组接，一排排打入你的眼帘耳鼓，造成霓虹灯商业街市的喧腾印象。张爱玲的行文就是色彩斑斓，颜色的视觉效果特殊强烈。我做过一个试验，取《传奇》集子中全部１６篇作品，随便各捡出一段描写景物或描写女人的文字来统计，１６段共９１处用了带“色调”的词汇，其中红色２３处，白色１４处，黄色１４处，绿色１２处，金色８处，蓝色７处，紫色４处，黑色４处，米色（肉色在内）２处，银色１处，栗色１处。很明显，张爱玲的文字色彩是大红大绿的王国。她把中国老百姓喜爱的基本原色发挥到极致，熟练地涂抹上去。单是红色，便有大红、粉红、枣红、玫瑰红、珠红、虾子红、樱桃红、妃红等等的细微区别。金色的运用更十分惊人，有金棕色、赤金、淡金、洒金、漆金、泥金之分，足以说明作者的趣味，要以金碧辉煌来叙说一个衰败的世界。色彩经过装饰性的选择调理组合，用人的心思打通，增添了文化的意味。如这一段：“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点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来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６６）］自然界的刺激被这样加工为人文的刺激，内蕴便隽永异常。而此种颜色的感觉纯是民族的，“墙里开花墙外红”的思路也是民族的，组合后翻出的新意则为现代读者所愿意接受。
从张爱玲的色彩运用，我想到海派文学内存的风俗原型。这标志着一种民族的恒定生活样式，可能是深层的大众结构，是所谓“世态小说”美感的一部分的来由。
服饰色彩是这种风俗原型之一，包含着民族的情绪、习惯、文化性格特征。张爱玲的人物衣饰所用的材料如“软缎”、“金织锦”、“黑香云纱”、“月白蝉翼纱”，只需听名字便能产生多少华贵的联想。服装绝对是时代的“外衣”。施蛰存《春阳》的女主人公从昆山到上海来，走在南京路才“感觉到自己的绒线围巾和驼绒旗袍的累赘”，发现满街“来来往往的女人男人，都穿得那么样轻，那么样美丽，又那么样小玲玲的”［（６７）］。对比出自己埋没乡间的悲哀。旧式中国服装的趣味，本来是贵族的，“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６８）］。但随着星转斗转，时装的不断冲击，它慢慢地变成了落伍民众的恩物，贵族化转为平民化。东方ｄì②ｌｉáｎ③的小说人物的服饰，便具有这种古典美，而且他专门著文来说明过这种美的世俗性质：“银红翠绿的裤袄，元宝领，扎脚裤，银环银钏，大红丝线扎发，土产的脂粉，一个江北风味的妇女，我喜欢这种真正的俗气”［（６９）］。
婚丧嫁娶，也是世态小说重要的风俗原型。聘嫁的程序，嫁妆的置备，男女在此仪式下所扮演的性别角色，都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际的复杂关系。苏青《结婚十年》所仔细描述的中西合璧婚礼，正是中国的新旧过渡到三、四十年代仍然是“初级阶段”的一个说明。张爱玲《鸿鸾禧》、《琉璃瓦》主要写结婚嫁女诸事，是新派的，从中年父母的角度去返照现代婚姻的种种不合意。与此相关的还有男女交友的方式，海派堪称表现丰富，从姑表亲或邻里少男少女的青梅竹马情状，到新式学校、交际场所的眉目传情，张资平、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徐讦、施济美、潘柳黛、予且、令狐彗、东方ｄì②ｌｉáｎ③，都有独特的描写，很能显示时代的变迁。苏青关于满月酒、新妇归宁的风俗细节，尤其详尽，足够无声地道出女性的屈辱地位。
此外的民风描写还能列举很多，如饮食习俗，节日礼仪，民居摆设，待人接物方式等等。张爱玲写起房间的布置来头头是道，完全是一幅幅工笔画。如写流苏的娘家白公馆，“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７０）］。是典型的中式客厅款式，房子光线的暗弱可见可闻，气氛是尚残留着昔日虚飘飘的尊贵。同样写老房子的家具，苏青突出了“一件件笨重的雕刻得过于繁琐的红木器具都呆板着脸孔站直着”，是困住一个读过大学的少妇的囚屋，而宁波人的民房卧室正是如此格局［（７１）］。再看施蛰存《上元镫》、《周夫人》有江南过年与过灯节的风俗文字［（７２）］。予且的长篇《凤》里写大学毕业生在市上测字摊拆字算命，饭席上做抽签的游戏，都是全书至关重要的情节，也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风习［（７３）］。中国市民的风俗性自有它的历史线索，饭店舞场可一直追溯至茶坊酒肆青楼，公司商场令人想及集市铺面。市井故事由此更显得生活气息浓郁，人情味道十足。
通俗向前跨进一步就可能引来媚俗。这里指对低级趣味的某种迎合，如旧道德训诲改头换面地潜入文本，非文学性的庸俗色情挑逗成分（对这种成分的随意认定本身，又有可能是旧道德观念在作崇），僵死的套语和旧小说糟粕的死灰复燃。媚俗，破坏文学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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