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良友》画报是建构上海街头文化的印刷文本。编辑者采用平民化的传播技巧，尽力捕捉中下层市民及乡下人的街头生活图景，以故事的叙说方式和图文的双重表述体现媒介的民间立场和大众话语趋向，建构了在上海都市文化语境下的乡村图像和市民文化景观，典型地折射出编者在上海现代性背景下的媒介伦理及其精神焦虑。

　　关键词：良友画报；图像；街头文化；比较传播
　　
　　随着李欧梵的现代性建构阐释和马国亮的文化回忆，《良友》画报便被作为一代文化的符码，成为学者笔下如火如荼的研究话题。《良友》画报建构了现代性的上海，这是大家的一致认同。可在建构手段的研究上，大都集中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图景，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母体的渗透。我认为，《良友》所描述的西方文明，只是为上海都市文化的立体叙述营造了一个文化语境和对比参数，生产场域的根本资本还是上海的街头文化。
　　都市文化是各阶层所创造的文化现象，作为都市文化最重要的部分——街头文化不仅是在“街头”这个公共空间对于市民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录，而且寓含着市民为生存空间的争夺和反抗而与政治空间联系起来的历史进程。因此，街头文化为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考察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而清晰描绘这条路径的工具便是文字与图像，《良友》就是一个所需的最佳个案文本。
　　《良友》画报于1926年创刊于上海，至1941年停刊，1945年又续出一期。与其说它图像了一个现代性的西方，不如说它创造了一整套关于上海20世纪20至40年代街头文化在商业经营、日常生活、大众娱乐等公共空间的阐释。
　　
　　一、《良友》画报视域中的日常生活空间与消费文化
　　
　　就任何城市而言，市民是街头的主要占据者。中外人口的大量涌入，尤其是难民的到达，致使上海人头攒动。“20～30年代上海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是由上海各阶层几百万市民平凡普通而又极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图景编织而成的。”其社会交往、文化娱乐及谋生等物质、艺术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演绎着上海都市的现代性实践。
　　主题专栏是《良友》常用的传播手段。主编马国亮策划了“上海地方生活素描”专题栏目，约请文学名家撰写上海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曹聚仁《回力球场》、穆木天《弄堂》、洪深《大饭店》、郁达夫《上海的茶楼》、茅盾《证券交易所》分别刊登在109～113期，描摹了30年代上海大都会吃喝嫖赌、纸醉金迷的社会生活情景。
　　法租界的回力球是上海市民最乐于的赌博活动和消遣方式。对此，曹聚仁在《良友》109期《回力球场》写道：“在上海这大都市里，这一类陷阱很多很多”；“一进回力球场……他如同喝醉了酒，一切节制的力量都消失掉了。”这种现象是现代性消费意识形成过程中刺激下所激发的心理追求，它们曾催生上海消费文化的畸型发展。
　　第113期茅盾《证券交易所》也是一个对上海社会生活侧面的剖析，并敦请漫画家陆志庠画了几张速写，一同刊载。文章写道：“池子里的做交易的叫喊是旋风似的，海潮似的。”而交易所里却传播着无稽的谣言，它们吹进交易所里会荡起债权涨落的大波风。于是，“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
　　消费文化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资产阶级时代，经济发展要求开发一切生产与消费空间。因而，使尽可能多的大众参与娱乐游戏，以博取更多的经济资本，这是娱乐文化生产商的最初动机。而大众成为娱乐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又是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时代特征——“娱乐民主化”。《良友》的历史效用，就在于揭露游戏中赌博的事实真相，并加以劝慰，引导大众的理性消费，正如曹聚仁在《回力球场》中所说：“你若耐性听的话，让我从球场老板的魔术说起；假若不爱听，那请你不闻不问，不进回力球场是第一。”对上海流行的赌博文化进行实地考察，并将合理的阐释在印刷媒介文本上传播开来，改变人们对于赌博的期待，这是《良友》对上海都市文化消费空间的精心营造。
　　对于一个商品经济繁荣的上海大都会来说，去舞厅跳舞、去茶楼喝茶、去饭馆吃饭、去麻将馆搓麻将等均为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民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此时的上海人秉承晚清上海人“挥霍、时髦、风流”的消费性格，去最时尚的休闲场所，享受最西化的娱乐方式，在公共空间里实施奢靡性消费或炫耀式消费模式，以显示自己的阶层及身份。《良友》“上海地方生活素描”专栏建构了中上层市民的消费文化，为下层民众的街头生活建构了对立的参照物，是对街头文化内涵的进一步充实。
　　刊登于第112期的郁达夫《上海的茶楼》营造了市民的社会交往空间。“中国人，差不多人人爱吃茶，天天要吃茶。”此时，茶还只是作为一种物质的存在，“吃茶”是人们的物质消费行为。然而，当“茶”被搬进了茶楼，“茶”被赋予了消费文化的意义，茶楼不仅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而且也成为他们洽谈、获取信息的社会空间。郁先生写道：“上海的……茶楼，顾客大抵是帮里的人。上茶馆里去解决的事情，第一是是非的公断，即所谓吃讲茶；第二是拐带的商量，女人的跟人逃走，大半是借茶楼为出发地的；第三，才是一般好事的人的去消磨时间。”
　　舞厅文化也是上海市民文化不可绕过的消费现象，《良友》营造了跳舞场的公共空间及其消费文化的样式呈现。第11期《舞场所见》的图片专题报道，请漫画家陆志庠作画，展现了上海市民生活的一个侧面——解闷消愁的舞场状态。上海的舞场“不是肮脏破旧的场所，堆满了各色各样的废物；而是装饰得富丽堂皇，当得起十全十美去赞颂它的场合。”据《良友》第112期介绍，“到这些地方去遣兴的，都是些社会上的名流、豪富，有资财，又有手面。女人们使劲地笑着，带着无穷的乐欢；男人们都满心乐意于这种生活的样子”。舞女“有些却能在半个钟头的坐柜子中弄到整百的洋钱”，有的舞女与舞客会“在临时建造的自然景色下面，发展着许多暂时的情爱”。
　　西方交谊舞在上海的流行，培育了中上层市民发泄情欲的物质场地，也提供了下层舞女的生活，催生了上海各阶层对物质与精神的消费观念及消费文化。精神的物化及由此而来的消费文化的畸型繁荣，是《良友》营造上海都市文化空间的理论范式和内容分析。因而，形成了它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独特观察视角——不是热闹的怂恿，而是冷静的描摹，为接近疯狂的消费市民注入一针退热剂。
　　在上海社交及娱乐的消费空间里，还有一种叫中上层市民感兴趣的消费形式——雀战。《良友》第165期用两个版面对之加以图文介绍：
　　麻将是一种消闲的玩意，也是一种赌博的工具，在中国，它已经普遍地流行到各阶层……他们都可以带起消闲的幌子来作实际的赌博，通宵达旦，劳神伤财，这不能不说是人力的一种浪费和损失，而麻将之无益有害，更属一个明显的事实。
　　《良友》并对一幅摩登女子玩麻将喜形于色的图片做了如下标注：“她和出了一付大牌，便喜形于色，反过来说，假如她输了一付大牌，当然难免焦急万状，麻将造成一个人得失利害的观念，往往因此而刺激亲戚朋友间的恶感，这确是一件不值得提倡的玩意。”
　　《良友》就是在对弊端的分析中，设计了大众媒介对市民文化的意义生产。迥异于上海小报热衷于报道并周详介绍赌博事业，《良好》重在剖析这些娱乐赌博活动的真相内幕的描摹，而比赛的过程安排，包括赛场的布局、比赛规程、狗马的费用及饲养、比赛的方法等均不是其：关注的对象，它更注重对赌博事业和消遣娱乐行当做形象描述和理性分析，切实履行大众媒介的社会建设和舆论引导功能，典型地折射出在上海现代性背景下的媒介伦理及其精神焦虑。
　　
　　二、街头文化的生产内核：十字街头与街民
　　
　　当街头文化的内部结构——市民消费文化在《良友》的媒介空间里得到充分体现的时候，街头文化的外在形式——街头与街民便成为其解读都市生活的另一符码，增添了对上海都市文化整体性的意义呈现。《良友》在叙述流行时装、健美休闲及高雅娱乐等小资生活情调时，也尽力捕捉都市下层民众及乡下人的日常生活要素，并以故事式的叙说方式，使消费者获得“世俗化生活的愉悦、幻想、趣味和快乐”，在反映都市生活流行口味与商业性元素的同时，体现了民间的立场和大众话语趋向。街头是街头文化衍生的主要空间。对于下层民众来说，街头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场所和赖以生存的公共空间。五方杂处、各色人等混居在同一片弄堂是上海都市的特色。这种居住格局催生了街头文化的多样化色彩。如弄堂，正如第110期穆木天《弄堂》所写：“拱口多半是有油盐店、酱园一类的商店，在弄堂门祠里，十九是可以发现到一个掌破鞋的靴匠摊子，和一个卖连环图画的旧书摊。”“初次见弄堂里的房屋，或者会疑惑到那是一些放大的鸽子笼或缩形的庙宇”，“馄饨担子……卖油炸豆腐的卖酒酿的，一切的叫卖，一切的喧声，又构成弄堂的交响乐”；“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仆，在那里制造弄堂的新闻，鼓吹弄堂的舆论”。《良友》营造了上海弄堂的公共空间，也就营造了在“文明”背后不文明的生活原生态，演绎上海都市文化在各阶层的多维再现。
　　上海街头也是一个关系复杂的公共空间。街头的小商小贩、工匠苦力、民间艺人、江湖游民等，养家糊口的生存目的构成复杂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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