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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传奇：海派小说文体与大众文化姿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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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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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话本的开场诗词便满是“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荣枯贵贱如转丸，风云变幻诚多端”（《杨八老越国奇逢》）的话语。海派的虚幻人生，实际上是易解的，俗雅皆备的。
施蛰存的故事，简言之，内含一个“寻找”的结构。人类度过他的纯情时代，初恋不在，童年不再，《扇子》、《旧梦》、《上元镫》［（２４）］都是到江南乡镇里巷去寻觅那不可复得的时光，作品呈现着扑朔迷离的诗的意境。都市里的“寻找”是各种期望的破灭。《薄暮的舞女》里期盼过普通主妇日子的舞女已经把房子布置成“家”，但男子的破产使任何期盼都成为泡影。这是压根未曾盼到的，而已经到手的呢，像《狮子座流星》写的，有稳定富足生活保证的主妇，理想仍成泡影。《春阳》、《雾》，自以为寻找到的东西，即刻露出败迹［（２５）］。还有《鸥》里的意像，二十三岁银行初级职员小陆的眼前，乡间初恋的女孩子像白鸥一般扑刺刺飞走，“四十元的薪金在帐簿的天蓝色的衬页上变形为四十只翻飞的鸥鸟了”，“卖报童子将晚报挥舞在他眼前，正如一群白鸥乱飞着”［（２６）］。美好的可向往的事物是那么脆弱，易破碎，转眼便杳如黄鹤，没有消息，施蛰存就有这种凄清的调子。穆时英够“闹猛”，红的绿的，泼上一画布浓丽的颜料，夸张的故事十分刺激。他的故事要看完终局才能算数，或许中场便是终场，潦倒的、自虐的、放荡的人生直如电影院、夜总会的散场，是狂欢后的寥落，寥落的狂欢！
张爱玲连“寻找”都放弃了（那究竟存有一丝的憧憬），人生的内在真相稍一深入，真会让你四顾茫然。《鸿鸾禧》说古典的婚姻“有一种一贯的感觉”，而现代的喜事则是“小片小片的”，已无法完整［（２７）］《茉莉香片》里因生母早逝而性格极端孤僻的聂传庆，对世界的印象更是七颠八倒。他的文学史教授言子夜是母亲生前的恋人，他又爱上了言的女儿丹朱，却怀着一个秘密，在课堂上神情恍惚，想到当年“母亲有嫁给言子夜的可能性。差一点，他就是言子夜的孩子，言丹朱的哥哥。也许他就是言丹朱”［（２８）］。这种“倒错感”，贯穿了这篇奇特作品的始终，增加着我们对生活无法言传的理解。通俗小说本来就有“错中错”的结构，比如乱点鸳鸯谱或姐妹易嫁什么的，但在理念上当然达不到像海派这样大加“改装”过的水平。
张爱玲借了谈中国已婚妇女的命运，来谈她对人生的看法：
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些辛酸，他们的悲哀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我非常喜欢“浮世的悲哀”这几个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欢”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实更可悲。因为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２９）］完全的悲情小说，表现的就是张爱玲所说“浮世的悲哀”。海派咂摸到的人生滋味，把通俗读者的品味提高了，便是“浮世的悲欢”！
二、消费场传奇叙事－－家庭传奇叙事－－虚实有之－－铺张和探秘－－市井趣味与旧小说、旧笔记笔意－－散漫的“实事小说”
海派的叙事趣味大体溶解在两种传奇形式之中。异军突起的是消费场的传奇，专写舞场、影院，可看作是对近代狎邪小说以妓院为公共社交中心的反拨和继承。这种叙事后来还是敌不过传统更深的家庭传奇，张爱玲等人的家庭故事遂占据了主位。历史传奇也有，但已消褪了“英雄”本色，不是白头宫女说玄宗，或寄托“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兴亡之感，反是像施蛰存的历史心理小说，拐着弯子来述说今人今事了。
现代消费场的传奇故事有个发展的过程。徐蔚南、张资平并不具体地实写饭店酒巴，可能他们也不熟悉此道，只能虚写。张资平的“男女相约去开旅馆，或到旅馆去发生性关系，像这同样的事，在他的长短十六篇恋爱短篇之中就有五六篇，长篇不必谈了”［（３０）］，不过他却写不出像样的旅馆模样。在他，新型的男女聚会场所仍是魔窟陷井，是使人失足的地方，写时不免带一种暴露的笔峰。刘呐鸥等开创了具体渲染交际场所气氛的叙事体，实写，不缺少体验的词句。“紫色的黄昏支配着场内，一层薄烟的轻纱罩住着人们的头上”，是正在放映的电影院［（３１）］。“在蓝的灯下，那双纤细的黑缎高跟儿鞋，跟着音符飘动着，那么梦幻地，像是天边的一道彩虹下边飞着的乌鸦似地”，用一双鞋写尽一个舞池［（３２）］。这是真与幻的结合，由此发现了享乐的人生也是真实的诗化人生。
家庭传奇的笔调就沉着得多。予且的叙事风格是平和的，现实感特强。他的石库门市民的悲欢都是在不稳定之中求得稳定，《别居记》、《重圆记》、《守法记》认为短暂的爱慕，是抵不得十几年的夫妻和儿女成群的稳固家庭的［（３３）］。一贯被认为有浪漫笔致的徐讦写到东方人在西方的婚恋，《决斗》、《英伦的雾》表现俗世的文字变得冷静，而《一家》描写纯粹的中国式家庭在抗战的变动环境下如何渐渐瓦解，如何丑陋，一笔不苟都是写得很实实在在的［（３４）］。张爱玲写家庭的破碎、衰颓，用一种仿佛附了精灵的细节来叙说，语式于华美之中透出凄凉。《创世纪》是对冷酷的旧式大家庭的惊鸿一瞥。《心经》中扭曲的父女恋竟导致一个美满家庭像五颜六色气球一般迸裂［（３５）］。张爱玲笔调，真正是一个深长、美丽的回分手势。
虚实笔墨很有讲究，尤其是谈到中国式的大众化趣味离不开它。大众首先需要具象的细节，那他们才认为是真的。人们的感知，绝大部分通过视觉进行，形象化的可见可闻，是反映直接现实的。潜意识、隐意识所发现的现实就比较的虚，如果是通过“感觉”来外化，让情绪、联想注入物象，虚中也便有了实了。这综合各种感觉而再创造的现实，虚实结合，能满足有文化的都市市民的阅读需要。而且中国是有诗歌传统的国度，像这样的句子，“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抑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３６）］。本来是抽象的议论，倒成了一幅图画。“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的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３７）］明明写的是女人的头脸，却又化为一个象征，而且这形象是活的。
虚实有之的大众笔法，还包括某种铺张与神秘的趣味。铺张，是说得多而又多，说得尽兴。神秘，是虚虚实实，故留空白。这似乎占着两极，但都有奇异的吸力，能激起阅读的兴致。民间的评书便是铺张的，扬州艺人王少堂的“武松”段子可以说到近百万字。而包公破案故事就有许多的神秘。
海派的铺张，要论故事，张资平同义反复地制作三角与多角恋爱纠葛便是一例。恐怕鲁迅还是翻过他的多部作品，才会给他下断语。这是专业读者的跟踪阅读（“张资平迷”的跟踪又是一类，张爱玲中学同班便有捧张资平的学生［（３８）］，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式的阅读方式），一般的读者或许你读这部，他读那部，正需要从几部张资平的小说来领略他的其他小说，或许读了这部，忘了那部，重复，正有利于不动脑筋地用满休闲的时间。张爱玲把中篇《金锁记》改写成长篇《怨女》，《十八春》改写为《半生缘》（又名《惘然记》），写了电影剧本《不了情》又改成小说《多少恨》。一个故事在她手里还不是反复地运用？予且写“百记”，也是懂得市民读者的心理，把本来没有接续性的短篇故事，用这样“××记”的形式造成连缀感觉。笔者的父亲一生用业余时间读小说，他不读短篇，说像断尾巴晴蜒看看就没有了，不过瘾，要读就读长篇。这是长篇通俗小说盛行的原因。
还有文字上的铺张，如刘呐鸥等大胆运用刺激感官的词语，无名氏大雨倾盆似的想像句子。穆时英能渲染气氛，敲响节拍，潇潇洒洒。复沓的语式在民歌和儿歌里经常能看到，但穆时英用起来格外显出一种现代气味。他描写女体也不忘文字的“浪费”。《Craven"A"》那一段用读地图作譬喻写一个舞女的上上下下，足足用了一千二百多字［（３９）］。
张爱玲的文字词藻华丽，是中国风，仿佛一个工笔画家。人物一出场，便是一堆服饰、一堆容貌长相。“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４０）］，是中国读者看惯了的写法。五颜六色已经不稀奇，难得是单写一个白色也能到出神入化地步：“棠倩是活泼的，活泼了这些年还没嫁掉，使她丧失了自尊心。她的圆圆的小灵魂破裂了，补上了白磁，眼白是白磁，白牙也是白磁，微微凸出，硬冷，雪白，无情，但仍然笑着，而且更活泼了”［（４１）］。张爱玲的这种文字又像旧小说，又不像旧小说。旧小说往往堆积“死”了的词汇、套语，她却总要凝结成一种“活”的境界，举重若轻地暗示出新意。复沓的语式也有，《金锁记》里各种月亮的句子，《倾城之恋》咿咿哑哑的胡琴的句子便重是复的。但张爱玲更擅长铺排意象，突然抓住要害，使力点它一下。下面是写景铺张的例子：
白色的天，水阴阳地；洋梧桐巴掌大的秋叶，黄翠透明，就在玻璃窗外。对街一排旧红砖的巷堂房子，虽然是阴天，挨挨挤挤仍旧晾满了一洋台的衣裳。一只乌云盖雪的猫在屋顶上走过，只看见它黑色的背，连着尾巴像一条蛇，徐徐波动着。不一会，它又出现在洋台外面，沿着阑干慢慢走过来，不朝左看，也不朝右看；它归它慢慢走过去了。
命自顾自走过去了。［（４２）］
这便是此文结尾。白色，黄色，绿色，红色，黑色，不经意，最后的这抹黑色盖过了其他任何颜色，使力一点，一种意象便牵活了众多的意象，联成完整的余音不绝的形象世界。
神秘，探秘，也有市井趣味。像施蛰存、徐讦的鬼宅故事，历史故事，域外乌托邦故事，应了谈今说古或海外奇谈的老例，透着新鲜。街谈巷议，小到平头百姓床第之事，大到宫廷内幕秘史，当然有长久的效应。海派深悟此道，它写小说的时候，已经瞄着那些跃跃欲“听”者。张爱玲的《金锁记》、《连环套》这样的故事，都有点挑开一个家庭或一个女人隐私的味道。苏青自然是运用此点来造成作品可读性的人。《结婚十年》写洞房花烛夜，写几次生育，都极琐细，尤其又是女性作家说的，格外能逗起读者的兴味。予且的《觅宝记》是惊险探宝故事［（４３）］。《女校长》写发迹商人设十个步骤让所爱的女子不知不觉体面地当上女校校长，其中穿插闹鬼事件、偷布事件，险象环生，像篇推理小说［（４４）］。徐讦的《鬼恋》、《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风萧萧》都充满悬念，让人读时不忍释手。海派作家还从古典小说里借来假托的手法：曾今可把小说中的日记、书信假托为在法国公园拾到的［（４５）］。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假托的是女同学克荔门婷所讲的故事［（４６）］。予且《一昔记》说是转述一个名叫霍士行的人的戏剧稿本，讲的是上海形形色色房客们的遭遇［（４７）］。无名氏《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都套在一个华山奇遇的结构里，或者是山顶怪人讲出一段十年前的经历，或者是深夜拉提琴的道人留下书稿一卷。无形中都为自创的小说蒙上一层外衣，以待向读者“揭秘”。施济美《凤仪园》的成功，一部分就来源于故事的神秘气息。青年家庭教师爱上了守寡的中年女主人，是与他探明这古色古香荒寂园林家宅的种种怪事，如楼上不灭的紫色灯光、长年锁着的钢琴、不许孪生女儿学文学的规矩、深夜被误以为是男主人的鬼魂等等，而女主人又迟迟地“难见庐山真面目”的过程，相一致的。施济美其他的小说《鬼月》、《莫愁巷》也有这种古老里巷的民间鬼魅气［（４８）］，深得当时市民读者的喜爱。
海派文体的市井趣味，同它们与旧文学脱不掉的联系并非无关。施蛰存说：“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我国的小说，正如诗与散文一样可以说是与旧的传统完全脱离，而去过继给西洋的传统了。在小说一方面，西洋的形式被认为文学上的正格”［（４９）］。这样，旧文学的形式，在失去主导的位置之后，一部分就沉入了民间，在那里找到地盘，得到存活的可能。所以通俗性到了现代，常常要由民间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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