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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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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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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不断地提到自己一生受病魔的折磨，把自己作为一个“病人”，这在某种程度上颠覆“医生/病人”的唤醒/唤醒者、启蒙/被启蒙者的关系，而这种倒置恰恰发生在瞿秋白认为政治出现了危机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瞿秋白把自己的“躯壳”捐献作给解剖室，与其是为了找到自己多年肺结核的病症，不如说是渴望为现实的危机寻找答案。在这个意义上，瞿秋白所说的“病”即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与拉克劳和墨菲所叙述的与瞿秋白几乎是同时代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卢森堡和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所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也就是说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工人阶级的意识如何获得，这样一种危机一直困绕着后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瞿秋白之后的毛泽东却通过构建一个以“农民阶级”[43]为革命主体的方式实现了革命的成功，从而克服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道路所带来的困境。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反思在拉克劳和墨菲的叙述中，中国的历史经验并没有被纳入，或者说中国被作为了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简单复制，这或许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视野造成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于阶级还原论的批判并不能取消掉“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可以质疑“工人阶级”在这些落后国家的革命中并不占据主体位置，反而农民阶级成为了历史的主体，但这或许又是历史的吊诡，“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其实都不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结果，而是农民革命的结果”[44]。在这个意义，带有“维多利亚式资本主义”[45]风格的马克思对于“阶级”的命名一直是一个滑动的能指，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中激发出或者“接合”起更为复杂的历史经验和景况，比如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来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式的革命，而与民族解放、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运动接合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无论“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阶级”在这些运动中被建构出来，其意义在于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找到一个主体位置。
结 语
这篇文章结构相对比较零散，叙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其核心还是针对当下对于“纯文学”的反思，我只是觉得在反思“纯文学”的议题当中，不能仅仅以文学为中心来讨论80年代确立的“纯文学”的观念，或者通过揭示文学的政治性，似乎并不能面对“纯文学”所带来的“去政治化”的逻辑。正如上一节所分析，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认为“文学”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更能把握现实，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并不是说文学相比政治更“自由”，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出现了危机，所以，这里的文学不过是在“政治/文学”的常识结构中凸显政治困境的他者，或者说文学比政治更“政治”。
一方面“政治与文学”的二元结构有其自身复杂的话语谱系，或者说是特定历史和话语建构的结果；另一方面，把文学问题与政治问题如此密切地勾联起来，本身是作为“短暂的20世纪”遗产的一部分，或者说更是左翼文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把文学政治化，或者说把文学引入政治斗争，就不仅仅是一个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而且包含着对于文学与政治功能的双重界定，之所以会带来文学工具化的后果，恰恰是因为文学已经被“去政治化”了，从这个角度似乎可以简单地说，50-70年代的文学体制化和80年代的“纯文学”都是“去政治化”的有效组成部分。尽管80年代“文学脱离政治”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行为，但其效果却使“文学”与“政治”分道扬镳了，从而也就遮蔽了“文学/政治”纠结在一起的历史合理性。而在对“纯文学”的反思中，虽然凸显了“文学自主性”的意识形态性以及文学文本自身的政治性，但这并不能给我们思考文学/政治的关系带来更多的帮助。
尾 注
[1] 文章大致包括吴亮致李陀之一：《我对文学不抱幻想》；之二：《论私人化写作的公共性及社会性》；之三：《我们，期盼，以及迷惘》；之四：《压迫、反抗、以及批判》以及李陀的两篇回应文章和吴亮对于回应的回应，世纪中国www.cc.org.cn
[2] 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可以参见洪子诚、贺桂梅、吴晓东等人的讨论文章：《“文学自主性”问题讨论纪要》；蔡翔的《何谓文学本身？》；南帆：《纯文学的焦虑》；贺桂梅：《文学性：“洞穴”或“飞地”——关于文学“自足性”问题的简略考察》；刘小新的《纯文学概念及其不满》，《东南学术》2003年第一期等文章。另外，贺照田的《时势抑或人事：简论当下文学困境的历史与观念成因》的文章，从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角度，重新反思了诸如“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等通过二元对立的话语方式来清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遗产，这与对“纯文学”的反思在很大程度是相呼应的，
[3] 90年代初期以“再解读”为策略的一批年轻的批评家扭转了对50-70年代文学的简单拒绝，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典文本进行的重新解读，以展现文本内部的叙述逻辑与外部的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详细讨论可以参见贺桂梅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学科发展》，收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4] 洪子诚认为40年代形成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到50-70年代丧失了其批判性，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自我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制度化”带来的，这种“制度化”是在左翼文学内部不断地“纯净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取消它内部的活跃的、变革是思想动力，包括活跃的形式因素。我们知道，任何有活力的东西都是不‘纯粹’的，内部都有一种矛盾性的‘张力’，它才有可能发展，有生命活力”，参见《问题与方法》，第286页，三联书店。这种解释，与我在下一节所要讨论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墨菲对于政治的理解很相似，墨菲认为建立阶级还原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实践内部的同质性是造成其集权统治的重要原因，因此，认为政治正是以冲突和差异为特征的，一种消除了对抗、分裂和冲突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可能存在的。
[5] 关于在“政治内部包含去政治化的逻辑”这个观点，是笔者六月底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全球化与东亚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的视角”暑期高级研讨班”，从汪晖讲演《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从鲁迅谈起》中听到的说法。
[6] [美]朱迪斯·巴特勒、[英]欧内斯特·拉克劳、[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页。
[7] [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著：《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56页。
[8] [英]斯图亚特·霍尔：《后现代主义与结合理论》，选自陈光兴、杨明敏编《内爆麦当奴》，第201页
[9] 同上，第197页。
[10] [英] 查特尔·墨菲著：《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03页。
[11] 同上，第133页。
[12] 同上，第160页。
[13] 同上，第86页
[14] 同上，第111页。
[15] 同上，第88页。
[16] 同上，第88页。
[17] 同上，第24页。
[18] 同上，第51页。
[19] 同上，第119页。
[20] 同上，第53页。
[21] 关于形式的政治和实质的政治的讨论可以参考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中对卡尔·施米特的解读。
[22] [英] 查特尔·墨菲著：《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37页。
[23] 同上，第140页。
[24] 同上，第161页。
[25] 同上，第131页。
[26] 同上，第125页。
[27] 同上，第78页。
[28] 同上，第97-98页。
[29] 尉健行著：《在中共中央纪念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9年1月29日），选自《瞿秋白百周年纪念——全国瞿秋白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页。
[30] 瞿秋白著：《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岳麓书社，2000年9月，第18页。
[31] 同上，第321页。
[32] 同上，第326页。
[33] 同上，第326页。
[34] 同上，第18页。
[35] 同上，第338页。
[36] 同上，第339页。
[37] 同上，第172页。
[38] 同上，第173页。
[39] 同上，第332页。
[40] 同上，第328页。
[41] 同上，第430页。
[42] 同上，第342页。
[43] 关于在把农民构建为一个想象的“阶级”的观念，是笔者六月底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全球化与东亚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的视角”暑期高级研讨班”，从吕新雨关于“乡村建设”的发言中获得的，吕新雨通过对比梁漱明与毛泽东的乡村建设的异同，指出后者之所以获得了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建构了一个“农民阶级”的身份。
[44] 吕新雨著：《<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读书》2004年第1期，第11页。
[45] “然而，更为致命的说法是，马克思不是太无产阶级而是他太资产阶级化了。他的乐观理性主义、他对科学技术的强调、他的欧洲中心主义都是高度的维多利亚式资本主义的产物”，[英]大卫·麦克里兰著：《意识形态》，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页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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