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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革新与新学统的产生——关于中国20世纪文学变迁中历史叙述的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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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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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极大影响中国后来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
按照爱切生所总结的理论，语言的重建有多种方面，最重要的有比较法、类型重建法(typological reconstruction)和内部重建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但是我们在这里却不能用任何一种方法来给《马氏文通》定性，因为马氏的工作是一种多种方法的合用。也许最重要的差别是，爱切生所提供的语言方法是就重建一种已经在现实中消失或者破碎的语言而言的，而马氏的工作不仅试图描述一种正在变化的语言，而且是在建设一种新的语言意识和学术规范。而胡适在很多年以后所说的“要合乎文法”的“文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马氏文通》基础上的。其积极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一种新的语言及其学术意识的建立，其不足之处则是在方法论方面的简单化，以及缺乏对中国文化及文学的特殊形态的认识和把握。（注：一种显而易见的现象是，按照这套文法的规则，中国古代很多文章诗词的写法部未必合乎语法。在这里，由于理念先行，很可能造成对活生生语言实践的伤害。这一点连胡适自己也注意到了。）
二、文学“正宗”与话语解释权的转移
显然，《马氏文通》从文法的角度涉及到了语言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可以这么说，所谓文法就是对于语言存在方面和言说形式的一种认识和理解，而只有当实践中的“语言”与“言语”发生裂变的时候，文法问题才会浮上历史表层，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而这也正显示了语言革新在文化转型时期的重要意义所在。
关于语言内部因素的转换关系，是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发现并加以认真研究的，他从言语和语言的角度发现了潜藏在语言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因此被认为是揭开了近代语言学新的一页。而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语言与文化存在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语言领域内发现也被逐渐扩展到了文化及文学领域，人们开始从语言及其变化出发，去挖掘和发现其所连带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文化意义。可以这么说，所谓语言内部关系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文化本身的变迁过程的显著标志之一。
这当然涉及到了一个语言观的问题。显然，无论在任何时候，语言仍然是语言，但是由于人们的语言意识不同，对它的发展变化的认识不同，则使得语言及其变化所凸现出的文化意义就不同。也可以这么说，当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时候，语言及其规则的意义处于人们的无意识状态，而一旦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存在，语言及其规则的意义就会成为一种人为的、主动的历史力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甚至成为某种历史变革的承担者。
那么，在五四时期，语言及其变革是如何承担起如此的历史重任的呢？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从梳理近代以来中国汉语的语言变化过程中我们发现，当文化变革从“用”向“体”方面渗透的时候，语言的变革有一个从“虚”到“实”、从“体”到“用”的过程。从历史观上来看，尽管不能把语言文字简单地说成是一种文化之“体”，或者简单地把一种文化的命运交给语言文字的改革方面，但是也决不能仅仅按照传统的观念，仅仅把语言看作是形式或者工具。这也就是说，由于社会生活与文化状态的变化，汉语言内部已经逐渐发生了裂变，一些因素的日常生活意义被突出了，而另一些则开始失落，由此也就出现了原本的语言规则被破坏、语言内部关系被倒置等种种情况。这尤其表现在人们的日常言说和历史的话语解释之间。例如，原本人们言说的语义的解释权来自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所谓言有出处，语必圣贤，就表现了这种语言关系的稳定性。但是到了近代，这种大有反过来的趋势，人们要了解古代典籍中的演说，必须借助白话的解释。这种话语解释权的不知不觉的转移，实际上就是白话文运动蓄积待发的文化动因。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语言”（这里可以理解为传统的理性的语言规则和意识）处于一种空洞化的过程，正在失去日常生活的生命活力；而“言语”（这里可以理解为当下的感性的语言表达形态）虽然是活生生的，但是在语法和理性的层面却无法获得自己存在的合法的依据。
这就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语言尴尬时期。所谓“尴尬”，这里指的是语言在理性与感性、言说与书写、当下与传统意义上的分离和失落。这不仅是语言的尴尬，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在精神上的失落和分裂，因为这意味着人们言说的历史性的丧失，语言失去了合法的和充实的文化家园，于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经常化的“失语”和“失听”（听不懂）现象。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革新才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和美学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胡适最初的进行文学革命的冲动正是由此而起的。从语言角度而言，他首先所争的就是言语的解释权，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多半都涉及了这个问题，所谓“不模仿古人”、“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等，都是“须言之有物”的基本条件。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明确指出了当时“言”与“物”之间的深刻矛盾，上面所列举的几种传统的“言”及其方式皆因为不能有“物”而遭到摒弃。之后，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直接向作为文化话语权的“正宗”观念提出了挑战：
吾辈主张“历史的文学观念”，而古文家则反对此观念也。吾辈以为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而古文家则以为今人作文必法马班韩柳。其不法马班韩柳者，皆非文学之“正宗”也。（注：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页。）
这里所谓“正宗”可以理解为一种传统的话语权力，它根植于一种深厚的学术传统，并借助于历史遗产和人们头脑中的旧的文化观念而起作用。从思维方式角度看，这是一次对传统的文化权威的带根本性的颠覆，把解释权从过去转移到了当下，即用现在的生活和话语解释过去，为传统的经典重新定位，而不是依据过去的圣贤之语、经典之作来解释和评价现在——而这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和学术规则。
所谓学统问题的提出，也自然具有了其刻不容缓的意义。因为新语言和新话语不可能仅仅是一种感性的形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理性基础，它们如果无法依据旧学统获得合法性，就必须建设和拥有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和经典作为自己的依据和基础——也就是说，人们要确立一种新的语言方式并使其获得现实的合法性，就必须建设一种新学统，从理念和实绩两方面获得支撑。所以，白话文运动实际上给自己提出了两方面的任务，这就是在宣布文言文退出文坛之时，必须形成自己的文学历史观和创造自己的典范作品。
就新的文化及文学的理念建设来说，胡适无疑是最具有历史意识的。这不仅在于他最早就提出了实行白话文的主张，而且在于他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和建设的态度，从而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为白话文寻找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而就后者来说，它们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从学理上为新学统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确实比前人更加意识到了语言及其变革的意义，他不但把语言的革新看作是中国文学进化的标志，（注：例如他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作于1916年4月5日夜）一文中就指出：“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页。）而且从世界文化进化的共同性出发，把语言变革看成是关键的转折。他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作于1919年10月）中指出：
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次活(Wordsworth)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首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注：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5-386页。）
在这里，胡适尽管还是从内容和形式角度来理解语言变化的，把语言视为“形式”和“文体”；但是已经显示了一种新的语言理性，试图从人类文化的变迁历史中给语言以重新定位。语言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的被决定者，而且具有某种决定历史文化的意味。而文体和诗体的意义也不仅仅表现在形式方面，它们的变革本身就具有一种革命的性质，至少是和革命的内容分不开的——尤其是在一种文化和文学发生变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中国20世纪的一种新的语言意识和理论，也是随着世界化的文学现象的产生才应运而生的。
而由此产生的另一种新的文化理念则是，语言变化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文化及文学根本性的变革。在一种文化及文学的转型期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也在发生突变，某种内容的虚化（我们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心意识或统治思想的消解）会导致相应的某种形式意义的凸现。也许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原本作为一种文化的形式和工具，转变为了一种文化的实体和存在，成为在现实中非常敏感和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在中国，很早就把政体的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但是到了五四时期竟然以语言的革新为社会变革的契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最初追求物质和经济层面的变革，到进行政治层面的改造，最后落实到了语言方面的革新，这并非是一个否定一个的过程，也并不意味着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而是一种传统的体与用关系发生内部裂变并与新的社会欲求互相磨合认同的过程。而对于语言变革的态度，也绝对不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于某种保守或激进、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因为这还涉及到了文化及文学发展内在关系的变化：当一种文化或文学的中心意识发生解体的时候，这个文化及文学内部的原本一些潜在的、不重要的因素会浮现出来，并显示出自己重要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意识的焦点逐渐积聚到了语言活动之中，形成了文与言之间的巨大差异。今天，我们如果忽视了其中历史内容与文化形式的转化关系，恐怕就很难得理解和解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全部意义，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五四以来中国新学统产生的意义。
三、“古今之争”与新学统的产生
由此，所谓“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注：可参阅拙作《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由此获得了另外一种文化的诠释，这就是在文化形态发生大的转变的时期，形式的意义会变得愈来愈突出，甚至会颠覆原来的内容的地位。白话文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化及文学变迁中的意义就显示了这一点。因为正是在一种文化发生巨变的语境中，语言本身已经不再是一种历史理性活动的被动产物，仅仅受制于原来的文化理念和规则；而是转变成了一种人们意识到了的历史的主动的力量，参与到了文化变革之中。所以语言不仅仅是语言，也不仅仅是思维的形式和外壳，它开始身兼历史理性与文化现象两职，从历史与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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