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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革新与新学统的产生——关于中国20世纪文学变迁中历史叙述的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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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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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外因变成了内因，所以语言革新意味着文化的转向(culturetam)。而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背景来说，正如胡适所说，这种现象不仅是普遍的，具有历史的人类性和世界性；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文化及文学理论的思维模式，形成了世界范围内对文化及文学形式意味的探求和重视——无疑，这导致了在世界文艺美学范围内形式崇拜倾向的产生，构成文化及文学第一重要因素的不再是观念、思想和感情，而是形式、符号和语言。
所以，我们不能不把一种新学统的产生与某种语言形态的变革连在一起进行理解，并且把这种联系延伸到美学理念和文学观念的变革方面。不过，如果把白话文的产生以及所引发的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的一系列变革，仅仅理解为一种形式主义的创新，那么无疑会遭到学界很多方面的反对。因为形式主义美学在本世纪的兴盛不仅给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造就了很多困惑，而且也很难用来解释一些基本的文学现象产生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原因，包括白话文运动对现代中国文学 发展历史走向的影响。其原因不仅在于形式主义理论本身的不完善，还在于中国理论界对于形式及其理论在理解上的隔膜，在心理上有一种传统的、表现在思维方式上的抵触意识，很难在历史文化现象的认知上产生认同。所以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也许非常热衷于形式主义，但是在理论观念上却表现出了一种普遍的拒绝态度。
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世界性的文化心理现象。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当然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及其方法论有关，因为就道与技、意与言、质与文的关系来说，古人总是以前者为先、为尊的。而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言及的，作为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在文化中的形式因素非常稳定的情况下，人们是在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状态中认知和评价事物的，并不会对事物的形式因素予以特别的关注。而这种把形式从事物存在的整体状态中分离出来、并给予特别关注（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专门学科和理论体系）的现象，只有到了文化发展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现代社会才会出现。（注：关于这种变化，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课题。就我的理解，这种变化有以下几个重要标志：1)由于传统的文化小圈层的迅速被打破，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加快了；2)文化迅速转型，对形式方面的认知和借鉴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对内容和内在精神方面的理解和把握；3)科技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从数字和结构方面认识世界的方法和证据。）不过，仅仅从传统的方面来解释这种现象是不会令人完全信服的。就总的情况而言，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形式主义理论实际上主要遭到了来自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方面的抗拒，而前者是普遍的、历时性的，后者则是当代性的，在不同国家和文化领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对于后者，已经有学者指出：“……对‘语言’的如此强调更与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通常理解相左。因为，人们已习惯于相信马克思主义重思想轻语言、长于阐发内容而对语言或形式问题束手无策。”（注：王一川：《语言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这显然提供了一种思路，有助于我们从中国文化的特殊语境方面去探究这个问题。对语言及其变革意义方面的探究，也许会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思想理论问题。
对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来说，人们很少因为其语言属性而否定、或者看低它的历史意义，相反，人们一直把它当作是中国历史性变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并且从一开始就格外看重语言形式（白话与文言）之间的不同意味，依据它们把人们划为不同文化阵营。而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问，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理性和感情性及其判断之间的互相矛盾呢？也就是说，这样一场首先在语言方面开始的社会变革，人们又是从什么角度赋予其历史意义的呢？换句话说，既然比起政治变革来说，白话文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形式方面的革新，但是为什么在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中会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呢？这显然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和关系需要探究。
当然，不能说当年的胡适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如果是这样，他当年的文化主张恐怕也得不到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从文章中可以看出，胡适建设新文化的基本理念出之于历史进化论思想，这就是“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所以“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注：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页。）也正是由于如此，胡适建设新文化的主张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强调了语言革新的重要意义，并且为这种意义铺设了随时代演进的思路，另一方面，则凸现了其进化论的单一性，为日后学术建设中的偏颇埋下了伏笔。这明显表现在日后产生的意义形态决定性和绝对性理念的盛行上，“进化”成了一种绝对的标尺，用“新”来衡量一切的价值和意味。
当然，后来的事不能由胡适承担责任，更不能由此否认进化论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只是企图从当时的语言革新中寻求更深一层的文化意义。从文化的主体角度来说，这种意义是人们自己在历史过程中赋予它的。而正因为这场语言革新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所以才启动了中国新学统的建设。在这里，白话文与文言之争，并非只是一种语言方式之争，而是一种“古今之争”和新旧文化之争。因为在人们普遍的意识中，白话文运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改变了语言文字表达形式，而在于开创了一个文化新时代和新空间，使一种新学统能够在中国建设起来。新学统的关键是一个“新”字，而这个“新”正是在古今文化的对比和转化中显示出来的。没有这种对比和转化，新文化的意义就显示不出来，新学统也就更无从谈起。
显然，就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最激动人心的词语也是一个“新”字。这不但表现在无数新涌现的词语、行为、思想、杂志和团体，都无不争先恐后冠之于一个“新”字，而且就整个时代的民族精神的欲求和渴望而言，都在摆脱和甩掉一个“旧”字。因为“旧”就意味着死，意味着落后，意味着封闭，“新”意味着活，进化和开放，所以，胡适是把白话文称为“活言语活文字”，白话文学为“活文学”；而鲁迅则表现得更为敏感和激烈，他在《摩罗诗力说》的题记中引用了尼采的话：“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其短短几句话，就有三个“新”字，若把“方来”也理解为“新”，就更突出了。这也表现了当时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人们急于摆脱旧的状态，积极寻求新的感觉和出路。
这就为白话文在中国的迅速推广提供了历史契机，语言的变革从一种缓慢的自然过程很快进入了“急骤递增”的突变阶段。而在这里，古今之争成了中国文化及文学走出古典理念、步上现代之途的关键，它让语言的更新具有了历史重构的意义。
这反映了一种中国文化融入世界的过程。就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过程来说，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来理解这种古今之争的文化意义。因为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本身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在一种中西文化交流环境中产生的，自然地受到了各种各样外国文化思潮的影响。另外，人们也不是仅仅用一种价值观念来衡量文化现象的，而是根据世界文化潮流的走向和价值来给语言定位的。语言的更新原本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中被认知和规范的，它和新学统的建立处于同一种历史语境之中，所面临的是同一种挑战和机遇。
从一种比较和交流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古今之争和发生在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古今之争”有某种文化变迁上的精神联系和相似之处，而前者的语言更新的意味似乎显得更为突出。就西方文化演变史而言，17世纪在法国出现的古典主义思潮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一方面持续了文艺复兴的某种革新的意义，另一方面则说明语言的革新绝不能一劳永逸地告别传统。而其后不久所展开的一次广泛的“古今之争”，开始真正触及到了历史文化深层意识的变革，刺激了传统也唤起了人们的传统意识，使这种古今新旧之争逐渐扩展到了世界文化范围内，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而历史的扑朔迷离之处在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是以崇尚和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为己任的，但是到了17世纪的古典主义时期，古今之争才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法国，由发难者之一的夏尔•贝洛结集而成的《古今之比》(Paralleles des anciens des modernes)一书明确昭示人类进入了一个内在冲突的文化时代。这不仅表现在这本书所表现的厚今薄古的文化态度，认为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后人必然会创造出超过古人的作品；而且引申出了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这就是所谓“现代”(Modernes)意义。正因为如此，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其代表人物伊尔文•白璧德(IrvingBabitt,1865-1933)继续为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学术理念辩护，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中国的吴宓在1920年美国哈佛大学推出论文集《新与旧》之后，立即写出了《中国的新与旧》一文，也不能不说是对世界文学现象的一种自觉的回应。而我们所说的新学统的建立正是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发生的。
就其积极的方面来说，正如胡适多次声言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而与此同时，它也从此打破了中国原来封闭的文化语境，把文学及其语言的变化推入了某种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内部因素与外来影响的多重冲突的激流之中。而在这种新的状态中，文化及文学变迁的历史的变数越来越多，而其历史传承的稳定性则越来越小。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梅光迪、吴宓等人正是处于这种古与今的交接之处，企图用自己的身躯填补它们之间的裂缝，使它们不至于中断和断裂。
可见，一种新学统的建立并非就是一种如何高妙、纯粹的文化理想的实现，而它的产生也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新学统可能与过去传统的理念不同，可能表现为一种新的文化期待，凝结着人类新的文化发现和成果，但是它绝对不是一种绝对精神和理念的体现。换句话说，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有缺陷的建设和期待，就包含着人们认识的偏见和傲慢。就中国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学统的产生来说，也是如此。例如对于语言革新意义的过分夸大和依赖，就表现了某种学理上的欠缺。这一方面由于人们要求社会变革的欲望非常高，文化方面的选择和建设往往受到人们情绪的直接影响，难免表现出偏激和盲目；另一方面则由于在学理和基础文化建设上的贫弱，正象王元化先生所指出的，在很多现代基本思想和学理上，人们只是从外国拿来了口号和教条，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它们的真正思想内涵。而就人类文化精神发展而言，言古今似乎还不太困难，这里至少还有一个时间的尺度，但是言新旧谈何容易！？这一点王国维曾经明确指出过，学无古今中外之分，中西新旧之分，因为人类的自然属性和欲望，思想和感情有其相当稳定的一面，这才使得人们可能互相沟通，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与世长存，至今还能打动人和感染人。也许正因为如此，诸如林纾、梅光迪、吴宓等人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以为然。这里的相互误解是相当深的。
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则是认识中国近代思想演变史的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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