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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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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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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职业或半职业的译者和作者。显然，他们的收入来源是读者。在这情形下，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便成为制约翻译和创作的其中一个因素。译者为了保证译作的销路，会尽量迎合读者的期待而对译文作出调整。结果，读者又具备了赞助人的某些特质，间接地推动或阻挠了某些翻译活动。上面说过，晚清读者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也就间接地成为翻译的制约力量了。我们也指出过，翻译对一个文化来说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在读者的期待问题上，这暴力性是能够最充分体现出来的。
翻译离不开作品。余下来的一个专题就是对作品的探讨。显然，尽管有些学者作了很大的努力，且取得可观的成就，如科技翻译方面的熊月之(熊月之1994) 、小说翻译方面的樽本照雄、陈平原和郭延礼等，但无论怎样，我们大体永远也没可能把所有在晚清时期翻译过来的东西都找出来。不过，应该强调，即使我们没法找出全部的翻译作品，我们的研究计划的可靠性也不会受到影响，主要的原因在于： 我们的研究角度放在译文在译入语文化的功能，那么，假如经过了这么多学者的努力也不知道某篇译作的存在，它大概根本从来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我们也大可把它忘掉。
那么，在作品这专题下，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 首先是要剖析什么类别的作品给翻译过来。举例说，在文学翻译方面，译者选择了西洋小说；而在小说翻译中，他们首先选择了政治小说，然后还大力翻译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面对着这样的翻译现象，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小说会给选上了? 这是受到外国文学或是本土文化的因素所影响? 为什么这些类别的小说会特别得到青睐? 它们跟中国原有的相类作品有什么分别? 这些分别是确实存在的吗? 或是译者和评论者虚构出来的? 又或是他们刻意把某些异同磨掉了? 这些留存下来的异同，能说明些什么问题?
在这个专题下，我们很可能会对一些原著和译文进行对比。不过，正如前面强调过，文本对比并不是要找出哪个译本译得较忠实准确，而是要找出这些外国作品受到怎样的阅读和诠释，新的资=
讯怎样透过翻译传达出来。
在处理各专题(元素) 时，一个关键字是“意识形态”。这也是利弗威尔提出来的，他特别指出，意识形态主宰了译者的基本策略，也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所采用的解决办法(利弗威尔1992：41) 。不过，他又强调，意识形态是由赞助人所控制，且以一种霸权的形式出现，排斥其他的意识形态，支配着译者的翻译活动(利弗威尔1992：26 —27) 。他的这个说法，有加强赞助人功能的作用。他这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最早提出、也最极力主张研究赞助人的人。不过，过分强调赞助人的支配力量，却可能淹没了其他元素的功能。诚然，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很可能是一种强力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全面制约其他元素。应该说，整个时代和社会的集体意识形态，以及译者、赞助人、读者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在相互作用的。举例说，大力推动翻译政治小说的梁启超，作为一位翻译的赞助人，根本没法改变读者的阅读口味，最后，他所翻译的政治小说并不受欢迎，倒是其他人所翻译供人消闲的侦探小说以至言情小说更为人所接受(王宏志2000 ：5 —12) 。翻译活动的最后形态，包括以什么形式来进行翻译，怎样去作出选择和修改，往往是这些相互作用后协调出来的成果。事实上，被相互作用和协调的，还有原著里原来的意识形态。经过译者的操控后，原来的意识形态无可避免地受到扭曲，配合译入语文化的意识形态。林纾译《黑奴吁天录》中对原著的宗教思想作出了调整，且将一种人类追求平等自由的理念转化为民族大义(林纾1901：27 —28)，这也是意识形态上的修正。
上面的报告，希望能阐释我对书写晚清翻译史的基本构思。总而言之，我是尝试寻找和分析在中国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和文化结构下所出现的翻译活动的各个元素的特点，希望能对这个课题有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最后还想提出一个问题。本来，从上面所提“没有晚清翻译，何来现代中国”的理念出发，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部分便应该是晚清翻译如何影响现代中国。无疑，这是个很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不过，这并不会在本书重点处理。这不单是限于篇幅的原因，更主要的理由是不要把翻译研究混淆于比较文学里的影响研究。我们很同意影响研究是很重要的研究路向，但翻译研究最终也应该从比较文学的范畴独立开来，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自身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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