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介绍的‘鲁迅事件’里有个比较年轻的学者黎湘萍说得很好②。他说∶

　　读史至此，常感心寒。因而也就常想到我最敬重的也是“颇喜讥议”的鲁迅。刘半农曾用“托尼精神，魏晋文章”来概括鲁迅。而人们所注意的，更多是鲁迅身上的“尼采”的味道，或者所谓旷野上的“狼”的气息。我却想，耶稣也曾在旷野沉思过的，但并非就一定有“狼”气。鲁迅的本根还是他所深涵的托尔斯泰的精神，这是阅读过《祝福》、《药》、《故乡》的人们都深有体会的。我的一些性情激愤的朋友常说，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读了鲁迅。这理由当然不是太靠得住，但我也因此想到，如果要让我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应读的书，我当然要选鲁迅，但也必不愿他过早读鲁迅，而宁愿他先读《新约》或托尔斯泰。因为学耶稣与托尔斯泰不得，仍不失其温蔼，学鲁迅而不得，恐怕只落得“画虎不成反类狗”了。

　　这个“画虎不成反类狗”的意思似乎是如果学鲁迅不成就会成为不伦不类的恶棍或者无赖。其实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对鲁迅的实用主义利用大量制造了这类癞皮狗。即使好些，也是‘性情激愤’，本人吃苦。下面还是黎湘萍的文字。

　　其实，鲁迅早就知道他所感到的寂寞有很强的“传染性”。1924年9月24日他在给认识不久的青年李秉中写信时就非常坦率地说：(……引用者省略)“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面对一个真的“走近”他的青年，鲁迅的这番话像是拒人门外，其实是肺腑之言。(……)

　　鲁迅似乎很有预见性，否则就是他太了解中国的环境了。凡是传染上鲁迅的“寂寞”或“毒气和鬼气”的人们，大多是英特卓识之士，然而从他们后来的命运看，几乎很少有因为鲁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终于能跑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幸福的度日’，“合理地做人”的。在大陆，曾经与鲁迅并肩战斗的瞿秋白，胡风，冯雪峰……下场都不是很好。在台湾，凡是感染上鲁迅的精神的，不是遇上牢狱之灾，就是四处碰壁。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和“台湾的鲁迅”的赖和，曾因反日两度入狱；在鲁迅去世时，最早在自己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上刊发悼念鲁迅文章的杨逵，也曾因在1947年二二八事变后发表“和平宣言”而被捕入狱；自称深受鲁迅影响的陈映真，同样被投入国民党的牢狱达七年之久；即使背后曾有蒋经国做靠山，却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接受鲁迅的柏杨，也难逃劫运……为什么“走近鲁迅”——不论是以何种方式——总是带来不幸？

　　他们为什么遭到了这些苦难，就是因为他们学了鲁迅的尖锐批判的思考方式以及苛刻的文字表现方式以及继续反抗的精神。当权的或有权威的力量肯定对他们感到威胁，千方百计镇压不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何把鲁迅供奉在圣殿里并占有解释权不放手，就如很多有识之士所说的那样，把鲁迅的尖锐批判功能用软布裹好不让人看见或者不让人使用，起码不让其尖锋指向自己。

　　去年１２月在汉阳大学召开的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国际大会上，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好像说过，鲁迅是反抗者能够从中吸取精神资源的源泉。我并不反对先是别无选择地当了反抗者然后学习鲁迅的。但我担心有些人会因在半反抗状态下阅读鲁迅而不能自拔，那么对他来说，阅读鲁迅就是他的不幸。我还担心一些人幼稚的反抗心被鲁迅激活，结果成了具有尖锐的攻击别人能力但自己却没有反省能力的危险人物。因此我不能完全赞成钱理群先生的看法。

　　总的来说，读鲁迅确是很危险的，读的人很有可能接受鲁迅的毒，如果自己没有接受和适当处理的能力那就给其精神深部留下伤痕。因为鲁迅充分地正视以及暴露了埋在人精神深奥的不应该触动的恶毒秘密。所以把鲁迅推荐到广大少年和青年人应该算是发狂的事情。就像把机关枪交给孩子让他玩弄一般。或者把核炸弹交给恐怖主义份子一般。有些心理受过伤满身怨恨的年青人（他们共通心理是‘怀才不遇’，这种人其实不少）也有可能以鲁迅那尖锐的批人利刀盲目地砍人。读鲁迅也有可能推动和煽动他心理的黑暗，促他走进增恶人和世界的心境，如走到极点，把他变成专心捣乱社会的永久恶意的反社会份子。我个人推测文化大革命里发生过的就是这种现象。也推测毛泽东就是迷住了鲁迅的这一点。

　　上面从两个面∶１，阅读鲁迅已经失掉了大历史背景，已经没有了读鲁迅的客观条件，想让一般年青人感兴趣也做不到。２，鲁迅的毒很厉害，让不成熟的年青人阅读鲁迅，对本人不利，对别人也不利，还是不推荐读鲁迅比较安全些－－说明了不可向一般的年青人推荐读鲁迅的理由。

　　所以我敢说在２１世纪的中国、日本以及韩国鲁迅已经不值得继续读下去了，起码不能读鲁迅了。

三、那么，我主张真地要把鲁迅埋在地下不让人看么？不是。对个别的精神相当成熟的人来说，鲁迅就是非常能够依靠并总从他能吸取营养和力气的存在。我不主张社会上推广，但还要保留给少数的能够深刻地独立思考的人。

　　下面姑且从两个层面谈谈鲁迅对我自己的意义。

　　其一、在反思这一百多年的日本以及非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时，我觉得鲁迅的一个观点很好用，能打开跟过去很不相同的崭新的视角。那就是‘伪士’。对这个词，日本著名的鲁迅学者伊藤虎丸先生这十年来继续进行分析研究，我从中很受启发。鲁迅年轻时候的论文〈破恶声论〉里有很有名的一句‘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伊藤先生把这‘伪士’解释为后来现代化社会里的一种病态精神。

　　伊藤虎丸先生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恐怕是在〈初期鲁迅的宗教观〉一文里，不久又在〈亚洲的“近代”与“现代”－－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里提到过③。之后一直到现在，几乎每篇论文里都谈到这个词。现从其两篇文章中引用稍长的几段文字。对译文稍有改动。

　　西洋的近代思想，以自上而下的、启蒙的方式移植的时候，既缺乏产生这些思想的社会经济基础，又切断了与产生这些思想的文化传统的整体性的联系，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形成这种意识形态。难道不是可以说，这种意识形态直至今日仍然大致上没有变化吗？

　　(……)他所关心的总是精神态度而不是思想内容。(……)“伪士”之所以“伪”，不在其说之旧，恰恰相反，在其新。其论调之内容虽然是“科学”的、“进化论”的，然而正因为其精神是非“科学”的，所以是“伪”的。(……)鲁迅不问思想之新旧和左右，唯问精神态度之真伪，有无自己能创造新事物的精神。所谓“伪士”，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缺乏精神的知识人”。　　〈初期鲁迅的宗教观〉

　　而这些战后著名舆论界人士所说的“近代”，为甚么没能在后来的日本社会里扎下根?　(反省这问题时须得作为败战后进步思想自己的问题来思考，不应托词为外来原因)这样的反省，也就是我的重新思考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模式时的出发点。

　　与此反省有关，我就想起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所说的一句话：“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急也。”长期以来，我总思考这句话的意思，直到最近才想到《阿Ｑ正传》(1921)第九章的一段情节大概就是鲁迅十几年后描绘的“伪士与迷信”之图也未可知。阿Ｑ被拉到衙门大堂，尽管告诉他站着也行，但他还是跪了下来，长衫人物(就是“伪士”)唾弃地说：“奴隶性……。”详细的论述已在另文(《早期鲁迅的宗教观》)里，现恕不赘述。鲁迅所说的“伪士”，(1)其论议内容本身是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2)但其精神态度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确信，唯顺大势而发声；(3)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的内心或民族的根源。　　〈亚洲的“近代”与“现代”〉

　　我想要补充一下。这个‘伪士’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人士’，依靠外来的权威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本，又转而作为自己的现实物质资本，居高临下，以权威的面孔待人，对无知者和怀疑者进行无情地压抑，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他来说感兴趣的只是怎么能出风头、吓倒别人、爬到社会上层、当名人、支配别人而已，不是真正追求真理本身或者解决现实问题。‘伪士’学习西欧的精神内容并向别人说教，可是一点都不懂得其精神本身和支撑其精神的思惟方式。下面继续引用。

　　这种“伪士”的概念，可以认为来自尼采。鲁迅曾写了“以独制众者古，而众或反离。以众虐独者今，而不许其抵拒”。这就是说，近代的“独裁者”与古代的专制君主不同，实际上站在多数人的统治和操纵大众之上；鲁迅对“伪士”的批判，正是对这种多数主义(集体主义)的批判。

　　我甚至认为，鲁迅这种指摘也可以适用于当前的日本(或者中国)的有些情况的一侧面。这观点就是继承尼采对１９世纪欧洲文明的批判(其所被说成‘反现代’思想者的理由)而来的。(……)也可以说鲁迅的“个人主义”，既接受了尼采的“现代”思想，同时又接受了‘反现代’的思想一面。１９２８年以后的革命文学论争里对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反驳，或者也许是这一“伪士”批判的延长线上。鲁迅的思想之所以在当前仍有强大的思想冲击力，其力量源泉在于此观点。(……)

　　上面谈到，(……)我本身“对现在的不满”，是与“战后民主主义”的命运相关连的。我认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战后四十年日本的思想史，最终还没有能改变那一个八十年前由鲁迅针对清末中国社会而提出的，可称之为“伪士与迷信的模式”的，知识人与民众之间的构图。这一构图，其实恐怕不仅仅是在日本，也在非得接受外来文明不可的亚洲现代化过程里，没法回避地、必然地发生并接受的共同的命运。(……)依据这观点能否把亚洲现代化整体作为尚未实现的、要克服这种构图而实现如鲁迅所开示的‘个人’(人的尊严高贵所在的“真的人”)的过程来重新思考，即能否作为由‘鬼’翻身到‘人’的文化史来重新构成新的历史框架。

　　我几乎完全赞同伊藤虎丸先生的这一看法。以为以此观点能打开新的历史视野。

　　其实，竹内好曾对日本现代化的失败(＝变成野兽性的帝国主义)提出的尖锐分析也言及了这一点，就是将日本的现代化说成没有经过‘回心’的优等生现代化，所谓优等生就是‘启蒙人士’也就是‘伪士’。竹内好为了批判日本现代化的失败，故意把中国现代化理想化地说成真正的现代化，用鲁迅和毛泽东来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历史。这个立论上的毛病，现在看来很明显，或者应该说他认识错了。应该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份子大部分也是这种‘伪士’，只是因为有过日本的侵略、没能顺利发展，反而给了毛泽东发展的机会而已。虽然这么说，但也不能否认竹内好对日本现代化的批判本身在过去起过很大作用，而且应该说竹内好原意在于批判自己的历史，而不在描写中国历史，因此看错了中国历史对他来说其伤也不深。

　　其二，我认为鲁迅的存在对我本人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其思惟方式以及其保持清醒意识的心术。

　　现在试着稍微详细地谈谈上面提过的我对当前时代的看法。以日本社会为例，以18世纪以前的江户时代为背景，１９到２０世纪中叶的日本社会现代化主要是以农村人口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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