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贵族精神与现代性批判 |
 |
时间：2009-8-8 16:45:49 来源：不详
|
|
|
’“平庸化”。因此，尼采对现代道德、大众文化以及庸众人格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也许这一段话可以集中地表达他的批判：“这个时代有着相反的本能：它急需舒适；其次，它希望观众和演员喧闹，那震耳欲聋的叫喊与集市的嗜好很合拍；其三，它要每个人都以最下贱的奴仆性向天下最大的谎言——所谓“人的平等”——顶礼膜拜，并且只把整齐划一、平起平坐的美德奉若神明。”[4](P56)为了医治现代性和现代文化带来的病象，尼采提倡“强力意志”，要“重估一切价值”，建立“主人的道德”，做“超人”。可以说，贵族精神成了尼采进行现代性和大众文化批判的思想武器。
尼采以后，海德格尔、萨特、法兰克福学派等现代哲学家继承、发扬了贵族精神，开展了对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批判。针对科学主义的霸权，现代哲学开展了对于技术异化的批判，反思启蒙运动以来树立的“知识就是力量”的主体性信条，企图建立人于自然的平等的、主体间性的关系。针对现代价值观，现代哲学展开了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寻求真正的生存意义。针对世俗现代性带来的异化，海德格尔进行了对现代性和现实存在的批判。他认为存在是超越的，而此在的在即实存是在的沉沦，是非本真的共在——烦神，使自我受制于“人们”。这种此在的沉沦表现为闲言、好奇、两可等。他批判主体性哲学，指出现代性导致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了主体与图象的关系，世界图象化，产生了技术的统治以及“弃神”等现象，因此现代社会是“贫困的时代”、形成“大地的荒芜”“现在一切无条件的物化”，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他揭露现代性带来的“诸神的逃遁、地球的毁灭、人类的大众化，平庸之辈的优越地位”[1]。他否定现代性的核心理性，“唯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的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2]萨特以个体存在的自由选择对抗现实，并且认为社会集团导致人的异化。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如加缪、梅洛-庞蒂等也继承了贵族精神，批判现代性和大众文化。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贵族精神，开展了对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批判。特别是阿多诺建立了否定的辩证法，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附属于它的大众文化。
三．中国文化的平民主义性质与现代性的片面性
中国先秦是贵族领主社会，历史短暂；秦以后是官僚地主社会，历史长远。因此，中国贵族文化传统薄弱、平民文化传统深厚。地主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平民，官僚由平民知识分子（士）选拔（汉魏六朝是察举，隋以后是科举）而来，因此官僚地主社会是平民社会，形成了平民文化，这是前现代性的平民文化。中国传统平民文化的其基础是农民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士大夫文化，士大夫文化是平民文化的高雅形式。中国虽然也存在着贵族文化，如道家文化以及《楚辞》、六朝文学（六朝存在着世族门阀，是准贵族社会）和《红楼梦》（清朝是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的联合政权，曹雪芹出身于贵族），但由于贵族社会湮灭，贵族文化传统衰落，没有成为主流文化。以平民知识分子（士）为主体的儒家文化就是平民文化，它具有功利性、世俗性和平凡性等平民文化的特征。
中国文化具有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性质，也就是说实用的形而下层面与超验的形而上层面未充分分化，这就形成了“实用理性”的特征。这种实用理性的文化充分地体现了平民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把天道、天理转化为人道、伦理，既作为一套世俗的意识形态体系，又包含着宗教、哲学、美学等形上意义。这样，儒学就成为“道不离伦常日用”的、与宗教、哲学不同的“儒教”。中国的宗教文化传统薄弱，受到王权和礼教的限制，缺乏超越世俗的能力；哲学成为伦理学，受到伦理价值的限制，缺少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儒学的形上意义不是经由对形下的分离、批判而达到的外在的超越(如西方文化那样)，而是在形下的现实社会实现“内圣外王”而达到“内在的超越”。这种圣王一体的文化具有双重的整合功能，它在规范人们的现实行为的同时，又在现实世界给人们找到了终极价值。中国文化的平民性带来了自身的缺陷，这就是缺乏超越性、批判性，使中国人禁锢在伦理规范之中而难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境界。
中国文化的平民性还体现在它的低俗性的一面。由于贵族传统薄弱，平民传统深厚，中国文化是“一个文化”即平民文化，大、小传统不相分隔。欧洲是“两个文化”，即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分立，而文化的大、小传统分野明显，如宫廷艺术（悲剧、芭蕾舞）、礼节绝不会让平民染指；而贵族也绝不会接受平民艺术（民间喜剧等）和习俗。中国文化虽然有雅俗之分，但并无质的区分，雅文化与俗文化都是平民文化中的不同层次，而不是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的区别。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不隔，上层士大夫与平民百姓的习俗和观念、趣味相通，如《诗经》多为民间歌谣，但成为文化经典；乐府、词曲、戏剧、小说等多起自民间，而终成为文人雅士的艺术，典型的例子是京剧，京剧不但民间喜好，也成为宫廷艺术。“一个文化”意味着高雅文化未获得独立、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低俗性。在以后的社会革命中，中国文化的平民性不仅没有得到贵族精神的提升、制约，反而更加极端发展，这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化的平民化传统的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中国现代性的片面性造成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引进和建立现代性的运动。由于平民文化传统的的影响，中国现代性在建立之初就产生了片面性。这种片面性首先体现在对贵族精神的抵制和极度的平民主义。五四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平民文化的口号，把贵族文化作为****的对象。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确立了现代平民文化的基础。在政治领域，提出了科学、民主的口号，卢梭的平民主义成为主导的思想，而孟德斯鸠的贵族主义被忽视。在文艺领域，陈独秀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茅盾也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本来世俗现代性是平民精神、现代文化的主体是平民文化，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排除了贵族精神和精英文化，造成了现代性和现代文化的的片面性。五四以后，开展了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革命，并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平民社会。同时，五四平民文化又进一步演化为大众文化、工农兵文化，包括大众文艺和工农兵文艺。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特别是文革中，精英文化、精英文艺被当作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毒草批判。同时，理论上也以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取代了精英文化、精英文艺与大众文化、大众文艺的关系问题。于是，本来是分流的大众文化、大众文艺和精英文化、精英文艺两种形态，变成了大众文化和大众文艺的两个发展阶段，精英文化和精英文艺被取消。特别是“文革”对所谓“封、资、修”文化、文艺的批判和所谓“工农兵”文化、文艺的独尊，彻底地清除了贵族精神，导致文化和文艺的极度平民化和低俗化。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艺走向极端平民化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片面的现代性还体现在自由理念的缺失。五四引进的民主理念是以卢梭的平等思想为基础的。卢梭建立了一个平民主义的价值观，以“人民主权”和“公意”排除了个体的自由。五四引进的现代性被归结为科学、民主，其核心是平等理念，而西方现代性的另一个思想资源，即由孟德斯鸠提出的自由理念则被忽视或曲解（如孙中山提出争国家的自由而不要争个人的自由），没有与平等理念一起成为五四精神的主体。五四时期除了平等思想之外，也提出了自由的要求，个性解放就是自由理念的表现，但由于五四平民主义的影响，平等思想压倒了自由思想。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都以平等理念为根本，它们成为五四社会思潮的主流，而自由主义并没有占主导地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中说：“为人类全体幸福，当以平等之权尤重。独立权者，所以维持平等权者。惟过用其自由之权，则与他人之自由生冲突，与人类平等之旨相背驰，故欲维持人类平等权，宁限制个人之自由权。”[5](P110)而五四以后的社会革命时期，由于工农最迫切的要求是经济上的平等，平等思想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导致平等主义铲除了自由主义。郭沫若主张：“我们要求从经济的压迫之下解放，我们要求人类的生存权，我们要求分配的均等，所以我们对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6](P445)中自由理念是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它发源于贵族精神，而平等理念基于对集体价值的肯定，它发源于平民精神。自由理念是对平等理念的一种制约，避免对个性的抹杀和对自由的侵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失去了自由理念的制约，平等理念片面发展，导致政治平民主义，这为中国接受苏联的政治理念和以后走上了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预设了思想条件，甚至也为“文革”中的反自由主义和绝对平等主义埋下了伏线。。
片面的现代性也体现为反思、超越的现代性的缺失。五四运动引进现代性，主要引进了世俗现代性，而没有同时注重引进反思、超越的现代性（哲学、宗教、艺术对现代性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文化存在一个重大的误解，即认为西方文化只有理性精神(科学和民主)，而忽略了西方文化的超越、批判精神，因此引进的西方文化，只限于科学、民主等实用层面，而缺少对现代性的反思、超越层面。五四时期发生的东西文化论战中，钱智修撰文《功利主义与学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片面吸收工具理性，抛弃“高深之学”的功利主义予以批判，结果引起陈独秀的反驳。但陈独秀只是断言西方与中国诸圣贤皆有功利主义，没有只字提及西方的宗教生活，也没有提及哲学、艺术等其他超功利的精神生活。五四运动确立了工具理性和政治理念的权威，而西方文化的哲学、宗教、审美等形上的层面则被忽略了。造成这种局面既有文化传播在形上层面比在形下层面更困难的原因，也由于实用理性传统对形上文化的顽强抵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一直是排斥宗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把宗教等同于迷信加以排斥。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准备在清华大学召开第11届大会，引起了学生界和知识界的强烈反对，北京和上海以及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对宗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新文化代表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丁文江、吴稚晖、陶孟和等都发表了批判宗教的言论。只有周作人、钱玄同等北大五教授以信仰自由为由表示反对排斥宗教，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宗教的社会价值，但这种微弱的声音被反宗教的巨大浪潮所淹没。蔡元培在1922年4月9日的非宗教大会上讲演，说：“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求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我所尤反对的，是那些教会的学校同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7](P200)西方哲学在五四前后也有译介，但由于它远离社会现实，不如科学、民主那样直接发挥救国新民的功利作用，因而被冷落，而且被接受的主要是杜威、罗素等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哲学，以及马克思的实践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具有形上意义的现代欧陆的理性主义哲学则较少受注意。因此，对西方哲学的引进远没有为现代中国确立一种有权威的哲学形而上学。直到l923年的“科玄论战”，才开始了对科学主义霸权的挑战。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不能取代人生观问题，企图“提倡宋学”以解决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从学术角度讲，玄学派对科学派提出的问题是合理的，科学确实不能取代哲学、宗教等“玄学”。但是，这场论战又以“科学神”战胜“玄学鬼”而告终，这说明科学主义余威之盛，也说明信仰问题被现实问题的迫切性掩盖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君劢没有为中国人找到一个合适的批判武器，他提倡的宋学早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而不能战胜科学主义。五四以后，从苏联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一种应用理论，而缺少形上的批判品格。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西方文艺思潮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