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作为文学样式之一，被人称为“成年人的童话”[1]，侠的想象是其渊薮。侠作为中国文化的特产有其历史原型，曾经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角色、社会流品。随着历史的演进，侠成为文学想象与阐释的对象，并经历了旧武侠小说、新武侠小说与现代武侠小说三个阶段。由于各阶段关涉的问题不同，文学之侠的想象与阐释也各异。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及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就通过文学之侠的想象，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金庸的武侠小说更是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使得侠之想象与先前武侠小说具有不同的含义。通过对金庸小说的解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作为现代性载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对侠的研究，可谓意见纷繁，余时英在《侠与中国文化》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说[2]。一般而言，侠最初是处在正统社会体制之外的社会流品、社会角色，是一种社会现象。侠游离于既定的社会规范之外，蔑视正统的价值观念，以身试法，伸张正义。春秋以前，国家与社会力量比较稳定，以宗法血缘为本，人人皆有归属，社会上也没有游离的个人，大致没有侠产生的条件。春秋时期“天子微弱，诸侯力政”[3]，社会动荡，大一统封建政治尚未形成，法网疏漏，故在体制边缘就很容易产生侠这样的社会角色。战国时期，乃王夫之所言“古今一大变革之会”[4]，社会更加动荡，侠作为独立的社会角色获得认可，其重要标志就是“侠”的名称的出现，《韩非子》中多次出现“侠”这一称呼，一般学术惯例也把“侠”的观念的最早出现追溯到韩非子的《五蠹》篇——“侠”进入特定话语范畴而获意义，而特定话语背后总关涉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体现出一定的“认知的意愿”[5]。真正较全面、公正的对侠进行评价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叙之侠与韩非异：“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6]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进一步指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7]司马氏遭李陵之难，身受法困，故“发愤著书”，对侠的形象有所同情和赞美，说明侠的形象一产生就是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想象的产物。余时英用“力折公侯”来说明侠在汉代的大致情况，即侠与政治权威处在对抗性的情境中[8]。至班固，对侠的评价大大降低了，所记叙的侠之形象也失去了先前司马氏所叙的光彩。从《后汉书》起，再无史家为游侠作传，同时，由于法网日密，侠生存的社会条件失去，作为社会现象、社会角色的侠的原型也逐渐消失。不过，社会中人总会遇到困厄之时，总会身陷险境；社会的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也总会存在，法律也不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这种情形恰如司马氏所言“缓急，人之所时有也”[9]。因此，在侠作为社会角色渐渐逝去的过程中，侠的形象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对正义、公正、合理等的慰藉，成为了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寄托，成为了一种社会理想，从而进入文学想象、文学阐释的空间。特别是文人、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不得志，处于社会边缘，于是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在苦闷与彷徨中，或以侠客自许，或以侠客许人，在文学的想象中作着所谓的“千古文人侠客梦”。[10]“侠客梦”其实就是侠的想象与阐释，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而发展为武侠小说。旧武侠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传统文人身份认同危机的体现。
一般而论，中国传统士人的身份认同基于三个层面，即对家族（祖先）的社会认同、对国家（皇帝）的政治认同和对儒教（孔子）文化认同。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传统士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传统民间社会实际上就是家族。传统士人不是独立个体，也没有社会活动的空间，而是家族成员，他们没有从家族中分离出来。传统士人不仅在家族中生长，而且在家族中受教育，在家族中尽孝，延续家族事业是他们的最基本的职责。如果不能出仕，就做乡绅，为家族服务。如果出仕，是代表家族为国效力，光宗耀祖。将来致仕，就荣归故里，造福桑梓。总之，家族是最后的归宿，不仅是在生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意义上都是如此。传统士人可以没有国，但不能没有家，在仕途不得意时，往往就回到家族去，从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而所谓归隐，实际上是回归家族。传统士人的道德理想是“内圣外王”，“内圣”是“修身”，而“齐家”是最低要求，是“外王”的基础，最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国家成为传统士人的政治理想之所在。这种“外王”理想不仅是一种功利行为，由于它与“内圣”联系着，因此也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传统士人的文化之根是儒教，儒家学说几乎是传统士人的全部知识来源，它既是一套道德—政治学说，又是一种信仰体系（所谓“内在的超越”），它没有发生形上与形下、经验与超验的分化，也就是所谓“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准哲学和准宗教。儒家学说不仅论证了“外王”的合法性，而且为士人提供了终极价值。这就是一种“圣化”的境界，它使世俗的活动（齐家、治国）具有了神圣的意义。而在传统社会里，往往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即“卡里斯玛”，成为整个民族的信仰。中国传统社会的“卡里斯玛”是家族（祖宗）——国家（皇帝）——儒教（孔子）三位一体，传统士人是这个“卡里斯玛”的信仰者和论证者，同时也在这三个层面上实现了自我认同。传统文人的正途是仕进，报国，但是，真正实现抱负者毕竟少数，而众多的文人被抛在体制边缘。一些人就通过武侠想象，来寄托自己的幻想。一方面，这些文人幻想在体制之外自由横行，不受官场约束，独立地担当行侠仗义的角色；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对国家的依赖，希望通过建功立业而获得国家的承认。《燕丹子》中荆轲为报知遇之恩而刺秦，有为国献身之意，也有为诸侯国尽忠的考虑，而高渐离则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田光为保秘密不外泄以生命酬主人；《三王墓》中之山中侠客，谨守承诺，为不平而献身；被乡人称为“三害”的周处，改过自新，终为忠臣孝子；《虬髯客传》中，对“风尘三侠”（指李靖、红拂女、虬髯客）的描写，主旨在于反衬真命天子李世民；《水浒传》中绿林豪侠也不得不臣服于****皇权与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面前；《三侠五义》中白玉堂等众侠协助包拯，审案平冤，除暴安良，反映出善与恶、忠与奸的斗争，但从根子上讲，并没有危及封建制度的根基，仍脱离不了封建正统道德观念的巢窠……。因此，旧武侠小说的主题往往是“替天行道”；旧武侠小说的人物往往是由侠客变成官府的鹰犬。特别是在清代，小说以侠义盛，而公案侠义居多。此类作品将清官的英明与侠客的武艺联系，行侠仗义与理狱断案相互补充，相互勾连，在不影响君权的前提下，替天行道，行侠仗义，铲除邪恶势力，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侠的反抗性丧失殆尽，奴性凸显。文学之侠的形象已不再笑傲王侯，虽也行侠仗义，但已是顺民。鲁迅曾就此段时期的侠有一个结语：“终必为一大僚隶卒”[11]，不可谓不深刻。
对于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迥异于传统士人，自然文学之侠的想象与阐释也就有了新的意蕴。伴随着现代性“祛魅”的世俗化过程以及寻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的需求，中国传统社会的“卡里斯玛”解体，家族、国家、儒教被摧毁，“圣”沦落为俗。首先表现为家族的解体和家族权威的衰落：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和国内资本的产生，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打破了家族化的自然经济，现代城市兴起，造成农村破产，家族解体。同时，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他们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农村，但不可能再返回农村，而是脱离家族，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平民。正是由新知识分子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倡导个性解放、平等自由，首先就是反对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受到个性主义的冲击而衰落。家族失去了以往的神圣，而且变成了罪恶的渊薮，祖先这个民间的“卡里斯玛”也失去了魔力。知识分子因此脱离了家族的羁绊，获得了人格的自由、独立。自由、独立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么在家族解体和家族主义式微后，知识分子是获得了自由，但是以个体生存的危机和社会认同的危机为代价的。因为传统中国没有市民社会，只有家族即传统民间社会；而由于市场经济极不发达，传统中国的解体并没有立即创造出一个市民社会，没有给新知识分子留下一个足够的生存空间。新知识分子不能回到传统家族中去，又无法在市民社会中立足，难以找到固定职业，于是成为一群社会“流民”。其次表现为传统国家被摧毁，君权崩溃：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传统国家日趋衰微，君主权威一落千丈，于是就有变法和革命发生，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1905清政府被迫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断绝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联系渠道。辛亥革命****清王朝，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体，而且也****了皇帝这个政治“卡里斯玛”偶像。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外王”的理想，也从国家的束缚下得到解放，变成了自由知识分子。由于缺乏民间社会的生存空间，他们便只能直接介入政治领域。传统士子可以经科举考试进入政治领域，成为国家的工具，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自从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知识分子便丧失了进身之阶，与国家分离，成为失去依托的孤独个体。虽然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府，以后国民党政府也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由于政治的紊乱，就总体而言，还缺乏知识分子从政的正当通道。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发达的公共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团体、政党和舆论工具都受到限制，知识分子没有正常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外王”理想在新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寻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当这种政治热情受到压抑时，他们成为了政治“流民”。 再则为在现代理性精神的介入下儒教的腐毁：儒学不仅由于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衰落，而且在西方传入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冲击下瓦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民主的大旗，批判孔孟之道。儒学是传统的伦理思想体系，缺乏科学精神，因此科学主义乘虚而入；儒学泯灭个体价值，因此民主自由思想一攻即破。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他们不是私塾中读四书五经出来的旧士子，而是国外或国内洋学堂里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儒家传统学说变成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对孔子的批判毁灭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卡里斯玛”偶像，使其失去了传统思想的约束，获得精神的自由。在儒教毁灭的同时，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也产生危机。这种文化认同危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现代性的“祛魅”，使文化由圣入俗，引进科学、民主，只是在“用”的层面重建中国文化，忽略了对“体”的层面的引进和重建；而由于传统的“道”失落和新的“体”的缺失，导致文化的神圣性失落和信仰的缺失。科学、民主可以解决社会变革问题，但不能解决终极价值和信仰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和对宗教的批判，都是企图以新的“用”取代传统的“道”、“体”，这不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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