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肯定了现代人的生命存在价值及其多样性，叩问着存在之“有”和人生的意义。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通过对情感本身的强调，恢复了人的世俗性和真实性，肯定了情感的自足价值，完成了由义到情的主题转换，也完成由义侠到情侠的转换，是武侠小说的一次彻底解放和根本变革，从而具备了鲜明的现代性品质。陈世骧先生曾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20]两句话来概括《天龙八部》。其实后面四个字正是金庸文学之侠的想象世界里英雄儿女们故事的写照。在陈家洛与喀丝丽身上还不明显，爱情终归梦断而被彻底否定。至《神雕侠侣》则一变，作者力主爱情，把爱情放在比社会责任更高的位置上。至于《倚天屠龙记》中各种人情、人性的叙写，《天龙八部》中人性三毒——贪、嗔、痴——的揭破等等，无不贯彻着金庸对“情”的关怀，甚至深入到了非理性的情、情孽。金庸对“情”的关怀、对现代人性的关注，也使得文学之侠的形象被还原为普通人，虽然他们还有精湛的武艺，但在人格上已然现实化了，其传奇色彩与崇高精神如过眼烟云。这在金庸后期小说中尤为显著。其前期小说中的陈家洛、郭靖、杨过在凡俗中不乏侠义英雄气质，乔峰以后，侠义英雄气质越来越少，人情、人性却越来越复杂。而对现代人性、人情的关注，其结果是对尚武精神的解构。《天龙八部》第四十三章中：“须知佛法在求渡世，武功在求杀生，两者背道而驰，相互克制。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多，但修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却又不屑去多学各种厉害的杀人法门了。”正是这种观念的例证。其实，《天龙八部》里灰衣老僧也好，《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的一灯法师也好，《倚天屠龙记》中的渡厄也好，他们都不是金庸世界的真正主角，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是对佛性人生的皈依，是佛侠的代表。至《鹿鼎记》中韦小宝，侠气全无，整个一个响叮当的小人物——毫无志向、油滑处事，没有操守，介于善恶正邪之间，根本不会武功——却成为“英雄”，走向了非侠的路径。金庸也从此封笔，不可不谓有深意。武林义气代表的社会文化解体，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崩溃，恰恰为个体自由选择提供了空间，从而触及到了人的生存意义。我们现代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关切着自己的生存、生命意义呢？
至此，我们可以说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解构，完成了对“我是谁”问题的解答，成就了对“存在被遗忘”的对抗，从而寻求到了真实的自我以及真正的人生意义。这也是金庸现代武侠小说在社会学方面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华罗庚对武侠小说的评语。转引自董跃忠编著《武侠文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p1
[2] 参见刘绍铭、陈永明编《武侠小说论卷》（上），香港：明河社，1998年版，p4—77
[3] 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p124
[4] 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叙论四》（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p1112
[5] 福柯著《性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p4—5
[6] 王伯祥选注《史记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p487
[7] 前揭书，p483
[8] 参见刘绍铭、陈永明编《武侠小说论卷》（上），香港：明河社，1998年版，p10
[9] 王伯祥选注《史记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p483
[10] 陈平原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p11
[11]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卷，p237
[12] 叶洪生著《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p25
[13] 转引自叶洪生著《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p27
[14] 徐斯年著《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p113
[15] 米兰·昆德拉著《小说的艺术》，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p16
[16] 王秋桂主编《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p588
[17] 卡尔·波普尔著《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p406
[18] 转引自陈平原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p112
[19] 转引自董跃忠编著《武侠文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p157
[20] 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p10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