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武侠小说中，传统认同中的家族、朝廷、儒教分别被江湖与武林宗派、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江湖义气与尚武精神所替换，新知识分子以侠客的身份，脱离家族，进入江湖；脱离尘世国家，进入想象的天下；脱离社会文化，进入侠义文化，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找到了自己的社会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新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是指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在中国现代性的任务最后让位于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但现代性源于西方，而西方又是中华民族的压迫者；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反对西方。这样，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就发生了冲突。由于民族危机的迫切性，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现代性的任务，而且，又必须以反现代性的方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武侠小说选择了民族主义视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新武侠小说的政治背景。在这种侠的想象中，有新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的因子。新武侠小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脱离晚清侠义加公案的模式，叙说武林宗派、门户，以昆仑派与崆峒派争夺水陆码头为冲突，广采江湖异闻，杂凑飞剑、法宝、侠客与术士为一“江湖大拼盘”[12]，并有意识地将大千世界的人情镜像融入文学之侠的想象所构筑的武林世界，间以反清复明的线索，勾连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其另一部武侠小说力作《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在写实的笔法上加入文学之侠的想象与阐释，已大刀王五与霍元甲的武术生涯为线索，凸现强身报国的主题，并通过武打场面的描写，叙说武术的起源与流派。揆其内容，可谓句句不离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江湖义气与尚武精神。至于赵焕亭，尽管他某些作品仍脱离不了晚清的巢臼，然而我们却不能说他复古，毕竟历史情境不同于先前，其文学之侠的想象与阐释应是关切这时弊：一是对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现实不满，一是为借小说来非议晚清政治腐败。他的作品，多以清代史实为因，加以想象任意发挥，重在杜撰情节写武叙侠，徐文滢在评价其作品时称“作者的成就超过前代一切这类作品以上”。[13]而此一超过的根基在于作者的新知识分子身份，这样其作品就或多或少的关涉上文中提到的三个层面的认同。还珠楼主的“蜀山”系列，文学之侠的想象极为丰富，作品写峨嵋派开山收徒、学艺、成道、除魔的故事，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剑仙世界”，跳离现实社会，以奇幻的天上人间来实施对现实的隐喻，否定儒家教化，体现忧国忧民的襟怀。徐斯年以还珠楼主为拉开中国武侠小说具有现代气息的序幕者[14]，恐怕与新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不无瓜葛。而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他们则分别以个人不同的视角，也对文学之侠进行了新的想象与阐释：白羽注重于江湖、武林的社会性，郑证因的江湖义气、尚武精神，王度庐侠情的社会小说隐喻，朱贞木的侠情英雄、报国爱民，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勾连着江湖与武林宗派、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江湖义气与尚武精神。正是在这种侠的想象中，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金庸是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创者，他在现代性条件下进行文学之侠的想象与阐释，以解决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问题。中国革命的成功，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任务的基本完成。而港台社会的现代化，标志着现代性的基本实现。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形成一个民间（市民）社会，使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自由职业者，获得独立身份，得到新的社会认同。民主制度造就一个公共社会，从而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生活开辟空间，得到新的国家认同。意识形态的变革也使文化生活多元化，从而为知识分子的自由思考提供空间，得到新的文化认同。这时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同于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问题已经解决，他们从启蒙知识分子转化为岗位知识分子，民间社会的个体生活取代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家族、国家和文化认同。但是，现代知识分子仍然有自己的不满、苦恼和幻想。这是因为，现代社会虽然消除了对个体的压迫，解决了社会不公的问题，也为知识分子的生存提供了空间，但是却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现代人的存在意义成为问题，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而发生了哲学意义上的自我认同危机。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情境中，所有关于生存的理念、情感和行为方式最终会落实到一个关于“我是谁”的问题的疑惑、追问和解答。“我是谁”或“谁是我”，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追问，似斯芬克司之谜。就生存——生命的本质而言，这种追问无疑是一种精神的皈依，一种生命意义的发掘，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信仰。这样，我们关于自己的追问与反思才获得了强悍的精神动力。现代武侠小说恰是这样一种追问——米兰·昆德拉在论及现代小说时，指出其“保护我们以对抗‘存在的被遗忘’”的功能[15]。现代武侠小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其旨归直指“存在的被遗忘”，以期解决自我认同的危机。金庸身处香港社会，他进行武侠小说的写作的时期，正值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可以说，金庸正是以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危机感和责任感，追问与反思自己的侠义观念，并逐渐地、有意识地开始了对侠的解构历程，以期打破国人心理中对侠的期许甚至扭曲。同样地，只有将侠打破了之后，人们才会真正地进入自身反思的空间，进而去关注更深层次的生存意义问题。由此看来，金庸文学之侠的想象与阐释根本上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的力量，一种想象性的自救力量，因为人自身问题的彻底解决还在于人的“自渡”。进而我们也不能否认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的确处在“一个并不寻常的位置”[16]上，其上承新武侠小说，下启现代武侠小说，呈现出过渡的态势。我们不难从其系列小说中窥见这种趋势，即从国家、民族主题转向个体、情感主题到生存主题，从义侠到情侠到非侠。

金庸武侠小说的这种过渡态势，首先表现在对现代社会社会认同的超越。新武侠小说以理想的江湖世界代替传统家族关系，以确证自己的身份认同。而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化为对江湖黑暗的批判，从而解构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同。一般说来，武侠小说是绕不开江湖世界的，江湖作为侠客世界的世外桃源，具有纯洁、崇高、理想化的特点，是一个令人企慕的“桃源梦”的世界，是一种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自由自在的世界，侠客成为江湖世界的主人。这个世界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和身份认同。而在金庸笔下，由于其对侠的现代想象与阐释，世俗社会与江湖世界的对立、分隔被打破了，侠客们失去了理想世界中的光环，脱圣入俗，成为普通人，致力于宝物、秘籍、爱情、报恩、复仇……，侠客的世界沦落了。进而江湖世界也成为情欲的战场，罪恶的渊薮，是非正义的、暴力统治的王国，甚至比现实社会更黑暗、更非人性。江湖世界成为世俗社会的翻版，是世俗社会的变体，不再是世外桃源、正义的家园。侠客们只有退隐江湖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意义，才能真正体验到自己属人的本性。在金庸所塑造的侠客形象中，大致可以说都存在着归隐山林、退出江湖的倾向。这当中不乏有对独立不羁的人格的追求。金庸小说中的侠客们更是如此：袁承志在安邦治国平天下的大志终成泡影后，远离故国、飘然出海；杨过与小龙女在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江湖争斗后结伴隐居终南山；《飞狐外传》里的胡斐经历了生离死别后，等待着他的命运只能是归隐而去；令狐冲与盈盈的归隐，狄云的远遁，石破天不知所终，无不体现出金庸对江湖理想的解构、对江湖黑暗的批判。最典型的则要属韦小宝，在锦绣前程面前发出了“老子不干了！”的呼喊。这体现出一种个人价值的关怀，目的是找到一个外在于自身的空间，切实体验生存的意义。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曾写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整个金庸世界的故事所展示的就是这种对“江湖”的“笑傲”而达成了对江湖黑暗的批判、对江湖世界（传统社会认同）的解构，彰显了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

其次，金庸小说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即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到对民族主义的破除。传统武侠小说中侠客的政治理想是行侠仗义、替天行道，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确存在着对传统忠义等观念的歌颂，但他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在当中加入了自己的质疑与反思，以期消解这种观念。金庸小说告诉人们，忠义等观念并非天经地义，也不一定就是人的最高价值。国家意识、民族主义等看来具有至高性，但就整个人类言，却是极其有限的。乔峰并不因为自己身为契丹人而仇恨宋国，他以同样深刻的同情心关注着这两个国家，关注着这两个国家的生民，以极端的方式——生命的完结——来完成对国家意识、民族主义的质疑、消解。其生命、生存的意义不正在于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有些人认为生命没有价值，因为它会完结。他们没有看到也许可以提出相反的论点：如果生命不会完结，生命就会没有价值。”[17]吗？诚然，金庸笔下的郭靖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当中确实存在着对国家意识、民族主义的歌颂，但韦小宝满族皇帝就一定要比汉族皇帝坏的疑问、“老子不干了”的呼喊，难道就不是一种对国家意识、民族主义反省、质疑、消解的表征吗？其实，这正是金庸系列小说的要旨所在，在过渡态势中完成了对传统人生价值的结构，达成了对人生真谛的领悟，是一种现代性视野下的思想超越。

再则，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表现在对江湖文化的批判，即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到否定。武林义气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认同，它取代了正统的意识形态，成为边缘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唐人李德裕指出“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18]，可见，侠不能无义，否则就成不了英雄。金庸写义，既有国家正义、民族大义，也有武林荣誉、江湖义气，更有父子、师徒、朋友间的伦常纲义，这些都是作为侠客必须遵守的社会正义、道义。其笔下的侠客英雄在民族存亡的历史情境中，大义凛然，有其崇高、理想的因素。诸如陈家洛、胡氏父子、郭靖、杨过等皆属此类。诚然，说侠是要讲到义，但情与侠又怎么能够分家呢？台湾女作家三毛曾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写出了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可以让人入天堂，也可以让人下地狱的一个字：“情”字。[19]侠客们置身于情感冲突的中心，尤其是爱情冲突，几乎成为情节展开、人物行动的最主要的动力。爱情是最私人化的、极为特别的情感，在现代小说家们的笔下，爱情成为对人性解读、对人生感悟反应器。尽管金庸现代武侠小说设置了真实的历史背景，但侠客们已不再是传统道德的化身与符号，而是饱食人间烟火，可以把手问情的多情种子。而且，金庸小说愈往后，情的比重就愈大，义的成分就愈少，把情作为一种独特的力量解放出来，把情的独特魅力与其对人生之根本意义的深刻影响放在了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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