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八十年代，陕西回民起义1的领袖白彦虎在反清失利后率领余部转战陕甘宁青新五省，并最终在清军的追杀下爬越雪山，到达中亚的前俄罗斯七河地区（现在则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定居。他们就是近十多年来为中国民族学者所热衷探索的“东干人”。东干人2的主体为陕西回民，在长达两千多公里的迁徙中吸收了甘宁青新的一部分回族人，并最终由此而产生了绵延至今的民族。这批西迁的回族人在当时大多数（应当是全部吧，因为如果有识汉字的，必定会有汉字的流传）为汉文字的文盲，他们所持语言为当时陕西或者西北的方言，而有文化的人则是中间的少数阿訇和满拉，但众所周知，中国回民早已不再使用阿文或波斯文作为自己的语言了。就是说，他们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之后，是无法与当地居民沟通的。但人类历史总是能够证明，语言永远不能成为不同人群之间的障碍。对于东干人也不例外，于是有趣的语言现象出现了：现今已在中亚地区生活了约120年的东干人，日常族内生活中使用的仍然是依靠祖辈传承的陕西地区方言，对外则使用俄语，并且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渐接受苏联教育后成为知识分子之后，开发了自己的文字，用俄文字母记义，陕西方言发音。这种独特语言的出现具有丰富的值得考察的价值。东干人用文字记录发音，使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得以固化延续而不发生变异，而同时他们又使用了俄文字母作为拼写工具，这又无法避免受到俄罗斯语言的影响。东干人保持着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们的居住地区的原著民也都信仰伊斯兰教，这是他们迁徙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并因此而保持着他们最初的生活习俗。从我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无法明确知道他们采用什么样的婚姻制度，但根据回族人自己的婚配习俗，他们应该是族内婚占主体的，但这不是绝对的，有待证实。这些因素保证了他们在经历120年后仍然保持一个独立民族的特色。但反过来，他们在那个陌生地区的生存，又绝不可能不与外界接触。他们种植大蒜和葱，并经营贩卖给周边民族，同时获得生活所需（这种生活方式与西北回族惊人的相似）；他们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建立学校，学习俄文，学生们接着到城市或外地去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随着整体文化的提升，他们无疑要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这从他们的姓名演变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比如，亚塞尔·什娃子，姆·苏三洛等，既能看出俄罗斯特色，又保留着中国特色。这种典型的虽然有些特殊的民族迁徙，融合的例子无疑能够为民族研究提供大量鲜活的可比较材料和启发。

    最近我读朱学渊先生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3，提到发源于东亚的靺羯人怎样经过几个世纪的长途迁徙，穿越广袤的北亚大草原和荒漠，经过多少征服和融合，最终到达匈牙利，成为Magyar（即匈牙利人）人的祖先。这样的结论虽然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的考证，但他所使用的研究手段无疑是先进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语言比较学的结合使用，在研究民族变迁历史，研究人类自身历史等问题方面有着令人振奋的潜力。古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变迁，以及与之关联的汉民族的产生，由于史料的匮乏、记载的模糊和年代的久远，成为困扰史学家的难以破解的谜团。正如朱学渊先生所提出的靺羯人的骇人听闻的西迁所包含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古代中国北方由于地势平坦，多草原荒漠，这样的自然条件使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具有非凡的迁徙能力。例如匈奴，鲜卑、突厥等民族，都曾经遍及中国北方从东北到西北的广大地区，而且像这样大的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游牧民族，大多以部落联盟的形态存在，因此很难简单的说他们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民族。实际上民族的定义在我看来，在那个时代是很值得商榷的，究竟多大的部落，可以称之为民族？一个充满了战争，劫掠，并吞，迁徙，往来及通婚（原始部落很少有实行族内婚的）的广大地区，民族的界限怎样划分？从五代以前的史书资料来看，古人的确对北方尤其是西北的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很不了解。即便出使西域的张搴，以及经过西域的玄奘等人，对这些少数民族也只流于表层的认识。汉族人对于少数民族的称呼，多是根据音译，而因为不了解的原因，有时就会造成用不同的名称来命名同一个民族的现象，比如铁勒，高车，敕勒，是指同一个民族在魏晋时的不同称呼。这个民族也只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薛延佗、回纥、拔野古、仆骨、浑及契苾羽等，都是其中的部落。从部落名称上就能看出鲜卑系的特征4。还有一个因素是各朝代的史书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记载也不尽相同，这也给判断他们的源流造成了困难。例如我们现在所明了的回纥——〉回鹘——〉畏兀儿——〉维吾尔的转变，但那些尚未为我们所明确考证的民族的演变呢？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尤其是都城靠近西北（周的镐京，秦的咸阳，北朝、隋唐的西安）的时代，少数民族间的融合，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始终在不断的进行着，且规模之大，恐怕是我们所难想象的。那些在各个时代与中原地区时而友好，时而纷争的少数民族，对于汉族的构成，对于汉族文明的形成，又起到了多么巨大的作用！从血统上来说，古代的北方民族（包括汉族）的身体里流淌着相同的混合血液。单就唐时的宁夏地区来说，因为唐朝军事力量的强大，因为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就有七个大的著名民族内附唐王朝，并被安置在古代宁夏地区。突厥、铁勒、土谷浑、党项、昭武九姓、康国（萨末建、飒秣建）、安国（捕喝、布豁）、何国（居霜尔迦）、史国（乞史或佉沙、羯霜那）、石国（赭时）等。另外吐蕃则是因为长期的入侵战争而占据着一地区。这些民族的去向，一部分可以对应于现在的中国以及中亚的一些民族，但另一部分则完全的与汉族融为一体了。从考古发现来看，宁夏南部地区（也就是唐时安置这些少数民族的主要地区）的文明史是与周，秦等同步的，这就是说，这些少数民族在被安置在这些地区之后，是很容易接受这些较为先进的如冶铁，农耕等技术的。而汉族也同样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这从汉族语言中也可见一斑4。所以，单单根据某一现代民族的特征而推论其源流是不明智的，我们只能以科学的方法立体的去考察。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常常会通过构建模型的方法来研究某一对象，这样的模型通常是排除了某些干扰因素，也考虑了某些干扰因素之后的一个简化的形式。这对于较快，较直接的弄清楚你所研究的特定目标是很好的办法。

    所以，回到我们的东干人的鲜活标本来。不得不提一下朱学渊先生在引用东干人作为自己语言比较学说的一个例证时所犯的错误，即，他将一个在前沙俄境内才形成的东干族误当作了在中国国内就已有的民族，用这个误判来用“东干”去附会“党项”，“唐古特”，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直系后裔5。估计是朱学渊先生当时并没有获得关于东干人的第一手的资料，从而为自己的研究留下了瑕疵。好在这不影响他的语言比较学说带给我的启示。前面说过，东干人保持着他们本民族的特征，通过俄文字母拼写和陕西方言发音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信仰伊斯兰教，并逐渐接受俄罗斯式的教育。在我们的模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东干人的原初成分是陕甘宁新的回族，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19世纪八十年代，即便没有人识字也已经凝聚了封建社会的几千年的文明，他们是在被追杀的长途迁徙中逐渐集合起来，整个途中可能有很多次战斗，但没有征服，没有其他成分的人群加入，在到达目的地后他们仍以聚居的形式生活，没有周围的民族对他们进行征服活动，他们也未对其他居民进行类似的活动，他们就以一个集体的形式出现在了那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形成了独立的民族。我说这些的目的是要比较一下异同：1，东干人的大迁徙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都是因为经历战乱的原因，但东干人因为民族的特殊性和战争的特殊性，没有大规模的征服，没有长时间的停留；2，古代少数民族部落大多在文化上尚未定型，较易于吸收和融合他民族的东西，而东干人显然是一个已经定了型的有着相同信仰相同习俗的民族；3，古代少数民族所经历的民族间的关系要比东干人所经历的复杂艰苦的多，东干人没有遭遇强制性的“汉化”或“藩化”，就是说没有遭遇文化暴政；4，古代少数民族部落大多严禁族内通婚，而东干人则是族内婚（待考）。通过比较这些因素，我们会发现，东干人相比于古代的少数民族，反而更不容易被周围其他民族所异化。但是事实上的东干人的情况呢，单从语言来看，他们现在使用着一种俄中结合的语言，而他们接受着俄式教育，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又不可能不与周围其他民族发生交流，而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又促使这种交流更广泛更深入。在经过120年后，现代的东干人与19世纪的东干人，现代东干人与现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人之间，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们可以推断，东干人现在所使用的文字，因为使用局限，不方便交流的关系，终将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字所取代，要么是俄文，要么是汉语。国内的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专家包括回族学者王国杰先生都觉得他们可能采用中文，这恐怕是带着某种强烈的感情吧，而我倾向于俄文，土壤会起到一些决定作用吧。

    对于这种推断我想我还能找到一个例证，那就是关于中国回族的形成。这同样是困扰历史学家的一个难题，因为回族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是由聚居于一个地区的人群形成的。现在在中国境内分布的回族，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各地都有，但较清晰可判的是，西北地区的回族与东南沿海地区如泉州，广州等地的回族具有不同的人群组成成分，但他们确实有着共同的习俗和群体心理特征。回族在中国的逐渐形成过程中，他们逐渐使用汉语作为民族语言，但还保留着少量的已放弃了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汇。这种现象又是民族融合在语言上的一个产物，首先是回族的本初构成人群的复杂性和他们在中国所处的环境不宜于再使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其次是使用汉语使他们更易于与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交流，更易于吸纳汉族和其他使用汉语的民族从而达成本民族的衍生繁荣。宗教则成为联系他们内心的一条纽带。宗教似乎很容易成为固化民族的坚实力量，对于犹太人也如是。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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