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20年来由于各种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历史学也迅速发展，不仅表现在成果上，也表现在新的研究理论及研究角度的运用上

　　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论文，开始从集团的角度来研究汉代外戚政治。它们将权力视为一个整体，不同集团间要保持权利均衡。为保持均衡，外戚被皇权利用，形成了一个新的势力集团，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方燕《东汉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与士大夫的分化整合》（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将外戚、宦官、士大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利益集团。文章通过具体分析各集团间的不同利益及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从而解释士大夫与东汉外戚、宦官之间斗争的关系。作者认为，由于士人分别与外戚和宦官集团的结合，加剧了外戚与宦官之祸的烈度。秦学颀《汉初政治格局与诸吕之乱》（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则更具典型性。此文强调了"权力均衡"的重要性。作者以为：汉初，君臣之间"义"的关系较为淡薄，而"利"的关系却非常突出。这样，君臣之间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的利害冲突。同姓诸侯王与功臣列侯成为西汉之初内外相维的两大支柱。而吕氏外戚则以开国功臣及宗室外亲的双重身份维持着朝廷内外刘姓宗室与功臣列侯之间的平衡。而其暴兴之后的种种悖逆行为破坏?quot;权力均衡"，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金春峰《东汉末经学的衰落与党锢之祸》（先秦、秦汉史，1987年第9期）亦从权力分配的角度解释士、外戚、宦官与皇权的关系，从侧面反映了外戚政治产生的原因。

　　除了上述研究角度的新变化外，近年来对于外戚在政治上的历史作用也有了新的看法。这集中体现于刘太祥的《东汉外戚的作用》（南都学坛，1995年第1期）一文。作者认为东汉的外戚们并居权要，内侍帷幄，参与谋议，谏诤朝政；总领军戎，抗御外寇，维护治安；敦尚儒术，招贤纳士；清风亮节，律己治国，孜孜为政。他们对东汉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由于他们出身外戚，而且结局悲惨，大都被谴归乡里，或流放边郡，或因罪杀戮，也确实出现一些贪婪残暴、穷奢极欲、专权跋扈之徒，致使长期以来史学界把外戚一概贬斥?quot;皇权的异己力量"，"腐朽势力的代表"。其实，这是不公正的。不论是皇帝、外戚，抑或是宦官、官僚执政，主要看他们的政策方针是否有利于政治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幸福，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由其身份地位和结局所决定。所以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以偏盖全。笔者以为这种评价外戚历史作用的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

　　三、近年来对于外戚的研究有很大发展，表现在对某些有重大影响的外戚个人的研究上

　　（一） 吕后

　　作为吕氏外戚集团的核心人物，关于吕后的历史评价是正反皆有的。
　　邓经光《怎样评价吕后》（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胡一华《吕雉"叛国篡权"辨》（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1年第1期）皆属为吕后正名的文章。两文均认为：从主要方面看，吕后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对于吕后临朝，两篇文章亦认为是吕后为防止朝纲落入功臣集团之手而不得已为之。而吕氏外戚集团虽然表面上煊赫一时，声势甚大，但它依赖皇权而生存和发展，又始终为吕后所控制，并没有形成左右局势的力量。所以不应对吕后持完全批判的态度。

　　而荀德麟在《略论汉高祖吕后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先秦、秦汉史，1986年第3期）一文中，从经济发展角度入手，对吕后横加批判。该文视吕后为一阴谋家，认为吕后临朝的8年不利于国计民生，徒增纷乱，且诸吕用事乱国。总之，在文中，吕后是无一可表的人物。笔者却以为，评价一历史人物应该客观点而不应单从某一方面去判断。并不能因为吕后是女主临朝，而对其持否定态度。

　　（二） 卫青、霍去病

　　此二人属卫氏外戚集团的成员。近年来涉及此二人的文章多数是着眼于他们的抗击匈奴方面，视他们为由军功而受封的军功侯。这类文章包括：庚才《西汉名将卫青》（历史知识，1984年第2期）、孙中家《试论卫青》（北方论丛，1985年第2期）、吕锡生《略论卫青的出身、战功、将才》（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以及王宗维《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西北大学，1982年第3期）、杨东晨《霍去病：兼谈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性质》（中学历史教学，1987年第6期）。

　　总体看来，对卫青、霍去病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因为他们抗拒匈奴的行为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且他们一直处于皇权的领导之下，没有擅权行为。

　　（三）霍光

　　霍光，在汉代外戚政治发展过程中是一很重要的人物，但专门论述他的文章在近些年中并不多。对于他的论述往往是与论述"中外朝"出现结合在一起。

　　苏诚鉴就认为：霍光以"辅政"名义，自任"大将军"，"领尚书事"以人臣而兼君上之权，并格以"治内、治外"之分，剥夺丞相召集百官议事之权；同时，拉帮结派分裂朝臣，"中外朝"体制于是形成。自此以后，就成为外戚专权，以至篡夺刘氏王朝的得力工具（《论两汉"中外朝"的形成及其作用》，江淮论坛，1983年第4期）

　　当然，文章论及的仅是霍光与中外朝兴起的关系，对霍光的个人品质并未涉及。

　刘曙光《论汉武帝托孤》（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一文对霍光的品质持肯定态度，认为霍光是忠信之人。而吕志毅则持相反态度，认为：世人誉霍光为汉家忠臣是皮毛之见，作者认为霍光是老谋深算，精明狡黠之徒，对霍光的赞扬，画其形貌于麒麟阁是昧着天地良心，以掩人耳目之举（《论霍光》，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笔者以为，对于霍光的研究还应深入，上述文章对于霍光的评价都有失公允，不能全面地客观地给霍光一个说法。

　　（四）王莽

　　王莽是一个以外戚身份夺取皇帝宝座的人。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很低。近年来所发的一些论文对于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当然评价不仅关于王莽个人，还涉及王莽所进行的改革。

　　华世锐在《试评王莽及其改制》（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中指责"王莽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认为他的改制无进步意义可言。

　　但丁荣然《也评王莽及其改革》（先秦、秦汉史，1991年第12期）一文则持相反意见。文章认为王莽"篡位说"是历史的偏见，是以成败论英雄。而对王莽改革，作者也认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复杂导致改革的失败。而董旭的《对王莽的再认识》（河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霍雨佳《论王莽》（先秦秦汉史，1992年第12期）、李国宁《王莽辨》（驻马店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也都是为王莽正名的文章。认为王莽其实是西汉王朝的替罪羊。王莽改制，其实是想为贫苦人民做好事，干一番改天换地的大事业，以扬名千古，结果却是国破身亡，被后人唾骂，这也是这个空想改革家的悲剧。

　　上述两派意见，对于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无论是贬是褒，都有失之偏颇之嫌，不够客观。当然，对于王莽的评价也有较客观，能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分析的。如孟聚《王莽"篡窃"别论》（许昌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提出：在对王莽这个历史人物进行全面评价的时候，其个人品质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不应回避的问题。我们不否认，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莽代汉自王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欺虞奸诈的过程。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因而不能作为评价王莽这个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依据。而王莽代汉立新，此外，对于王莽的研也不是"篡窃"二字的内涵所能概括得了的。这是一场来自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然权力更替，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产物。总之，在评价王莽及其改制的时候，我们不能因其品质上的某种缺陷，而对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持否定态度。

　　（五）窦宪

　　近年来对于窦宪的研究更多地涉及到他以外戚身份参与政权的行为上。

　　张启琛《论窦宪出击北匈奴》（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一文就认为窦宪出击北匈奴是东汉外戚乱政的首次典型表现；即外戚窦宪集团借助国家机器发动荒唐战争，达到了他们扩大权势，擅权乱政的目的。而罗炳舟、赵建邦《"籍外戚之权，掌国家之柄"的窦宪》（南都学坛，1991年第4期）一文则具体论述了窦宪掌权时的所作所为：专宪后宫、强侵豪夺、残害忠良、征剿匈奴、擅改旧制。文章对窦宪的评价是极低的。认为窦宪的擅权破坏了东汉中央集权制，也动摇了东汉王朝的阶级基础。

　　对于窦宪的抗击匈奴战争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具体分析的，对于战争的性质也仍有研究的价值。但遗憾的是方绳楠《东汉窦宪打击匈奴是什么性质的战争》（历史教学，1979年第5期）却属问题解答，而未对窦宪个人或此次战争有深入细致的研究。

　　四、关于近20年来史学界对于汉代外戚研究的概况大致如以上文章所述

　　总之，近20年的研究是不断深入和发展的，其程度不断加深。由初期对个人、家族等的研究转为对外戚政治长期存在必然性的探索；而且研究的角度也在不断增多，不拘泥于前人的框架，一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也被引入到外戚研究中去。但这些研究中也还存在些有待深入的不足之处：

　　首先，关于外戚研究，大多重视外戚与政治的关系，而对于外戚在经济上的地位、状况、影响以及外戚的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很少，或根本没有。

　　其次，在外戚政治的研究中，只注重研究外戚在中央的影响，而无视外戚在地方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

　　再次，对于外戚政治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原因分析不够透彻。

　　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区分"中央集权制"与"皇帝制度"两个概念。这两种制度可以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在中央，这两种制度是相互冲突的；而在地方，这两种制度则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在中央，皇帝与官僚集团间存在着权力之争；而在地方，则表现为中央对地方实行集权。中央集权制实际上起到了维护皇帝制度的作用。

　　区分了上述两概念，我们则可看到在中央，皇帝与官僚集团和宗室贵族间存在权利之争，而外戚则依附于皇权，所以皇帝爱用外戚牵制其他可能瓜分皇权的势力集团。

　　可以说，皇帝制度与中央集权制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外戚政治的长期存在。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对上述论述加以补充。当然，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皇帝任用外戚，二是太后任用外戚。

　　第四，对于两汉外戚研究，应作具体分析，具体研究，而不应统而视之。因为两汉时期的状况很复杂，且各个不同时期，各种势力集团间的力量对比不一样，那么外戚在当时政治中的影响和作用也必然不一样。只有具体分析，才能得到近可能贴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第五，目前对于汉代外戚的研究还多属横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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