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土地革命的分析指出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现场不得不面对将超出阶级形象和阶级关系的农民行为、意识和现象、关系融于其阶级斗争理论下的革命史叙事逻辑中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了历史的能动性，参与了历史的谱写。
　　农民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中，农民被奉为“工人阶级的天然联盟”，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广大具有革命性的农民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这样的视野下，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或者说革命的农民——贫雇中农），由于它对于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而从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历史的叙事中。

　　　　　　　　　　　　　　　　　　一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农民虽然不能说是沉默的群体，但可以说他们的声音更多的是由“知识阶层”“社会精英”代为发出的，正如Gail Hershatler在分析20世纪 初上海妓女形象的重塑时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女人的声音往往以各种形式被压抑，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人们想要在一个大的社会全景下把它作为符号来欣赏、申斥、管理、治疗，挽救、消灭等等时，妓女才会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1。

　　正是这些构成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精英在谈论他们自身面临的矛盾、问题，寻求困境的出路时，在构建他们对于历史，对于社会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时不断变换叙事对象在宏大叙事中的角色，对于妓女如此，对于农民同样如此，他们的形象在不同的全景下在不断建构重塑。

　　从晚清清议政治中的农民、土地、封建问题到以康梁为代表的近代思想使“农民”消逝于“国民”的一般讨论中，五四时期农民也未作为一个阶级而成为政治、文化运动讨论的焦点。比如在这一时期的《新青年》、《东方杂志》等众目所向的舆论阵地，对此问题一直未曾集中讨论过，廖廖数篇涉及到的如关于农村的《社会调查》2和胡适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3等诸文章也只是充满了改造旧农民、旧农村，倡导新人格、新国民、新文化、新风尚的意味。

　　而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社会和谐”的追求使强国富国的价值目标逐渐转移到了“社会”本身的扶贫济弱上来，杨念群在分析社会史时就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强调如果不从‘社会’层面上改造和重新设计中国现代化道路，就无法关照和覆盖到农民和其他普通民众的利益与现实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对变革步骤的早期设计，无不是从'社会'切入进行的。”4 而这种对社会有机体“和谐运转”的追求又转而突出强调了社会本身蕴藏的种种矛盾和不平等，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问题突显出来，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为简单、最固守而又最易被歪曲的主义和信仰。

　　对于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来说，在阶级斗争视野下，工人和农民都是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两者都是属于社会中“被压迫”的群体。而瞿秋白、陈独秀等领导人渐渐意识到两者在阶级的觉悟和阶级利益上是有区别的，在农民中是包含了“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成分和意识的，就如陈独秀1923年在分析中国各阶级时就指出：“农民私有观念极其艰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5

　　但随着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不断被激化。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阶级问题成为国人举目关注的话题，就连一向只谈“大政要闻”，更多关注“国际关系”的《东方杂志》也逐渐开始注意起国内的“社会”问题来，在1927年8月25日出版专刊刊登了覆及全国各主要区域的农村社会调查，其中贫雇农，中富农，地主等农民阶层相互的关系占了调查的核心6。而这时期，中共开始一直强调并争执着革命阶级、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社会性质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话语”。而如果说在1927年前这一时期农村政策十分丰富（比如包括对于“农地”，从政治经济上加以整理；对于“农业”从科学上加以经营；对于“农民”从社会文化上去加以训练和教育。7 还包括了禁赌禁烟、和乡党睦宗族等8等），许多政策是温和而实际的，那么到1927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中共需要提供自己的一套与国民党不同，而又为打倒国民党作合法性依据的革命叙事，阶级斗争理论就更加泛化地使用于中共的一切文件中。在1927-1937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完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后，可以看见农民和农村的形象几乎都是以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阶级分析——革命动力、对象、目标为全景，以此来审视其中农民扮演的角色，为其在农村土地革命的政策提供依据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农民本身性质的认定和内部贫雇中富地等成分的划定这些无一不是阶级斗争理论下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形象被不断建构、支解、重塑。“农民”的形象由它整个革命叙事中角色界定。每个活生生的个人由他的阶级成分而赋于地“阶级形象”。

　　这一点不仅从萧邦奇对最早的农民运动发起点浙江衙前丝丝入扣的分析中，从他对农民斗争逐渐出现“名重于实”而致国共合作于失败的感叹中得知9，还可以从1927年前后中共高层的文件中得知10。虽然在此问题上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并且在中共内部三次“左”倾路线与后来历史标准答案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对革命性质，革命道路等等的判断有矛盾和争执，特别是对于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更存在着徘徊和斗争，对“农民”的定位、对“农民”内部分化的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借用布迪厄的概念，这些中共内部的争执可以说在1927年以后就几乎是统一在一个共同的“场域”内，在一套共有的革命叙事中来夺取解释权和支配权，这种对革命史叙事的承认，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解释方式的承认构成了布迪厄所说的“游戏者之间的共谋”，形成了他们竞争基础。而像1930年左右的陈独秀另辟蹊径，只能是被扫地出局。而象后来在农民问题上，面对如何建设一支由农民构成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如何解释农村包围城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毛泽东的“中国化”的一套话语体系也并没有改变阶级斗争的视野，而只能是象布迪厄说的：“游戏者们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强或维持他们的资本，但也可去改变游戏的规则，以极力贬低作为他们对手力量所在的那种资本形式的价值，而努力维持他们自己优先拥有的资本种类。”11在游戏者们的斗争中，“共谋”的舞台是早已搭建好了的。

　　在此全景下，尽管对“农民”的态度有褒有贬，对富农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争执不休，但这些无一不是“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以阶级斗争来审视农村关系和不同成分的农民形象。不同成份的农民具有其因存的阶级形象，而这种阶级形象又决定了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而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使超出这种阶级形象和阶级关系的现象融解于其阶级斗争的解释与解决办法之中的挑战。”

　　　　　　　　　　　　　　　　　　二

　　早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破产农民的生活困苦有着切身的体验，诸如彭德怀自述中深切肌肤的让人悲悯和童年回忆并不是偶然的12。正是这种心忧天下的精神气质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救天下为己任，扶贫济弱 ，以此与社会各界达成共识,获取了普遍的支持。而中国共产党阶级的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如农民分为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而贫雇中农属于革命依靠对象，地主属于打倒对象——抗日战争中，政策上认为地主也可联合，而富农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一直争执不清）在很大程度上贴近了当时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和生存需求，使贫苦破产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在20世纪初巨大的社会转型和变革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并通过这个代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委托一代理的格局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有着主义信仰，有着一个较为完整的宏大叙事体系和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支持的政党，它面临的问题、出路毕竟是与农民不一样的。这里，不仅是通常所说农民可能会抵制共产党力量的进入，不仅是农民具有“保守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农民本身的知识构成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那些知识精英有很大区别的。“实际上农民所处的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只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外来因素的制约，也受到村庄内部结构的影响，而农民本身的行为和理念自然也应在基层村庄这一层面内部加以理解。”这里强调的是农民不只是阶级整体的形象，还有“作为自然村成员的身份和意识。”13这种身份和意识使他们不仅具有阶级身份、阶级形象、阶级关系，还具有更多不能够纳入到阶级视野中的行为和意识。

　　但是，在革命史叙事中，农民的形象被单一化了，历史叙事也相应地“逻辑化”。在历史记忆中，土地革命是一个“解放的”、“欣喜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欢歌笑语的群众大会、模范带头的共产党员都是这个“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些景象在革命史的叙事中又使得对农民如何、为何接受中国共产党，如何、为何理解这一宏大叙事做出解释成为理所当然，而不需更进一步的解释；也使得不需要把农民刻画成一个历史的能动者，他们在这样的叙事中变得只能是充当历史叙事的消极服从者和被解放者。因为在这个叙事中，农民的阶级形象决定了欢迎、支持这种解放是必然的，翻身作主的贫雇农形象是在革命性质和革命阶段论中取得的。

　　这种逻辑不仅支配着革命史的历史叙事，而且也支配着在历史现场的人们的理论逻辑。而正如前文指出的农民个体具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历史的能动者，他们与进入农村聚集资源的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不仅是主动与受动的关系，而应是更鲜活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与阶级斗争视野里的农民形象不同的农民行为和意识提出的挑战、设置的困难，而解决这些困难、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又深深影响、塑造了中共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对中共今后的路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互动的关系创造了更丰满鲜活的历史。

　　　　　　　　　　　　　　　　　　三

　　一些学者已对革命史叙事的这种逻辑提出了挑战，比如胡素珊在探讨中共在农村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中共在农村的胜利在于革命的巨大功效的满足了农民贫苦阶层的小私有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共的宏大叙事与农民自身的生存境遇有了联系的点，从而形成了一种“场域”的共振，带来了革命的胜利。在这种观点中，农民是一种理性经济人的形象。比如她提出中共在抗日时期以“民族矛盾”为号召改变了激烈的土地政策，而后则又重新颁布《五四指示》恢复彻底的土地政策，对于这种政策变化产生的问题如农民如何建立对中共政策变化的信任？对于民族矛盾农民如何认知？在抗日时期温和的减租减息是如何发动贫苦农民的？针对这些问题，胡素珊提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仍然能发动农民在于政策执行中一直“左”倾，通过这种"左"倾——激烈的土地政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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