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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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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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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读40年代延安《解放日报》、《草叶》、《谷雨》等报刊，可以清晰地发现，“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语汇，几乎是评说延安文艺和整个文艺问题时，出现频率最高使用密度最大的一种表述，如小资产阶级作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小资产阶级出身、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小资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学，等等，我姑且将它们笼括为“小资”话语。(注：“话语”(discours)的概念，首先由结构主义文论家提出来。1966年，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T·托多罗夫《文学叙事的范畴》提出用“故事”(historie)和“话语”(discours)两个概念来区分叙事作品的素材和表达方式。1972年，法国的G·热奈特《叙事话语》发挥了托多罗夫的观点，分析了“话语”的范畴：时态、语式、语态。大体而言，结构主义叙事学里的“话语”主要指叙事文本的言语表述方式。此后，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概念又扩大和延展了结构主义文论有关该词的内涵，它包含了言语自身和构成言语的诸多因素，特别注重“话语”与构成整个社会文化符号之间的关系，即，主要回答话语如何产生以及话语的功能的问题。因而福柯的“话语”观被归类为后结构主义叙事学文论。
本文的“小资话语”，主要在三个层面上来使用：第一，“小资产阶级”的言语表述和相关指称；第二，表述对象与表述主体，即“谁”在说什么涵义的“小资”；第三，“小资”语汇运作流通的情形。)那么，“小资”话语在当时主要意指了什么?它们在延安文坛究竟以怎样的形式被使用、在流通?它们怎样影响、规范着延安文人的心理情绪 并导致其思想创作文学批评的变化，进而形成延安文艺的区域性阶段性的特点?这些是 研究延安文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王实味的文学思想与批判王实味风潮中的“小资”话语
延安文坛的“小资”话语使用率猛然剧增，是从1942年3月批判王实味风潮时开始的。为了较为恰切地说明王实味自己的文学思想与当时批评界对他所概括的“小资”思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先用一些笔墨来描述王实味事件以及王实味的文学思想理路。
1942年王实味受批判，(注：毋庸赘言，“王实味事件”直接影响到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变化、文艺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它对延安当时以及此后的文人和其他类知识分子的思想、心理、情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显、隐影响。在我看来，“王实味事件”包含了几个层面的问题。1.政治方面的问题。王实味当时被判定的“顶级 罪”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等，共产党曾不断地致力于“锄奸”、“审干”工作。 2.思想方面的问题。王实味事件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批判王实味来批 判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整风的主要目标之一。3.不同文学观念的冲突以及代表这些观念的 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即文化人的文学观念和党政军人对文学的要求所构成的冲突 ，是形成“王实味事件”的重要原因。4.文人自身的文学观念和文化道德的问题。此外 ，王实味事件还有一些偶然性、个人性的因素。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交叉混杂在一起， 酿成延安文化界的一大风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 》被认为刻绘了“黑暗丑恶病态”的延安，“把‘自己的阵营’画成已经同流合污，画 成黑暗，画成阴森可怕!”(注：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解放日报》，19 42年6月16日。)两篇短短的文章，“足足写了几十个‘肮脏’‘黑暗’，随处散布着灰 色的字句……对于延安，则更找尽了一切不好的形容词：‘寂寞’，‘单调’，‘枯燥 ’，‘污秽’，‘丑恶’，‘包脓裹血’，‘冷淡’，‘漠不关心’，‘升平气象’， ‘自私自利’，甚而至于‘陷于疯狂’，把作为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延安，写成了‘人间 地狱’”。(注：艾青：《现实不容歪曲》，《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
在这里，我不想如90年代以来某些论文从“真实论”角度出发，来为王实味辩护，我首先关注的是，王实味极力凸显、描写“社会黑暗”的心理原因和他自己思想的内在逻辑。
王实味因其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感受，对“社会”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他把社会笼统地概括为“黑暗”，而且这种看法一以贯之。他的父亲王言炳举人以私塾先生为职，家道清贫。王实味中学毕业后，想报考大学，却因家境困顿而选择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来又由于家庭经济不支而中途辍学，只得到驻马店做邮务生。贫富不均给心性颇高、学业出众的王实味烙下了深深的心灵创痛。192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后创作的自传体中篇小说《休息》留下了他这一时期的精神印记。(注：参见黄昌勇《王实味传》第二章《前清举人的儿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22页。)
《休息》主要由秋涵写给实薇的十一封信组成。(注：本文所引用的王实味作品的文字，均出自朱鸿召编选的《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秋涵自命为时代“觉悟的青年”，嗜读新文化刊物(小说三次提到他阅读《创造周报》，另外有《东方杂志》)。在将近4万字的篇幅里，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倾诉着自己中途辍学、初涉社 会时种种驳杂的思想情绪。作品反复渲染、时时出现且贯穿全篇的“最强音”，是对社 会黑暗乃至对整个社会的仇恨和诅咒情绪：因为没钱被迫废学而表达对社会不公平的愤 怒，因为邮政组织行政的“阶级森严”、薪金制度的差别而“痛恨切齿气愤填膺”。主 人公对生活种种不如意的现象特别敏感细腻，特别容易情绪波动并燃烧起“蓬勃的心火 ”。他眼中的“国体”“千疮百孔”，“内忧外患奄奄一息”，他看到的民众“蝇营狗 苟醉生梦死”。他简直是用“黑暗”的眼睛在看社会：“在我们这病入膏肓的中国，什 么事不是包脓裹血乌烟瘴气呵!”主人公也说到邮局某些人曾给予他生活的温情、亲人 给了他“爱”，但从作品全部的谈吐来看，这些温情、关爱，并没有改变他的社会“黑 暗”论，反而更凸显了他对“人的爱”的向往，加剧了他“灵魂枯焦的精神上的痛苦” 。在个人与社会这两者的关系上，主人公的自我定位是：做一个“勇敢的人生战士”与 社会“搏斗”，“复仇!复仇!我们要复仇!打它个落花流水，重新建设我们理想的世界! ”
与《休息》所表达的“社会黑暗—反抗复仇”的思想情绪相似，王实味另外两个短篇小说《小长儿与罐头荔枝》、《毁灭的精神》也通过叙述者的干预性叙述，鲜明地表达出对贫富不均的等级制度的痛恨，对贫苦人悲惨生活的愤怒，并且安排了主人公反抗的 情节。
像王实味这种强烈痛恨社会黑暗的思想情绪，作品人物和“社会”处于激烈对峙状态的表述，是贯穿20年代文坛的一种主调，尤其是在青年作家早期的作品里，如郭沫若《女神》的“宇宙呀宇宙，我要把你诅咒”、郁达夫仇恨“金钱”社会、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我恨死了北京”、白薇《打出幽灵塔》中的“人类的世界，全是肮脏，全是黑暗的”。鲁迅更是一直在“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注：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3页。)戴着“黑暗”的眼镜看社会，是“五四”后为新思想所唤醒的很多青年共有的特性。鲁迅谈20年代中期的浅草—沉钟社时，曾分析过这种思想情绪：“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地看见了周围无涯际的黑暗。”(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3页。)
日本学者青野繁治曾经运用心理学的“同一性危机”理论，剖析莎菲与周围人的强烈对立情绪，并认为这是青年融入社会以前的普遍精神特征。(注：青野繁治：《莎菲女士的普遍性》，收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颗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王实味的作品。心理学家艾里克森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个人和社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解。但在王实味那里，这种和解一直没有实现。他不仅没有改变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危机”冲突，反而因为他所尊重爱 恋的女共产党员李芬的惨死，心灵受到更加强烈的刺痛：“从听到她的噩耗时起，我的 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 黑暗的社会!”(注：王实味：《野百合花》。)
敏感于社会的“黑暗”面，痛恨于国家的“丑陋”处，使王实味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情结”。他充满了政治热情，格外关注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注：参见宋金寿《为 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高向明《我所知道的王实味》，收入温济泽等著《王实味冤 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第90页。)尤其是向往“消灭资本主义 制度”、“消除贫富阶级的差别”的“大同世界”。(注：黄昌勇的《王实味传》引用 了孟焦瓒1978年在台湾《中外杂志》第33卷第6期上发表的《往事·故人——悲剧人物 王实味》中的文字，其中王实味与朋友畅谈政治问题。(见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 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51页。)另据黄书记载，王实味有一次回乡省亲时，曾就 家庭经济管理实行“改革”(见该书73页)，其做法有些类似共产主义所描绘的“各取所 需”模型，这可能是王实味在小说《休息》中所拟想的“人类的应有的社会”。)在小 说《休息》里，王实味已经表现出了对“人类应有的社会”、“合理的美的社会”这样 的政治乌托邦的向往；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乌托邦的反衬，才导致了王实味在理想与 现实之间的“政治焦灼心态”，才会对现实黑暗持一种极为强烈的仇恨之情。这里的王 实味甚至表现为一种由“点”及“面”的直线思维：有一“点”不如意，便直接否定“ 面”的意义。他没有中间的缓冲地带，更不愿意那种四平八稳的“辩证”思维。
从上述对王实味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出于对金钱世俗、贫富不均、等级制度、世态炎凉等现实社会现象的强烈愤怒，出于对“人类应有社会”的热烈渴求，王实味通过他的作品推导出“社会黑暗”的基本结论。他所描述的主人公总是与社会环境处于激烈的对峙、交锋状态。40年代，王实味在延安创作的杂文《野百合花》里，叙述者所表达的现实生活缺少“关怀”、“爱护”、“温暖”，赞颂青年“纯洁，敏感，热情，勇敢”的“生命的新锐的力”，提出“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质疑“等级制度”的合理性等，这些思想都是他以前作品思想的延续。这些作品里所传达的思想、情感、为人处世的态度，实质上折射的恰恰是“五四”时期的民主、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这与王实味1925～1927年在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所受的[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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