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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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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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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第4版。)《讲话》的这些相当具体的意指对象，包含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多种流派、创作思潮和写作技法。这样为文学圈定相 当明确的界限，作家们将如何进行个人的创作选择?第四，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或 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个性、人性、温情等等，被不同的人述 说时具有不甚确定的内涵，因而也就具有了广阔无边的“能指”，如散漫、动摇、不能 坚忍、自私自利、片面性、狂热性、寂寞、苦闷、悲哀、忧郁、凄清、温暖等。这种述 说方式和述说内容，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时，也变成了一种阔大无边的空指；作家们(知 识分子)被要求改造的思想，也变成了散漫无际的原野。小资产阶级的边沿越来越扩大 ，被否定的内容越来越多，能够允许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思想”越来越被限定在某些 范围里。
如前所述，延安整风文件的核心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它说明了“小资”思想意识的严重性及其具体表现，毛泽东的《讲话》明确地对一系列有关“小 资”的文艺问题提出了要求。那么，这些思想是怎样“从上到下”地被要求实施的?换 言之，“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话语是怎样“运作”的?这些运作方式对生存于这样空 间的文人会有怎样的影响?
这是很大的问题，很喧嚣，又很微妙；表面上看，似乎是外在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却是联系着每一个作家个人的内心问题。我不能在有限的篇幅里过多地铺叙材料来实证作家们所受的影响，以及这影响之于他们思想“转变”的翔实历程，而且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作家们公开发表的文章与其内心的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种种参差错落的情形。猜测文人的公开文章与私人情感的复杂关系，可能会使学术研究自身陷入难以自拔的悖论和不堪一击的陷阱之中。但是，无论如何又不能忽略“小资”话语的运作方式，对文人们思想取舍、艺术褒贬、人生态度的巨大影响。
在这里，我主要从整风期间《解放日报》里反馈出的当时要求学习与检查学习的一些 信息入手，来窥探整风文件和《讲话》的流传势态与被要求实施的情形，以理解“小资 ”观念可能给人们思想造成的冲击力量，可能对文人思想构成的规范心理。
关于整风文件的学习
以鲁艺的学习情况为例。1942年8月4日，《解放日报》登载了大体黑字的标题：“联系实际掌握文件，鲁艺全院展开热烈辩论，教育方针有无错误?所学与所用是否脱节?‘ 提高’离开现实变成了空架子!”并具体地报道了鲁艺学风文件学习过程中讨论的一些 问题，附录了学习后的考试试题。(注：鲁艺学风文件学习的考试试题为：你参加这次 大讨论会以前，对中心问题的认识如何?在听了争论以后，有无改变?改变在什么地方? ……此外，每人必须在下面三题中再择一题回答：(一)为完成某一政治任务，需要你参 加一种艺术活动，而这创作，你根据你的生活经验和创作作风感觉不合适，这时你采取 什么态度?假如不做，你觉得有什么理由来拒绝?假如做，怎么做法?如何做好?(二)“群 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这句话如何了解?并以亲身经历的 例子来具体说明之。(三)研究文件，你读书方法有何改变?试以新的观点去分析一篇你 最近所看到的论文或作品。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4日，第2版。)此后3个月，《 解放日报》又报道了鲁艺党风文件的学习情况：鲁艺党风学习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开始 讨论反对自由主义。周扬的总结报告，根据文件精神，研究和检讨了鲁艺存在的多方面 问题，指出强调艺术的特殊性、偏重技术忽视思想意识、“个人第一，艺术第一”、“ 人性论”、“天才论”、“温情主义”等自由主义思想的错误。周扬作了深刻的自我反 省和批评。(注：见《解放日报》，1942年11月8日，第2版。)
关于当时延安学习的整体情况，李富春《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说，三个月来，中央直属近二千二百人进行了学风学习，“每个人都经过从啃字句，记概念，以至反省实践阶段。”“我们此次总结要从每个机关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着手，要从每一个人的质疑、发言、笔记、测验、反省与工作的各方面来看这个人的学习的效果，就是说要具体了解每个人的学习动态，才能估计一单位—机关的动态。”“为达此目的，我 们要发动每个学习小组的每一个人来进行总结。”(注：李富春《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 开始党风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8月11日，第4版。)康生在《目前延安整风学 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中，也强调了“必须检查各单位思想领导上有无缺陷”： “根据每位同志的发言，谈话，笔记，行动，来检查每个同志的思想行动，有无显著的 进步，是否言行一致，来断定该部门该小组学习领导与学习成绩的大小。”(注：康生 ：《目前延安整风学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解放日报》，1942年8月11日， 第4版。)
关于毛泽东《讲话》的学习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后，在延安随即开始了对这一文件的学习。在处理方式上，运用和发挥了学习整风文件时的诸多办法。
《讲话》见报后的第二天，中央总学委便发出通知，指出：“各地党收到这一文件后，必须当做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注：《中央总学委通知——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2日，第1版。)
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特别针对小资产阶 级作家、知识分子，强调了学习文件的重要性。它首先指出，《讲话》是“党对于现阶 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其次，它说，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育下 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 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 不可能彻底地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各根据地的党的文艺工作者都要依据《讲话 》展开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它特别强调：“鉴于根据地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 受过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文艺的深刻影响的，在他们中间尤须深入地宣传 这个文件。”(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 第1版。)
《解放日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作家们谈自己对“小资”思想的认识和准备进行思想改造的文章：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立波《思想，生活和形式》和《后悔与前瞻》、舒群《必须改造自己》、陈学昭《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刘白羽《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等等。
当然，任何新闻报道，尤其是激情性大运动中的事实概括，都可能掺杂着某些激情膨胀式的水分；甚至为了某种目的，有意夸张或缩减事实的面目。报纸上关于延安整风文件学习情况的报道，也可能与实际情形有一定的出入。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他们对于学习文件的态度、对于诸种行政要求的心理、对于具体条文的理解、对于自身与文件关系的认识等，都是各各不一的。但是，不管怎样估测学习文件所可能具有的伸缩弹性，都无可否认，这样逐字逐句、发言笔记、讨论考试、人人过关的学习文件方式所可能构成的强大的话语冲击力和情绪氛围；都难以想象，那些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种种概括、那些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将可能在人们心中产生多深多远的波纹和波长。艾青曾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的全过程，后来又根据《讲话》等写下了《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等文章。40年代后期，在华北联合大学主讲“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课程。80年代，耄耋之年的艾青回忆《讲话》时，曾这样说：“现在，事隔四十年，国家和个人都历经沧桑，变动太大了，许多事情都显得淡漠了。但《讲话》的一些基本原则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不易消失。”(注：艾青：《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艾青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89页。)
三、延安文学批评中的“小资”话语
用“小资”语汇进行文学批评，或者围绕着“小资”相关的问题来进行文学批评，1942年以前在延安并不太多，也能够听到对“小资”不同的评论声音。譬如1942年1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为“林昭”的《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反驳了欧阳山的文章《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品的批评。(注：林昭《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就商于欧阳山同志 )，《解放日报》1942年1月27日。欧阳山《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中国文化》第3 卷第2～3合期，1941年8月20日。)林昭分析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不同特点和道路，充分肯定了小资产阶级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以及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意义。他认为，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所流露出的灰暗 阴郁悲观色调，“是一种向上的不甘于现状并企图冲破现状的苦闷和烦躁”，不应该否 定其意义和价值。林昭在文章的末尾强调说：“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是什么‘不足 道’的‘孱儿’，而是值得特别称道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 ——像林昭这样，通过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对比，通过具体作品进行评论阐释，从而对中 国小资产阶级作家以及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进行价值评说和“估计”，其行 文的方法和结论，当时并不多见。
但是，1942年以后，文学批评里的“小资”已基本变成贬义了。
1942年以后至1946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树立“新的人民的文艺”旗帜，这几年之间，延安的文学评论主要以否定性的“批评”为主。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小资”变成了重要的权衡标准和褒贬尺度。凡是涉及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凡是较多地渲染表现了情感而富有抒情性的作品，都可能与“小资 ”有关。延安有大量的作品被列入“小资”行列，遭到批评：丁玲的《在医院中》、何 其芳的《叹息三首》等诗作、延安“鲁艺”创办的《草叶》杂志上写知识分子的作品、 女作家莫耶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方纪的《意识以外》和《纺车的力量》、丁克 辛的《春夜》等，都主要以“小资”为理由，如“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宣扬个人主义” 、“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歪曲了劳动阶级的人物”等，受到指责。还有些批 评文章，虽然没有用“小资”语汇，但针对的问题却是与此相关的，如金灿然《论忘我 的境界》谈个人利益与民族阶级利益的关系，(注：金灿然《论忘我的境界——借吴伯 箫同志的题目就商于吴伯箫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6月13日。)杨思仲《关于题材 问题的一理解》批评延安文艺界写知识分子自身的作品太多。(注：杨思仲《关于题材 问题的一理解》，《解放日报》，1942年7月4日。)冯牧《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说， “写熟悉的题材”被文人们错误地解释为“写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表现在创作 上，全然是作者自己“独有的柔和的语调，低声悠闲地谈说自己、自己的多感心情、自 己的琐碎生活、自己的快乐和忧愁”。(注：冯牧《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解放日 报》，1942年8月22～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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