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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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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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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特别令人关注的，是那些曾经有过较为重要影响的延安文人对“小资”问题的情 感态度和思想观念，尤其是40年代前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外来文人，如丁玲、 何其芳、周扬、艾青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路：丁玲的表述是“洗心革面”、“脱胎 换骨”的“沉重”、“痛苦”；(注：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里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写了两本学习心得《脱胎换骨》和《洗心革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颗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4页)。另外参见丁玲《陕北风光·校后感》(《丁玲文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8～609页)。)周扬是思想“突变”的“空白”；(注：参见拙文《试论周扬等延安文人的思想突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何其芳则是非常兴奋地“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延安的大多数文人从不同的路径走到同一条轨道，即，从当时被概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感及其文学创作之路”转变到当时人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思想情感与文学创作轨道”中。何其芳的文字留下了较多“转变”的痕迹。
大学时期的何其芳曾经迷醉于中国晚唐的哀艳诗作和西方十九世纪后半期虚无悲观情调的作品，其《燕泥集》、《画梦录》沉溺于书斋“画梦”。1936年7月，何其芳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宣称要为自己既往诗歌“唯美”的创作风格和生活道路“送葬”，“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注：参见何其芳的诗《送葬》、《醉吧——给轻飘飘地歌唱着的人们》、《云》以及散文《刻意集·出版序》等。)1938年8月底，何其芳到延安后，“旧我”与“新我”发生了“矛盾”、“争吵”、“排挤”。(注：参见何其芳《夜歌·后记》以及《夜歌》的整部诗集，重庆诗文学出版社，1945年5月出版。这部集子的诗 作收入到《何其芳文集》第1卷时，有较大的改动。《何其芳文集》第1～6卷，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2～1984，以下版本皆同此。)在何其芳的这些文字里，基本上没有出现 “小资”字样的表述。1942年5月以后，“小资”语汇在何其芳的文章里开始大量出现 。他把自己列入到小资产阶级的行列，进行自我批判；(注：何其芳：《改造自己，改 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把自己过去的思想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 想予以否定：人性、人类爱、温暖、同情、弱小人物、心灵的损伤、个性的可贵、美丽 的空想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内涵，软弱、伤感、消极等，也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 (注：参见何其芳《星火集·后记一》、《论文学教育》、《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等 。)此外，何其芳还对写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写熟悉的题材、说心里话的文学 观，予以了批评。(注：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45 ～46页。)40年代末，他甚至把胡风等人的“主观论”思想也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行 列，(注：1946年，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里，对于信仰胡风“主观论”的王戎文 章进行了批评。1949年，何其芳的长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又特别批评了王戎 的文章。胡风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正文里，但何其芳却在注解中，详细地排列了胡风 的书和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并且说明了王戎观点来自胡风。所以，这篇文章的矛头，对 准的是胡风。)并特别指名王戎的《从＜清明前后＞说起》、《“主观精神”和“政治倾 向”》“这样的论点和与这类似的一些论点正是在实质上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 ”。(注：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一文中多处指出，坚持“主观论”，“实质上 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抗拒”(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上海海燕书店1950年3月)。 该文收入《何其芳文集》第4卷时，所有的“抗拒”一词都改为了“反对”。)
美丽的空想、人类爱、个人主义、温暖、快乐、善良等，是贯穿何其芳《画梦录》、 《预言》、《还乡记》、《夜歌》等1942年以前所有作品的主要表现对象和情感基调， 是他过去艺术生命的基本组成成分。现在，何其芳把它们都归类为“小资”思想情调， 在观念和态度上，一概予以了否定，其主要理由是：妨害了对新社会现实的理解，容易 产生不利于新社会的观点，并可能成为“党”的对立面。(注：见何其芳《论文学教育 》，《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6日，第4版。)这样，何其芳将自己摆到“新社会”的制 高点，否定一切与新社会不相容的异己。何其芳的创作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空白期。19 42年5月到1949年，写作一直勤奋而多产的何其芳，仅仅发表过三首歌唱民族群体的“ 白天的歌”。(注：此说依据《何其芳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84 )上所收集的诗作。)
然而，何其芳的的确确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来接受这些新思想的。毛泽东“讲话”后不 久，何其芳写完长篇大论《论文学教育》后，说：“我颇有些兴奋。”(注：何其芳： 《论文学教育》，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7日，第4版。)1943年，中央组织文艺 工作者下乡，让他们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造，何其芳也是“兴奋”。(注：何其芳：《改 造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第4版。)1949年，何其芳把延安 整风后写的文章编集成《关于现实主义》时，“我仿佛还能从它们感到当时的一点热情 ”，因为，“我写这些文章来企图宣传我所理解到的一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所以“充 满热情”。(注：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见《关于现实主义》，上海海燕书 店，1950年3月，第34页。)“我仿佛望见了一个未来的新中国的文化与艺术的灿烂景象 。”(注：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54页。)通过 学习“革命理论”，何其芳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第一，他认为，评价一种理论或文学 作品，“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当中的问题才是高的起点”。(注：何其芳：《论文学教育 》，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6日，第4版。)“真正的理论”，“是为了解决当 前实际所要求解决的问题而产生的……而且能够一针见血地打中那要害，给予科学的解 决。”(注：何其芳：《杂记两则》，《解放日报》，1942年9月14日，第4版。)他谴责 自己：“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醒，斗 争，所完成着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诗里为什么这样少呵。这是一个轰轰 烈烈的可歌可泣的世界。而我的歌声在这个世界中却显得何等的无力，何等的不和谐! ”(注：何其芳：《谈写诗》，《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61页。)其次，何其芳以为， 中国“要在几十年中走完欧洲几世纪的旅程”，(注：何其芳：《两种不同的道路(略论 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日，第4版。)必 须凭借革命的理论，迅速跨越资本主义时期，向更高层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注：何 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98页。)因此，自己原来的那些思想 ，还有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已经“过时”，(注：参见何其芳《论鲁迅的方 向》、《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138页，第191页。)应 该无所惋惜地抛却，坚决彻底地改造、转变。第三，何其芳还用“群众化”的理论来说服自己接受革命理论，进行思想改造。(注：参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 》第3卷，第79页)、《报告文学纵横谈》(《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157页)。)
1942年至1949年何其芳思想转变的过程，大致可以视为，他用在延安接受的革命理论取代旧有文学观念的过程，更明确而简单地说，是用当时人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思想来批判小资产阶级文化观念的过程。从何其芳的思想转变理路里可以看出，文人接受“小资”话语，不能普泛地简化为被动的、直线性的“语境压力”、“强势所迫”，这里还沉淀着延安文人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人的某些思想情结、文化心态和情感需求等多方面 问题。
类似于延安众多文学批评和何其芳进行自我认识文学评论时以“小资”作为主要的标准，围绕着文学作品如何写知识分子(或者是怎样写群众)问题来进行评论的趋势，在40 年代末，通过邵荃麟主编的香港《大众文艺丛刊》、茅盾等8人为编委的香港《小说》 月刊、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香港海外版)、香港报纸《华商报》，以及国内的 成仿吾等主编《北方文化》、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编的《群众文艺》等报刊，进一步延 续和扩展了。譬如，胡绳的文章《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评姚雪垠的几篇小说》、《 关于“北望园”的春天》对于《青春的祝福》、《春暖花开的时候》、《北望园的春天 》等作品的批评，无咎的《读＜引力＞并及其他》批评李广田的小说《引力》，适夷《虚 伪的幻想》批评路翎《饥渴的兵士》，史笃《评艾芜的＜山野＞》等，“小资”都是重要 的评论准则，其批评焦点，主要盘旋在“小资”问题上。
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之一，承袭着左翼时期的某些文艺思潮，由延安继续扩展，又向全国蔓延。它关涉的不仅仅是文学批评或者文学创作的内容形式问题，同时，其中所表述的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政治态度，也随着关于“小资”的文学批评文章得以扩展和蔓延，构成延安文人乃至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语境，影响其思想观念和创作方向。由于“小资”的边界被无限制地宽泛化，以至于有人辨不清楚其具体内涵。1945年6月4日《解放日报》刊登读者意见《我们需要文艺批评》里说，对于孙犁的《荷花淀——白洋淀记事之一》，有人认为是充满健康乐观的情绪，写出了斗争中的新人物、新生活、新性格，有人却说是“充满小资产阶级情绪”，缺少敌后战斗的气氛。“读者意见”说：这很难理解，究竟是新人物新性格呢，还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呢?希望延安从事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同志加以分析研究，公开讨论。这样的疑惑意见，刊发在《解放日报》上，大概有相当的普遍性。
如上所述，“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语汇，从批判王实味到延安整风运动被当做使用密度最大的语词之一，从毛泽东《讲话》到延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原则的规定，还有这些语汇与行政机构结合后的运作流转方式等，可以说，这已经构成对延安文坛发生极其重要影响的“话语事件”。(注：参见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2～33页。)这些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文学”等，作为当时人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思想文学的对立面，以水火不容之势，迅速地整块地遭到 排斥驱逐，丧失自己的位置和空间。
从新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五四时代所张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文学作为社会批判的启蒙工具等思想观念，被包裹混杂在“小资”话语中受到摒弃，或被进行了“无产阶级化”的改造；五四时代部分文人所曾热情译介的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象征派、意象派等西方现代派艺术倾向和艺术技法也被归类到“小资”话语中受到质疑和驱赶。延安文学的历史正因为这种大规模高强度的“抽空”、排斥、驱逐所导致的理论和 文学实践的变化，而显示了其阶段性的特性。这对于创作流派的多元化和文学思想百家 争鸣局面的形成，无疑是一种斫伤和重创。
从文学审美原则的探索到文学创作批评范式的建立来说，“小资”话语作为一种批评原则的“合法性”使用以及“小资”具体内涵被确认的“非合法性”相交融，还有“无产阶级”(或“工农兵”、或“人民大众”、或“革命群众”等语汇)与“小资产阶级” (多重内涵)所构成的二元对立式的文学批评模式，尤其是“小资”思想被意指的严重性 ，对于文人们的自我认识、创作指导、审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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