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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

时间:2009-8-8 16:40:22  来源:不详
现代教育应该是吻合的。
    与这种感知社会的态度和批判黑暗的社会观念一致,王实味在文学观念上,主要承袭了鲁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政治家·艺术家》认为,艺术家“主要是革命的精神力量的激发者”,其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这些理解“艺术家”的思想与鲁迅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篇文章谈论政治家和文艺家的“不同”,也可以视为是脱胎于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注:鲁迅曾经谈到政治家和文艺家的“冲突”。1927年12月21日,他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的《文 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道:“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认定 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骚动者……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 ……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1年,第113~119页)
    鲁迅后来的一篇文章《文艺与革命》中,首先引用了冬芬的信。冬芬的信一开头便说到鲁迅那篇讲演“解释文学者和政治者之背离不合”(1928年4月16日《语丝》第4卷第6期)。)王实味还直接以鲁迅为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柱。《政治家·艺术家》里,王实味说到自己对鲁迅的理解:鲁迅在战斗中心里是颇为寂寞的,他看到自己战侣的灵魂中有着不少的肮脏和黑暗。1942年,王实味在反驳齐肃对《野百合花》的批评时,“以现代的鲁迅自居”。(注:见温济泽《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
    王实味不仅仅在认识社会理解文学的观念上与“五四”相通,同时他的文学作品也深深地刻烙着五四时期创造社、鲁迅作品的印记。当时就有文章指出,《野百合花》“完全模仿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注: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他的小说,除了上述《休息》、《小长儿与荔枝罐头》之外,还有《杨五奶奶》等作品,其情绪化、主题社会化、风俗描摹等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五四”的韵味。《杨五奶奶》以作者家乡的民俗为素材,着意刻画河南潢川春河集的“母老虎”杨五奶奶形象,让人想起鲁迅《故乡》里的“豆腐西施”和《离婚》里的爱姑。到延安后,王实味虽然主要从事马恩列的政治哲学著作的翻译,但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等文章里,仍可看出他对文学较为细致的理解,尤其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维护。
    可以说,王实味正是五四思想五四文学的血液乳汁所孕养的儿子。
    但是,王实味的文章(还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等)却引发了轩然大波。在中共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从1942年3月到12月,发表了批判王实味的文章20余篇 。其中言辞最激烈的当然是有关“政治”的问题:托派政治、托派思想、反党、反革命 、反无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等。(注:如陈伯达的《关于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 谈会上的发言》、丁玲的《文艺界对于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张如心《彻底粉碎 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艾青《现实不容歪曲》等等。)不过,一个有意思 的现象是,这些批判文章给王实味扣得最多的帽子则是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几 乎每篇文章都与“小资”挂了边;或者是把“小资”与托派思想等“政治”问题联系在 一起,或者是谈与“小资”相关的问题。有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谈王实味的“小资”性 ,但也从王实味引申开去说“小资”,如小资产阶级本性、人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个人意识等。
    最早将王实味与“小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就目前我所掌握的文献来看,是毛泽东。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上,登载了“在本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的消息。毛指出:整顿三风,有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也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注:发表在报上的毛泽东的话没有点名,但当时的人都明白是针对王实味而说。参见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捎带说点<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读后感》,《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所以,李维汉、温济泽等人的一些回忆文章直接认为毛泽东此段话为批评王实味而说。)此后发表的诸多文章延伸和扩展了毛的说法。王实味及其文章大致被概括为:(1)“小资”倾向。(注:金灿然《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解放日报》,1942年5月26日,原载《谷雨》第1卷第4期。)(2)“小资”立场和“小资”劣根性。(3)“小资”思想。(注:张如心《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在中央研究院斗争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17日。罗迈《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4)“小资”温情。(注:陈道《“艺术家”的<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范文澜的《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用大段篇幅勾指王实味的“小资”性:王实味因为有“顽强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从他的言语行动中实际上处处表现反党的动机。”“王实味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所有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个人自私自利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流氓无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破坏性、小气病、急性病等等劣根性,王实味同志意 识中各色俱全,应有尽有,不折不扣。”(注: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在这些文章中,王实味“文”中的某些观点,无 限制地被伸发为对其“人”的全盘否定;在这些文章中,他被戏剧般的小丑化了。尤其 是,王实味自觉认识社会的“个人—自我”意识、民主平等、人道温情等某些有价值的 “五四”观念,也被混杂在无所不包的“小资产阶级”批判中被解构了。
    但是,王实味在被批判过程中,始终表现出他自己张扬的“硬骨头”精神和“固守自 我”的狷介个性。王实味《零感两则·硬骨头与软骨头》说到“硬骨头”。在另一篇文 章中,他表示:“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注:王 实味《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见《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42 页。)“硬骨头”曾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一种概括,这也可以视为王 实味把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当做自己的精神支柱。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六日 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简述了“党挽救王实味的经过情形”和王实味“不反省”的表现: (注: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六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 日。)
    《野百合花》发表以后,胡乔木和他谈过两次话、写过两封信,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而王实味到现在还认为乔木同志帮助他坚持错误”。
    “两个多月来,党委和他谈话,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谈过两三次。他总是狡辩,毫不认错。昨天早上,他还对我说:‘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读了,但是我还没有发现我的错误。’
    “党委又曾委托了五个同志经常和他谈话,帮助他改正错误。他仍是不肯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其他个别的同志自动去和他谈话的也很不少。他仍旧不反省。
    “半个多月来,每次座谈会都希望他出席,他不肯。每次座谈会后都有同志把座谈会上同志的意见告诉他,希望他反省,他也不接受。座谈会又推派代表去和他谈话,谈了两个整整的半天,他仍旧一味狡辩。
    “《解放日报》上曾有若干文章指出他的错误,他还是不反省。”
    实际上,王实味并非顽石。他的这种坚持也并非完全出于“性格”原因。他的行为取舍,以思想论证为理路,绝非简单的意气冲动;他的性格,只是这些思想的一种极有强度、热度的表达。他清楚地意识到“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他要保持“个人”的、“自觉”的选择意愿;必须经过自己的认识,他才有可能“退让”。(注:根据温济泽当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在 1942年6月2日上午,王实味向党提出退党的要求,“他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 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去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6月4日,“王实味第 一次出席我们的座谈会”。“轮到王实味发言了,他低沉地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 消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 我。”但他遭到了一片质问。)这样在实践层面的自我坚守,同样显示的是五四个性解 放的一种人格追求。但这种自我守持,却是用了生命作代价。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 逮捕,1948年7月被秘密处决。批判王实味的整个过程和结果,对文艺人的思想、心理 、情绪,是一面巨大的摇晃着的镜子,是深深轧过他们自己身体的覆车之辙。王实味固 守自我的个性、行为及其结局,是所有文艺人触目惊心的一个警示;王实味所曾表达过 的文学观念,文人们也需要进行调整了,这里必然包含着被概括成“小资”的诸种文学 思想。
        二、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延安思想界里的“小资”话语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所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里,文艺作家全部被囊括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内。《讲话》里“文艺家”,有时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作为含义对等的概念,互相替换着使用。也就是说,“文艺作家”的内涵大体等于或者从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内涵。
    《讲话》批评了延安当时的文艺状况: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小资产阶级的缺点也加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工农兵,而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这些同志的屁股是坐在小资产阶级 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讲话》 一方面着重阐释“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意义:“在文艺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 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与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 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工农兵。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工农 兵大众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但另一方面,它又特别突出了小资 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对立: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及其先锋 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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