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素珊观点类似的是秦晖，他指出中共土地革命正在于满足了农民的小私有性，正是这种小私有的劣根性使土地革命成了一场均贫富的运动，马克思所谓的为了反对“共同体”对“个人”的压迫而倡导的“反封建”运动成了一场反对“个人”对“共同体”压迫的均贫富的农民运动。这里秦晖也把批判建立在土地革命是对农民小私有性的满足基础上，指出土地革命中的农民是完全的小私有者的保守性或小私有者的革命性，而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15

　　在这种思路中，革命叙事被还原成经济利益，两者的一种场域的“共振”——在农民的经济人形象下——成就了中共的胜利。这种观点指出了土地革命在革命中的功绩，大大拓展了历史的现实感，把农民还原为活生生的个体，使这种逻辑为我们所理解接受。

　　在这种叙事中，农民因其经济理性构成了对历史的能动性，中共在农村的地土政策不得不把这种小私有性考虑进去，并通过“满足”这种经济利益需求来获取农民的支持，以动员农村的各种关系。这样，这种思路就使历史成为两者更好互动的关系的结果。

　　但是，“理性经济人”的形象是大有疑问的，虽然它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可理解的，但可理解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并不一定是更现实的。因为“理性”本身就是在特定环境下有不同的解释，不管是关于农村的文化网络的研究，对农民的知识结构的强调都对这种形象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在历史的现场，所谓“最大的经济利益”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翻开当时的中共文件，就会发现分土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一无所有到获得土地的过程，它涉及的是分土地的人本身如何，如何分、怎样分，特别是如何划定阶级成分的问题。革命史简单逻辑中的农民的阶级形象将被转换为无数活生生的个人和事件。这其中面对的问题是纷繁复杂的。正是这些与革命叙事逻辑不同的纷繁复杂的问题，正是这样活生生的农民个体超出阶级视野下的形象的行为和意识给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政策带来了真正的挑战，迫使他们不得不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支撑下以各种方式将它们以各种方式将它们纳入到阶级理论的革命话语体系中，从而影响了中共各种政策方针路线的制定，而这些构成了革命史更鲜活更丰满的血肉。

　　本文将换一个角度，不是探讨中共如何为何发动了农民，而是想寻求下面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既扮演被动角色的农民如何影响了中共的政策制定？而这正是涉及到了中共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给中共本身在实践中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本文将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入农村，查田——划分农民成份——分田这一事件作为案例来分析它是如何把它面对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纳入到阶级斗争视野中并制定了它在农村的基本方针路线的。调查土地——划分农民成份——一分田一直是农村土地政策实施的基石，而这个过程并不如一般革命叙事中所描述的那样简单明了，在实践中它遇到的问题是纷繁复杂的。这使它成为土地改革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虽然在革命史叙事中由于上文提到的农民“被解放”的阶级形象的设定，在“一心为人民的中共党员——欢迎与支持解放的贫苦农民”的模式下，土地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般被忽略不计。但是实际上，不仅是在今天我们会对这种模式提出疑问，而且事实上在当时，这些问题早已被重视并且一直成为政策制定中的重中之重，被反复强调，以试图在阶级斗争理论体系下加以解决。

　　在阶级斗争视野下，农村基本上是由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等阶级成分构成，而土地革命的实质，“即是要变更土地关系，将过去的土地关系推翻另建新的关系。”16在这个“另建”的过程中翻身的是贫雇中农（有时中农也被打倒），而被打倒的是地主（有时也联合，大多数情况下被打倒的还包括富农）。对于这么一种土地关系的转变，翻身的贫雇中农是支持这么一种转变的，就如在胡素珊的研究中指出的正是通过这种转变，中国共产党争取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正是这种转变，有了陈毅所说的人民用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

　　但是，纵然我们承认这个结果，也并不妨碍我们对过程的探讨。因为忽略对过程的探讨会导致对农民能动性和对土地改革中困难和问题的忽略，会又陷入革命叙事中只要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自然农民就支持共产党这种简单叙事中。

　　而在实际中，首先调查土地，划分成份就不是一个一目了然的事情，不仅存在着纯粹的技术测量困难，还有其它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两年前破产的地主现在应如何定成份？某人以前曾是富农，现在又定什么成份？村里某个小混混把家产输光了算是贫农了吗？或是村里一老实贫苦人家辛辛苦苦存了十几吊钱拿去放了高利贷算是高利贷资本家吗？另外，调查土地还常常变成了乡与乡、区与区之间的纠纷，更突出的问题是其中还有许多“知法弄弊”的——对行贿者和亲属加以照顾，而在农民一方又有欺瞒坑骗的。

　　这样，调查开不清楚，分起田来也就常常“不是多少不敷，便是好歹不合，不是土地过剩，便是人口过多，以致一分再分，经久没有适当的结果”。17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土地难免产生了不满和厌倦，特别是赶上春耕，农民更有抱怨“不如不分”的。这些情况很明显地见于土地改革几乎每一个文件，虽然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共实行巡视员制度，问题发现和提出因而很多，但虽然有客观上土地改革已在许多地方取得了很大成效这一事实，但对中共上层来说，问题和困难是值得警惕的。

　　同时，像在四川等地，土地改革一直不好展开，因为农民对地主一般不是很抵触，反而是在当地士绅领导下进行反苛捐杂税的斗争。而四川党的任务就成了与地主士绅争夺领导权和分化利用哥老会了。18这种情况还适用于一些“阶级分化不明显”，自耕农居多的地方。这种情况不仅乡建派注意到了，不仅《东方杂志》这样的通俗刊物专刊调查指出了，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也是充分意识到的。比如《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地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1927.11）就指出中国各省土地关系并非一致相同。比如“南方各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绝无疑义是佃农及半佃农（桂鄂湘闽浙等），北方有几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都是自耕农（晋直），殖民地域的土地关系又有特殊的情形……”。

　　并且在其它大部分地区问题还在于即便是发动了农民，也只是做成了一件“普通的群众工作”，而没有把它做成一种阶级斗争，没有让干部和群众了解到它的阶级斗争的意义，没有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这就有一个知识结构问题，即使农民被的动员起来参加了土地改革，但也缺乏“应有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形象”。19

　　这种局面对中央如何解释阶级斗争视野下赋予的农村阶级矛盾突出、农民欢呼翻身解放、积极支持土改的形象提出了挑战。

　　这就使中共在土地改中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发动农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必须将之纳入到阶级斗争视野中，使之不脱离革命叙事中阶级身份所带来的逻辑。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农民作为一群受动者与施动者产生了一种互动。对之施加了影响。

　　具体来说，中共在农村推行土改遇到“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情况时，最为强调的一个方针就是“走群众路线”。在任何地方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农民积极性不高都没有改变阶级分化严重、阶级矛盾突出的社会情况认定和贫雇农的阶级形象，而是反复责成当地政权机关走“群众路线”，反复强调要在土改前给群众讲阶级、做宣传，而让群众吃猪肉来号召大家参加群众大会也成了一条值得推广的经验。比如毛泽东就明确地以瑞金九堡区为榜样，赞赏它“杀猪煮饭让群众大吃一顿”的办法“取得了很大成效”，“动员了广大群众”。而在许多地方正是因为此做法而使吃猪肉的群众越来越多，参加群众大会的人也相应地越来越多——群众被发动起来了。

　　方慧容在分析小说《十里店》时指出，书中所写的“有些同志疑心太重”而认为“农民不是太积极就是太消极”表现出来一种权力关系下的调查，不再是“实是求是”，而是使访者和被访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我们说的被访者的“真诚”总处于被“怀疑”中。20而这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从文本中解读出来的不应仅是内容中作者字面上所说的有些同志对农民不信任这一种权力调查关系，跳出文本本身我们解读到的还有作者自身的态度——对这些展开调查同志的指责，而这种指责在文本的主线中是被默认为是正确的意见，而这种怀疑基层干部、主张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才是土地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倡扬的，而后来的“四清”中被“怀疑”的也并不是被访者，而是下级基层干部，正是这样，才有派工作组避开基层干部，直接深入群众中调查的“桃园经验”。

　　而这其中涉及到的就不仅是群众路线问题了，更进一步还伴随着整党和路线的斗争。

　　不论无法发动群众，不走群众路线，还是存在“知权弄弊”的现象，都需要整党。

　　整党首先是针对富农路线，而反富农的斗争也与形势急需进一步动员农民推进停滞的土改有关。比如一份重要文件即指出：“苏维埃区域中最大的危险即是有许多地方的政权落在富农手里；富农一拿到政权，当然处处都站在富农的利益上去压迫贫农和中农，他们缓缓地查分土地，甚至政权建立了多年还不分田地，即使土地分配了，但好的田地都落在富家手中。”21 又如闽西苏维埃政府1931年总结土改问题时指出过去土地革命使“大部分群众讨厌”，甚至“怀疑土地革命”在于过去在“立三路线领导下”，富农分子把持政权机关，一分再分却仍便宜了富农和地主，不但不保护贫雇中农利益，还使农民不安心耕种，减少了生产。22王明在倡导反富农路线时就指出：“保守观念，地方观念，乡村党的干部多半是富家分子，以致土地革命不能深入，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不能达到应有和必需的程度，雇农贫农不能形成乡村中的革命基础，已成为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异常严重的问题。”23

　　整顿基层党委、基层苏维埃政权一直伴随着土地改革进行，它同倡扬群众路线、打击阶级敌人一起成为把土地改革一步步推向前进的基本政策，通过这三大政策的实行，中共把几乎所有土改中的现象，把所有农民的行为和意识消融与其中，巩固了它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巩固了它的“革命话语体系”。

　　　　　　　　　　　　　　　　　　五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以农村广大农民为对象，将这个普遍处于饥饿贫困线上的社会边缘群体纳入到历史的主线中来，重新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捍卫了普通穷困农民的利益。

　　而本文则在此基础上从在历史文本中寻求“农民”自己的声音入手，探讨在社会运动和权力关系下，作为追随者和受动者他们对于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影响。社会理论力图不再把目光集中于领袖的品质、权力者的霸权和中心群体的行为，而重新探讨以上这些角色对立面的反抗、行为、心理，即便这些只是“策略性的”、“非公开的”、“防御性的”、“消极的”。24而本文则是由此基本理念出发，认为革命史叙事中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掩盖了农民可能有的其它“声音”，而这些“其它声音”往往不是欢乐笑语声，而是掩藏起来的沉默。正是这些沉默与“不积极”表达了他们在自己知识体系下对土改的不理解，对遇到的问题、麻烦的不满等等，而这些对中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影响力，使之不得不以各种办法来“发动群众”，历史由双方共同谱写。

　　注释：

　　1 Gail Hershatler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 Cenury shanghai univessity of Cailifonia press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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