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可能有异类的声音存在。没有异类存在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文化，那一定是自我窒息的文化。作为一种反讽性的意义，“异类”永远是作为“正统”( 或主导文化) 开放性的证明而存在。正如“异类”有理由攻击主导文化一样，正统( 当然是真正有幽默感的“正统”) 也可以轻视“异类”的存在而显示自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事实上，进入90 年代，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全球化的全面渗透，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正面临重建的时机。当然，机制可以依靠它既定的模式动作，但冷战时期建立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则有必要加以调整。90 年代的文化的市场化趋势，也给民间文化以及“异类”文化提供了必要的空间。90 年代的主导文化也呈现出与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合流的部分特征，特别是在大众文化方面，主导文化实践不得不借助大众文化的叙事方式和话语来表达它的思想，这本身说明主导文化通过向新型的文化借用表意策略，主导文化本身的表意系统也必然发生某种变化。例如，在经济学领域，主流/ 边缘；前卫/ 保守；它们之间的观点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分歧和差异，但它们使用的术语和概念、论述方式和理论资源，都没有过多的差异。在人文学科和文化方面，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或前卫文化存在着表意系统的巨大差异，其思想资源相差半个多世纪。因此，这些“异类”文化之所以被指认为异类，不是因为它们有多么激进、尖锐或奇特，主要是因为主导文化的表意系统和思想资源缺乏必要的符号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异类文化的存在，异类被允许存在，它可能给主导文化重建表意策略和多元的符号体系提供了有用的资源。
事实上，当代异类写作还显得相当薄弱和稚嫩。异类写作并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也没有明确的文化思想立场。当代“异类”实在是因为当代文化过分缺乏自主意识和挑战性，才使得这些强调个人化立场的写作显得尖锐而怪模怪样。当代“异类写作”大体上应分为两类。朱文韩东一类的异类文化——正如我们指过的那样，导源于第三代诗人这一文化源流。当代诗歌鲜明地体现了异类文化是如何占据着实际的诗歌主潮，其中所孕育的创生力量是不可拒绝的，它属于并引领诗歌新生力量。在叙事文学领域，新崛起的职业写手在精神上与之一脉相承且遥相呼应，它们使文学写作变成少数文学守灵人的未竟事业。文学的功能和美学趣味，以个人化的方式，在这个日趋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向人们已经麻木的精神空间发起冲刺。当代群落如李冯、东西、鬼子、邱华栋、毕飞宇、荆歌、丁天、西川、夏商、李洱、张生等人，他们中有些人辞去公职，凭着个人的经验和天生的文学观念而进入中国特定的文化情境。“异类”只是极有限的少数，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中表现为差异。另一异类，如卫慧一类的更年轻的写手。他( 她) 们生长于城市幻象急剧扩张的时期，他们是消费社会的幸运儿，他们把前卫文化与消费社会的经验巧妙结合一致，创造了这个时期时尚的表意策略和符号系统。他们之作为异类，仅仅是因为与当下主导文化有半步的差距，但永远是这半步的差距，使他们永久性地享有未来的空间。朱文们是最后的堂·吉诃德，他们将会留下20 世纪文学最后的备忘录。但卫慧们是未来的精灵，他们在城市幻象和当代虚假的布景前舞蹈。
注释：
1 韩东的《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载《北京文学》，1998 年第10 期。
23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age 170;129 。
4 参见《北京文学》，1998 年第10 期，第42 页。
5、6 用年代来命名作家可能是当代中国文坛一件奇怪的事，年代现在成为变革、创新的简单标识，这使当代文坛奇怪地处在“年轻化”的压力之下，作家迅速成名，迅速老化。人们找不到标准，就只好以年轻来代替“新”。就像电器产品的换代一样。换代的焦虑构成文学发展的动力，这是一种极其幼稚的想法。文学当然不断要求新人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的就是新的，新的就是好的。这不过表明当代文坛完全失去标准和判断力，处在经典的失忆状态。
7 《人民文学》，1998 ，1 期，第99 页。
（此文原载于《大家》）陈晓明：1959 年，文学博士，评论家，著有《天边的挑战》等，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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