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女性主义的流行文化研究

女性主义是超学术文本和实践的东西,从根本上讲,它关心的是妇女受压迫和授权给妇女的方式和手段。文化研究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对流行文化研究有巨大贡献,比起其他任何研究来讲,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传统的决裂可说是最彻底的。这种传统就是流行文化研究一直是从一个"相当的“距离来研究”其他人们"(或其他阶级和阶层)的文化,而女性主义是对自己的研究。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的主要观点相左,女性主义理论扬弃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主要指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看法,认为流行文化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它本质上代表的是男性利益并反对女性的利益,隐瞒、歪曲现实社会的社会性别关系,将部分真理说成是全部。

由此不难看出福柯对女性主义的影响。福柯关心的是知识(文化是其一部分)与权力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关系是如何在他称之为口头或书面表达的组织形式和概念框架---即话语中活动的。福柯认为,话语就是在服务于某种类型的权力关系的背景中组织知识的特定方式,这个概念框架允许某些思想模式而排斥其他思想的可能性。他借用尼采的观点:知识是作为权力的武器而发挥作用的。福柯不是将权力看做消极的力量或某种否定、施压的东西,他认为权力是生产性的力量。"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它生产客观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19福柯结合性的历史详细描述了权力的程序与礼仪,他认为权力不是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而是策略、角逐的领地,是有权的人与无权的人不平等关系的集中展示?quot;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2０。女性主义认为福柯的分析模式可以使女性主义者以更详细、更具历史感的分析,来解释代表特殊利益的权力运作和分析抵抗这种权力的机会。

具体来看,对女性与流行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首先是由T.摩德丝吉(T.Modleski)做出的。她认为,流行文化常被界定为女性气质的,而高雅文化则被界定为男性气质的。而且,今天人们还认为,妇女应当对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的出现负责。父权制为中心的传统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深厚的看法,即将女性气质与消费、阅读联系起来,而将男性气质与生产和写作联系起来。摩德丝吉进一步完整地勾勒了这一对立的模式内容:高雅文化/流行文化,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生产/消费,工作/闲暇,理智/情感,主动的/被动的,写作/阅读。

另一位女性主义者I.安戈(IenAng)在她的一部著作中对美国黄金时间所播映的肥皂剧《豪门恩怨》进行了分析21。安戈在该书中定义了她所说的"流行文化意识形态",这就是根据这种意识形态,肥皂剧像其他流行文化的例子一样,都是资本主义文化产业根据两个目的而生产出来的商品:意识形态的物品和利润的增殖。安戈尖锐地将这种东西看成是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商品的一个扭曲的版本,交换价值完全掩盖了使用价值。像马克思一样,安戈坚持不可能从它产生的手段来看出一个商品是怎样被消费的。

J.莱德蔚(JaniceRadway)的《阅读罗曼史》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她在书中将注意力集中在浪漫故事读者---"普通妇女"身上。作者调查了42个妇女(大多数结婚并有孩子)的阅读实践,这些人长期读浪漫故事。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程序,莱德蔚构建了一个实际阅读罗曼史的模式。她发现了妇女为什么阅读、怎样阅读和为什么阅读罗曼史小说,以及她们怎样分辨"真实"的和虚假的罗曼史。她认为,罗曼史阅读在文化意义上是矛盾的,一方面,如果分析文本,罗曼史阅读看来像是对父权制的投降,是在抑制女性的反抗意识,这种阅读把她们引向浪漫化的消极期待之中,从而使她们安于现状;另一方面,如果注意她们的行动,罗曼史阅读则意味着一种"温和的反抗",是对现实社会不满和渴望改变现状的表现。在这方面,"行动"的意义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张力成为她的关注点。

莱德蔚在研究中并未沿用文化商品支配消费者,消费者被动地接受这些商品这一通常所认为的流行文化消费模式。她认为,流行文化的消费不能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的消费过程,人们对文化不仅仅是"消化和吸收"。她赞同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观点,主张文化是一个系统,它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并赋予其意义,文化是"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22。

5.后现代主义的理论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已经再也没有区别,他们声称所有的文化都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他们反对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键区分,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商业性文化。

后现代主义反叛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再也不是令人震撼的东西,它已失去了动摇和抨击资产阶级的能力。而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边缘中出现了令人惊骇的替代品,其代表人物如布瑞特(Bertolt Brecht)、艾利奥特(T.S.Eliot)、乔依斯(JamesJoyce)、沃尔夫(Virginia Woolf)、皮卡斯(Pablo Picass)等人的著作即充满着摇撼和破坏的能力。后现代主义否定现代主义的文化精英主义,虽然后者经常引用流行文化,但它对所有通俗的事情又都持深深的疑虑。由于它求助于社会精英、并与社会精英存在同质性关系,所以它作为官方文化进入博物馆和学术界无疑要更加容易,尽管它曾宣称资产阶级对艺术一窍不通。

50-60年代美国、英国的pop运动以及它拒绝在平民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做出区别,可被看做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一声文化啼叫。pop运动的第一位理论家阿罗维(LawrenceAlloway)这样讲道:"大众生产的城市文化有:电影、广告、科学小说、pop音乐,我们没有感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中对(这种)商业文化标准的厌恶,而是作为一个事实加以接受,仔细地讨论它和热情地消费它。我们讨论的一个结果就是将pop文化从逃避现实、十足的享乐、消遣的王国中分离出来,以艺术的严肃性来对待它"23。从这个观点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是从反对高雅的现代主义范畴的确定性中产生的。坚持在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划出绝对的界限,已被他们看做是较老一代人"过时的"想法。

70年代,当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从英、美转到法国时,它的声调已越来越缺少乐观主义。在《后现代性的条件》中,利奥塔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事的十分怀疑"。他的意思是,后现代主义是对所有阐述普遍主义理论(在他看来,诸如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义、"科学进步"这些组织和评判不同叙事的表述都是元叙事)的整体性模式的坚定拒绝。在利奥塔看来,元叙事性通过包容与排斥策略,将异质性整理并同质化入有秩序的王国中;它总是以总目标或普遍原则的名义力图使其他声音、其他话语沉默。

后现代主义被说成是所有普遍主义元叙事性崩溃的象征,代之而起的是他们所说的从边缘产生的多元性观点的声音正不断增长,他们坚持差别性、文化多样性以及异质性高于同质性。麦克若碧指出,这已授权给整个"新一代知识分子"。这些人来自社会边缘,他们从不同地位、不同群体中发出的声音在理论上向那些在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做出区分的元叙事性话语提出了挑战。

J.博德里拉(Jean Baudrillard)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有所不同。他更具洞察力地将流行文化特别是电视或电子媒体的内容定义为"模仿"和"过度现实的世界"。他认为,流行文化体现了大众传媒功能的深刻变化,这就是它的淡化或抹煞影像和现实之间区别的功能。西方资本主义已停滞为奠基于商品生产、想像与信息生产之上的经济。这是一?quot;模仿"的社会,模仿物是没有源泉的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过度现实"的结果是,真实的和模仿的成为没有区别的体验。在这种社会中,真实的男人和女人像肥皂剧中的角色演出般地求婚;电视荧屏上扮演歹徒的演员在街上会被人们警告小心他们歹徒行为的可能性后果;电视节目中医生、律师的扮演者和导演在电视节目以外会不断收到要求帮助和提供咨询的请求。

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为60年代分期》这两篇非常有影响的论文中,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后现代主义。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远不止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其最重要的是晚期或多国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统治"。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最纯粹的形式,已成为以往所有资本主义阶段不可能达到的社会组织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詹姆逊还认为,后现代主义已被赋予模仿拼凑和浅薄的文本特性,被打上了精神分裂症的标记;正是在这种文化中,"真正"的历史被怀旧所取代。他的例子是他称之为"怀旧电影"的东西,这种电影从风格上和气氛上都---根据观众的经验---提供了过去的感受,即使这部电影是为了表示将来。

6.布迪厄的研究与影响

在《差别》这本名著中,布迪厄阐述了他关于"文化"的差别(不管是被理解为文本、实践还是生活方式)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斗争的重要主题。布迪厄展示了专断的嗜好和专断的生活方式是怎样逐步变为合法的嗜好和合法的生活方式的。他写道,"自然差别"的错觉从根本上讲是建立在统治权力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强加于该方式一个"优秀"评价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生活方式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布迪厄认为,口味是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作为一个"阶级"的标记发挥着功能。文化的消费有着一种"倾向性的、有意识的、蓄意的……来履行将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布迪厄的目的是要审视文化差别的形成怎样保障并使根源于经济不平等的权力和控制合法化的过程。对于真正的差别他并不太感兴趣,这些差别如何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手段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问题。

霍尔(StuartHall)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文化领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种斗争部分?他指出,统治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差别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必须被监督的是范畴的差别。这些范畴的内容可以改变,并且已经发生了改变;而正是范畴形式上的区别,或更重要的是这些范畴的占据者(因为最终来讲,是"社会"范畴而不是"文化"范畴)之间的区别成为最重要且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监督的。

受布迪厄的影响,挪威的文化批评家J.格瑞普思若(Jostein Gripsrud)否定了"后现代"的"在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已过时"的观点。他认为,提出这种主张的学术界正在进行意识形态性的活动:因为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对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评判,能够参与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评判或编码以及游走于这两种文化之间,应当说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种特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领域之间实际存在的社会区别不复存在。

布迪厄的影响在威利斯的研究中也能看到。威利斯发展了布迪厄的"自然嗜好的意识形态"的理论,指出统治文化力图将大多数人民定格?quot;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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