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生活方式的论述成为、并且夯实了文化主义的基础。同时,他提出的思考和分析流行文化的思路也构成文化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论。
2.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研究
流行文化的研究还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来自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贡献,但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一股席卷世界的思想潮流,却是得益于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多年研究。
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代表了将结构主义关于"符号"的理论引入流行文化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努力,它也是文化研究的经典文本之一,该书副标题就是"流行文化诠释"。巴尔特的目的是要弄清在流行文化文本和实践中那些含蓄的和未被注意的极大量的东西是什么,其指导原则是审问"虚假的显而易见"和"表里不一的东西"。在一篇叫《今天的神话》的文章中,巴尔特勾画了他研究流行文化的理论设想。巴尔特的方法采用了公式"能指/所指=符号",然后补充了词义的第二层次。词义的第一层次他称之为"初级词义",第二层次则被他称为"第二级词义"或"隐含之义";然后他指出,正是在词义的第二层次,他称为"神话"的东西被生产和消费。
巴尔特所谓的神话是指被理解为意识和习惯的意识形态,它主要是在隐含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常常不被意识到。它捍卫着现状---资产阶级的规范,并有力地支持着一个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标准,力图将事实上部分的和特殊的东西弄成普遍的和全面的,将文化的弄成自然的。神话的产生就是由文化和历史的状态转入自然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状态的转折点。巴尔特关于这种过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一张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的照片的分析,这张照片出现在《1955巴黎游行》一书的封面上。照片的"第二级词义"或"隐含之义"表示了,在政治危机(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之时,给予法国帝国主义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所有子民一致效忠的伟大国家形象。
结构马克思主义进入文化研究是在70年代早期。在结构主义的再读马克思中,阿尔都塞提出了两个新概念:"疑问性"和"症状性阅读"。疑问性是一种结构,它强调、制约和生产了纵横交错、相互矛盾的全部话语节目,文本即从中被组织起来。一个文本的疑问性只与其历史生产的瞬间相联系,它鼓励一个文本不回答它企图排除出去的问题。因此,一个文本的疑问即是由缺席(未被说的)又是由在场(被说出来的)所结构化的。阿尔都塞式批判的任务就是解构文本的疑问性,进行他所讲的"症状性阅读"。
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一文中,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界定为被意识形态形塑的国家机构(教育、组织化的宗教、大众传媒、家庭、有组织的政治、文化产业等),以及在其中被再生产出来的物质实践(仪式、习俗、行为模式、思考方式)。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意识形态都具有将具体个人构造为对象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对象是通过进攻或强加("Hailing"or"Interpellation"16)的行动生产出来的,这就是说要使对象服从于特殊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对象的位置。这样,意识形态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语言。例如,当我被一个广告告知"像我的人"正在转向这个或那个产品时,我是正在被强加为一个群体的成员,是成为那个群体的个体"我"。我被称呼为一个在由代词"我"所打开的想像空间中认同自己的个体,于是我被邀为广告中讲话的"我"。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面对广告的诱惑性宣传时,常常会认为自己就是广告中使用某种商品的那个人或那类人。但是,阿尔都塞认为,我对广告邀请的反应是意识形态上“被误认”的行为。首先,这是一种为了广告能起作用的意义上的误认,它也必然邀请许多其他人也将自己误认(或认为)是那个话语中的"我"。第二,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误认,即我在广告中误认(或认为)的"我",事实上是由广告创造出来的"我"。广告就是这样讨好我们,诱使我们认为我们是广告话语中特殊的“我”,通过这样做,使我们成为广告物质实践的对象或服从广告的物质实践。
3.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以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猛烈批判而著称于世。该学派认为,马克思未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影响予以充分关注,而这一遗憾应由他们来弥补。该学派关于流行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与阿多尔诺、本雅明、霍克海默、洛文塔尔、马尔库塞的著作相联系的,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描述流行文化的过程与生产时创造了“文化产业”这个深具批判力的概念。他们认为,流行文化是千篇一律和可以预料的,对于受过训练的耳朵和眼睛,它是简单易懂的。但不幸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是文化。文化产业生产劳动大众不必思考而消费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生产着使工人阶级对现状的心满意足以及使他们反政治或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并限制他们确立自己政治和经济目标的眼界,让他们觉得这些目标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和剥削体制中得以实现。这就是文化产业对大众进行的操纵和灌输。
他们还认为,真实的文化是不同的,它是为那种对更好世界的渴望保存的一片理想空间。它体现着对今天的批判和对明天的承诺。它是人们进行斗争,并能够进入日常生活世界王国、还能从中走出来的参照系统,但是,这种真实的文化今天也受到文化产业的威胁,后者越来越将其拖进为利润而生产的王国。
阿多尔诺的《论流行音乐》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流行文化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阿多尔诺对流行音乐提出了三个引人注意的观点:第一,通俗音乐是标准化的,是“虚假的个性化”;第二,它促进了消极的消费;第三,它作为"社会凝固剂"而发挥作用。
70年代,随着《狱中笔记》被译成英文,葛兰西的影响越来越大。葛兰西文化研究中最主要的概念是"霸权",自70年代中期以来,该术语一直是文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最近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葛兰西用这个概念来指称一种状况,即统治阶级不是简单地"统治"一个社会,而是通过道德和知识的领导者来积极引导这个社会。对此,E.拉克劳(ErnestLaclau)是这样解释的:"一个阶级的霸权不能达到它能将自己关于世界的单一的概念强加给社会其他阶级的程度,但是它能达到以一种使各自潜在的对抗中立化的方式来连接关于世界的不同观点的程度"17。后来,那些用霸权概念来解释流行文化的性质和政治意义,或者建立霸权与流行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论家称自己的理论是新葛兰西霸权理论,他们视流行文化为被统治集团反抗力量与统治集团斗争的场所。霸权理论也可用于流行文化之间冲突的类型分析。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一脉相承,J.哈贝马斯也研究了流行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他提出了著名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指出它是普遍关心的事情能被讨论和形成舆论的公众争论的场所。但是,现代社会的这种民主争论被文化产业所压制,大众传媒和大众娱乐的发展使得公共领域基本上是徒有虚名。商业利益战胜了公共利益,"公众舆论"不是通过公开、理性的讨论,而是通过操纵和控制而形成。
曾是利维斯信徒的D.麦克唐纳(DwightMacDonald),也接受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在其极有影响的论文《流行文化的理论》中,他提出了流行文化应被谴责的观点。因为,首先,它是一种寄生于高雅文化身上的文化,但却不给高雅文化任何回报。第二,它是上层强加给大众的文化,民俗文化(FolkCulture)是人民的文化,而流行文化是为了人民消费的文化。这种文化是由商人们雇佣技术人员编造出来的,其听众都是被动的消费者,听众的参与只被限制在买与卖之间。而且,这种文化是由统治阶级为赚取利润或为了维持其阶级统治而开发的,他们利用了大众的文化需求,它确实是维护而不是破坏阶级社会的不平等。麦克唐纳同意法兰克福学派对"同质文化"的厌恶,同样悲观地认为:"文化远远不是变得越来越好,如果它不再变得越来越坏,我们就万幸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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