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的废止，使儒学地位迅速下降，削弱了封建政治、文化对新式人才的影响。清末学制虽建立完备的儒学经典传授体系，但经学教育并不为士人所重。张之洞慨叹：“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至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者，有中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科者。人心如是，习尚如是，循是以往，各项学堂于经学一科，虽列其目，亦止视为具文，有名无实。”[8]相比之下，科学教育在新的学校考试奖励制度下蓬勃兴起，由此促进传统儒家知识体系向近代科学知识体系转变。

　　由于新式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与官僚阶层的必然联系减弱，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形态走向解体。士绅群体分化加速，不少失去前程的士人转而倾向革命，清政府所培养的新式人才成为封建统治的异已力量。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9]晚清重臣之一陈夔龙1924年回顾说：“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宁知学堂之害，于今为烈，试问今日革命巨子，何一非学堂造成？”[10]这从反面证明，废科举对清末人才培养目标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伴随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清末教育途径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废科举后，由于国内新式学校数量少，师资短缺，不能满足培养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留学教育因此备受重视。清政府把“最高的报偿留给那些具有最广泛的国外教育经历的学人，长的是在日本或西方逗留3年，短的是一年。从此时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的教育一直明显地具有外国取向的性质。”[11]教育价值标准的这一转变，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追求新学的热情，民间留学蔚然成风。据日本学者实滕惠秀统计，1904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为1300人，1905年猛增到8000人，1906、1907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均有七、八千人。此后，出国留学高潮迭起，留学教育的重心逐渐从东洋转向美国、欧洲。

　　从留学生群体构成来看，这一时期留学生来源突破社会阶层和年龄、性别的界限，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不仅在校青年学子热衷留学，那些已获科举功名者及在职官员也纷纷加入游学行列。授新学风气的影响，女子留学兴起。士绅留学生中，既有众多的举人、贡生、生员，也包括一部分翰林、进士。如乙末科（1895年）状元骆成骧、戊戌科（1898年）状元夏同和以及癸卯科（1903年）进士33人、甲辰科（1904年）进士73人等，均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壬辰（1892年）科进士、翰林院编修蔡元培1907年6月自费赴德国研习哲学、文学、心理学、美学。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它集中反映了国内知识价值观的巨大变迁。
留学风气的兴盛与教育途径的扩大，加速了我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清末民初，留学教育虽存在不少弊端，但就总体而言，它造就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留学毕业生沟通了中外教育的联系，成为新式教育的积极倡办者和管理者。他们引进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推动学校的课程建设，广泛传播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教育改革取向上，受留学潮流变迁的影响，民国建立后逐渐摆脱日本教育模式，转而借鉴德、法、美教育制度。

　　四、废科举对教育转型的负面影响

　　清末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推广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取得显著的教育成效。但另一方面，在教育转型中，因科举制的骤然而废也产生某些负面影响。科举考试具有选官和教育的双重性质，由于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混淆了学校教育与科举选士的性质，简单地把新式学校当作科举选士的替代物，对新式教育的发展产生严重误导。同时，由于这次改革的决策者对于科举制在公正选才、维护教育公平、普及文化等方面的积极功能认识不足，未能积极继承其合理内核，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式教育层次结构、城乡分布的不平衡，损害了教育发展的公平性。

　　清王朝选士重心转向学堂后，法政教育畸形发展。1909年，法政学堂及其在校生数分别达到整个高等专门以上学堂、学生总数的42.3%和65.9%。1912年，全国有法政学校64所，连同大学法政科，法政科学生共计30889人，占全国专门以上学校及学生总数的53.29%和74.05%。[12]在留学教育中， 1904—1908年，在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肄业的中国学生就有1885人，毕业1215人。[13]1909年清学部举行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录用225人，有168人习法政科（其中出身举、贡、监者128人），占总数的65.88%。[14]其后几次留学毕业录用考试合格者中，修法政专业者多占60%以上。民国初年控制法政教育规模，1916年法政类在校生所占专门以上学校在校生的比例虽降至47.39%，但仍属社会上热门学科。1922年全国有法政专门学校33所，数量仅次于师范专门学校。

　　持续不断的“法政热”极大地冲击着理、工、农、商等学科的正常发展，使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不合理。究其根源，是与废科举的负面影响分不开的。科举虽废，读书做官的社会观念却依然根深蒂固。在以学堂取代科举的选士制度下，法政教育因其独特的培养目标被世人视为入仕的终南捷径，法政学科因此成为求学者的首选科目。此外，科举骤停，大量的举人、贡生、生员苦无求学之地，设立法政学堂可满足其接受新式教育的愿望。传统士绅既是法政学堂的倡办者，也为法政教育提供众多生源。

　　废科举对新式教育发展的又一负面影响则表现为，政府重视高等教育而忽视基础教育，重视城市教育而忽视乡村教育，导致新式教育的层次结构、区域分布严重失衡。因科举骤废，学堂乍兴，符合学制章程入学条件者少，过时失学者多，清政府只得暂定变通招生办法，允许越级升学。这虽能缓解高等教育招生矛盾，却给基础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其流弊所及，则各处皆聚一方之财力，设立一二名称较崇之学堂，于小学不复措意；为学生者亦不自揣其学力之如何，但冀考入名称较崇之学堂，以为侥幸奖励之地。”[15]1908年学部虽颁布各项学堂招考限制章程，试图减少越级升学对基础教育的冲击，但一时难以收效。民国初年，教育总长范源廉呼吁：“此种变则之教育，在囊者迫于时势之需求，亦属事非得已。然则流至于今日，则教着学者更安可不以养成实力为的，而力矫欲速不达之失耶？”[16]

　　在教育的区域分布上，废科举后，城乡教育差距急剧扩大。清末以降，由于师资、财力的限制，新式教育一直向城市倾斜。高等专门以上学堂集中于京师、省城及沿海中心城市，中学堂基本上都设在各府、厅、州所在地，小学堂也多设在州、县所在地。广大乡村学堂数量少，乡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远少于城镇市民。乡村教育衰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依然普遍。[17]这种现象与科举时代的教育分布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城乡教育的不公平。难怪1907年举人李蔚然提出：“科举之弊，近人详言之矣，而其中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入之，寒微不与。今日之学生，则异日之官吏，同是编氓，谁甘废弃，倘能改为通学，则收纳既多，向隅自少。”[18]

　　为了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御史萧丙炎借鉴科举考试教考分离、以考促学的优点，建议学部实行校外教育：“无论何项学堂，均发校外讲义，听民自择。就其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而娴习焉。习熟之后，准民自行呈明，而官为之考验。悬一格以待，及格而取；取中而奖，但奖学位，不给实官。授官之时，另行考试，而一切学级、学龄、学年之说皆可不拘。”[19]这可谓现代自学考试思想之滥觞。

　　20世纪的中国教育是在科举制的废墟上重建和发展起来的，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深刻教训。总的来说，废科举适应了我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历史潮流，其“得”大于“失”，这是人们肯定清末教育改革的依据所在。但也须指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由于人们对科举制在推动民间办学、普及乡村教育、维护教育公平等方面的积极功能认识不够，未能及时加以继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教育的均衡发展。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尽管已被废除，但它所含有的合理内核仍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改革开放后所创立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参考文献：
[1]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外日报》1906年1月10日。
[2]《学部奏请奖励在京捐款兴学员绅折》，《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3]《大公报》1905年10月28日
[4] （美）吉尔伯特·罗茨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
[5] 参（日）高田幸男著，甘慧杰译：《清末地方社会教育行政机构的形成——苏、浙、皖三省各厅、州、县教育行政机构的状况》，《史林》1996年第3期。
[6] 参汤钦飞、杨忠红：《清末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7]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
[8] 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
[9]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5676页。
[10] 分见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1、61页。
[1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12] 据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有关统计数字计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3] 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14] 据《政治官报》，宣统元年九月初九日《学部考试游学毕业生榜示》统计。
[15] 《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折奏类第5页。
[16]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1页。
[17] 参郝锦花、王先明：《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文史哲》2002年第5期。
[18]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85页。
[19] 《内阁官报》宣统三年七月十九日，折奏学务类。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