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科技哲学家库恩（Kuhn）在揭示“范式”（Paradigm）之于科学革命的积极意义时，特别强调指出“范式”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打破了传统观念，开辟了新的思路；但另一方面，它同时也带来了某些固有的限制。尤其是在一个已形成的“范式”中，由于大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奥的那些问题上”，这就难免造成了“其视野也受到严格的限制”。[1]由此看来，曾经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无可讳言，因为受到其“范式”的自身束缚，它也存在着不少缺陷，这集中反映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考据史学的局限

“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首先在于它在受到了考据史学的严重局限，这在胡适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余英时所精辟指出，“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2]确实，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研究都不脱考据的色彩，甚至还可谓带有某种“考据癖”。譬如，1928年4月，他在游历庐山之后，写了一篇《庐山游记》。在这篇游记中，他逐一考证了江西纸牌与徽州牌的不同、三叠泉发现之时间、开先寺的来历、归宗寺的传说等一系列问题。或许是自己也觉得其中的考据色彩过于浓重，他不得不在文末附注说：“我作《庐山游记》，不觉写了许多考据，归宗寺后的一个塔竟费了我几千字的考据！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难遏止。……我们有历史考据癖的人到了这些地方，看见了许多捏造的古迹，心里实在忍不住。……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细碎的考据呢？也不过‘心濆涌，笔手扰’，忍耐不住而已。”[3]40年代末，他在自述其读《水浒传》的感受时也承认：“我正看得起劲，忽然我的历史考据癖打断了我的文章欣赏！”[4]

由此可见，因为受到性情与思维惯性的极大牵引，胡适已经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乃至难以自拔的“考据癖”。而这无疑大大限制了他“整理国故”的视野与成就。

其一，由于研究方法不脱考据，这势必造成他对一些不适于考证的问题无法加以深入的研究。梁漱溟便曾经批评胡适说：“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能做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5]冯友兰也客观评价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6]

其二，因为仅仅局限于考据学本身，而未能吸收社会科学的其它方法，胡适的考据成就其实也较为有限。唐德刚就曾直言指出：“用这些精密的方法，他可以发前人所未发，把古书里的‘言’字、‘汝’字……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如果碰到……与制度史、社会史有关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学者如罔顾社会科学的法则，而专门去倒训诂学、校勘学的字纸篓，那就所见有限了。”[7]

其三，由于陷入了个别史实的琐碎考证，胡适往往忽视了对通史的研究。他自己即曾说：他在二战之后暂留美国，“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小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8]

更为关键的是，正如周予同所针砭的那样，“史料究竟只是史料而不是史，中国现代社会所企求于史学界的是新的史学的建立与新的史籍的产生，而决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零碎的获得”。[9]然而，因为过于注重个别史实的考证，一味笃信“见树不见林”的“实验主义”，笼统排斥一切“史观”，胡适显然无法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难以满足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梁漱溟就批评说：“先生不承认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的存在，但……全不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亦太嫌省事！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这已成了今日最热闹的聚讼的问题，论文和专书出了不少，意见尚难归一。先生是喜欢作历史研究的人，对于这问题当有所提示，我们非请教不可。……我向不知学问，尤其不会作历史考证功夫，对此题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扫群疑，昭见事实，实大有望于先生！”[10]但对梁漱溟这番质问，胡适却一直未能做出正面的回答。

与此同时，考据史学在胡适身上所暴露出的各种局限性，同样也贯穿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始终。

其一，因为片面强调考据，导致了许多大学国文系课程明显偏重于训诂考据，而忽略了对文学本身的鉴赏。[11]浦江清在1948年便曾针对清华国文系的课程设置状况评论说：“照目下情形，中文系同学认为中国文学系课程中国太多，文学太少。就是说近于国学系，而非文学系。他们不喜欢训诂、考据，而他们所谓文学的观念乃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观念，对于古文学也很隔膜。为爱好文艺而进中国文学系，乃至弄到触处是训诂、考据，不免有‘误入’的感觉，简直可以说是受骗。”[12]

其二，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指出的那样，“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13]确实，由于过于注重史料的整理，反对疏通与推论，“整理国故运动”在某些缺乏史料的问题上，难免显得无能为力。譬如，史语所虽在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毕竟无法将中国上古史的原貌重新完全复原，而它又向来以所谓“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相标榜，[14]以至于长期以来，一部完整的中国上古史始终付之阙如。有鉴于此，李济晚年就曾反思说：“历史学家在这一方面，就不能不用些想像的力量。说得简单一些，一个历史学家，不但应该根据科学的事实写历史，同时也应该用文学的手段写历史。……因此，我个人的意见，觉得要预备写一部中国上古史，我们不但要参照铁的事实，也需要若干活的想像。”[15]

其三，因为仅仅局限于考据，“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只是以史料的考订整理为主，属于微观史学的范畴，它欠缺宏观上整体驾驭的能力，更不可能进行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思辨，这就很难达到其所谓“重新估定一些价值”的目的。[16]关于这一点，牟润孙曾经十分尖锐地针砭说：“综观此一时期之史学，当其初也，沿袭五四以来之积习，仍多以考据为专业，而偏重材料。……治史者咸致力于寻求罕见之典籍文物，苟有所获，则不问事之巨细，题之轻重，旁徵广引、附会渲染以为文章。……今日史学之衰，在于舍义而言事，抑今之治史者，又往往以追寻琐屑之事为务，诚所谓未闻大道也。”[17]

尤其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一些机构与团体，十分强调史学的自然科学化，甚至还为此提出了“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口号。[18]这一方面，固然大大增强了史学研究的科学色彩；但另一方面，这种将史学径直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做法究竟是否妥当，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客观来看，在史学研究中，引进或借鉴自然科学的一些工具和方法，无疑有助于我们收集与分析史料；不过，作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本身是既往已逝的，不可直接观察和重复实验，这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可供直接观察和反复实验，无疑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也由此决定了这两种学科的不同特点。因此，如果简单地将史学研究视为自然科学的一种，显然并不合适。而在柯林武德看来，这种看法则“不仅是一种瘟疫性的错误，而且对历史思想本身也是一种经常的危险”。[19]

二、疑古思潮的偏颇

除了考据史学的局限之外，“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还反映在疑古思潮的偏颇上。

毋庸置疑，由“古史辨运动”所激起的疑古思潮打破了传统的古史观念，揭示了旧有古史体系的不可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可谓凿破鸿蒙、廓清迷雾，给长期处于凝固封闭状态的古史研究领域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极大推动了古史研究的进展[20]和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21]同时也积极配合了当时反封建、反迷信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22]胡绳就曾评价说：“我以为，在一九二五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23]李学勤也客观指出：“由中国当时的思想史来考察，疑古思潮肯定是有积极进步的意义的，因为这一思潮的兴起，有利于冲决封建思想的网罗，和后来‘打倒孔家店’也有联系，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应给以充分的肯定。”[24]

不过，正如李学勤所同时提出，“我们今天加以回顾，也有必要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就是说，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25]的确，由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缺乏必要的“敬意”，[26]“古史辨运动”也存在着不少的偏颇。

第一，在辨伪的范围和内容上，“古史辨派”陷入了很大的误区。

首先，“古史辨派”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辨伪书”与“辨伪史”之间的界限。[27]

不可否认，鉴于“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28]因此伪书既然为“伪”，[29]其所记载的历史当然也值得怀疑。不过，这种怀疑还需要进一步详加考辨，并不直接意味着“伪书”中的历史就一定是“伪史”。但顾颉刚却径直断言：“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30]概言之，“伪书”中记载的历史皆是“伪史”。[31]客观来看，这一结论显然断之过勇，[32]以至于当时便有一些学者辩驳：“判定‘古史’的真伪，只是依赖古书的真伪，这就算是‘史学方法’么？……‘真书’、‘伪书’，那能和‘真史’、‘伪史’的观念相混！”[33]

其次，由于“古史辨派”曾经完全否定了古史“传说”的可靠性，从而一度造成了古史的空白。

众所周知，在上古时代尤其是文字发明以前，人们不得不依靠口耳相传来载记历史。在这些传说中，固然有不少以讹传讹的“神话”，但是也包含了许多真实的史料，因此有必要通过详细考辨，将它们加以具体的区分。然而，“古史辨派”却将古史“传说”混同于“神话”，认为皆是“有意造伪”而成，这就完全否定了古史“传说”的可靠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古史的空白。

从当时学术界对于“古史辨派”的批评来看，有很大一部分的批评意见正是针对“古史辨派”这一偏颇而发。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就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34]徐旭生也指出：“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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