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是由于受到了上述批评，“古史辨派”也不得不加以了深刻反思。[38]1935年，顾颉刚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便说：“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39]相比此前的一概否定，他这种观点显然有所改变。而杨宽更是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一文中，对中国古史的传说进行了系统的讨论，甚至提出了一种“民族神话史观”，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出于各民族的神话，是自然演变成的，不是有什么人在那里有意作伪”。[40]对于这一见解，童书业也呼应说：“我们知道：古史传说固然一大部分不可信，但是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41]不难看出，“古史辨派”后期对古史传说的看法发生了很大转变，而这种反思恰恰映衬出了原来观点的偏颇。

第二，在辨伪的理论与方法上，“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罅漏。

首先，从理论前提来看，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正是建立在崔述所谓“是何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这一质疑的基础之上。[42]这也就是说，“层累说”认为“所闻宜略”的后人不可能比前人知道更详细的古史；如果“反益详”，那就一定是“造伪”。显而易见，这一理论前提完全排除了后人可以掌握比前人更多史料的可能性，未免太过于武断。[43]其实，“世益远”而其所闻“反益详”的情形，在世界历史上往往屡见不鲜。即以《老子》一书为例，魏晋时人仅得见王弼注本与河上公注本，而北齐武平间开项羽之妾冢，便获已佚之《老子》抄本，当时寇谦之也得安丘望本，仇狱又有所传河上丈人本。至唐初，傅奕遂据此数种版本，校订成《老子古本篇》，其中对《老子》原貌的了解，无疑较此前更为全面。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又发现汉初帛书《老子》甲、乙本，近人据此对《老子》一书的成书过程，更有了新的认识。又如，古代埃及虽拥有悠久的文明史，但由于历经劫难，特别是因为其象形文字已成为一种死文字，不再使用，也无人能辨识，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埃及的古代文明知之甚少。而到了近代，通过众多学者对象形文字的释读，这种状况则发生了明显改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基本重建了埃及史。[44]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它们都论证了在历史研究方面，后人完全有可能通过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获得比前人更多更新的认识，而这显然也说明了“层累说”理论前提的偏颇。

其次，“古史辨派”由于在辨伪方法上，过多地运用了“默证法”，从而直接导致了某些结论的不当。

1925年4月，张荫麟在《学衡》上发表了《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敏锐指出顾颉刚的研究方法犯了无限度地使用“默证”的错误。所谓“默证”，他解释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他还阐明：“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他同时还引述法国历史学家色诺波的话说：“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是以默证方法之应用，限于少数界限极清楚之情形：（一）未称述某事之载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象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而在他看来，顾颉刚仅据《诗经》、《尚书》中没有记载尧、舜的事迹，便轻率断定“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疑义的”，“此种推论，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45]

张荫麟此论一出，很快获得了不少响应。1928年，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登载了一篇署名“绍来”、题为《整理古史应注意之条件——质顾颉刚的<古史辨>》的文章。作者在该文中严厉批评顾颉刚“专就《诗》《书》求证，已不免偏狭”，“此种毛病，在消极的否定的方面，尤其显著；因为假如说，凡《诗经》上不见的便不是战国以前的事，须具两个条件：（一）《诗经》是战国以前唯一的书籍，（二）《诗经》记载一切——至少是大半——古代史实。但是《诗经》不是战国以前唯一的书籍，也不能记载所有战国以前的史实呀！……因为战国以前的书决不止《诗经》、《尚书》（《尧典》《皋陶谟》在外），不能因此便推定尧舜是后人假造的呀！”[46]

1930年，梁园东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一文。在此文中，他同样也针对“古史辨派”的“默证法”强调：“绝不应只因为他所说的某时历史，不见于某时记载，就都认为是他的假造，是骗人的，这个‘辨伪的方法’，就离开历史的研究十万八千里了！”[47]

此后，徐旭生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时，也指出“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偏颇，“主要的就是太无限度地使用默证。这种方法就是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人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代，却广泛地使用默证，结果如何，可以预料”。[48]

与此同时，“史学二陈”也分别对“默证法”提出了批评。据周祖谟回顾，陈垣常对学生宣讲，判断要审慎，如研究讨论一事，在证据不足时，决不可妄下断语，要把“未见”与“未有”分别清楚，不能将“未见”误为“未有”。[49]而据罗香林回忆，陈寅恪也曾对他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50]

总之，“古史辨派”的辨伪，无论是在范围和内容，还是理论与方法上，都带有很大的偏颇。同时也正因此，一度相当兴盛的疑古思潮开始逐渐消退。胡适在1933年便说：“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51]次年，他更是通过撰写《说儒》一文，对旧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的一些具体观点，做了较大修正。[52]对此，有论者即指出：《说儒》的出现是民国以来疑古风潮的一个大转变，“不但是胡适自己宣告脱离这股疑古的风潮，也是为整个疑古风潮的终止做了预先的宣告”。[53]

至于作为“古史辨派”灵魂人物的顾颉刚与钱玄同，他们二人在此期间的观点也有较大的转变。钱穆就观察到：顾颉刚在抗战时期主持齐鲁大学时，“实有另辟蹊径，重起垆灶之用心”；他还曾回忆：“闻钱玄同临亡，在病床亦有治学迷途之叹云。”[54]柳存仁在1940年10月所撰的《纪念钱玄同先生》一文中，更是针对“古史辨派”这种转变，系统总结说：“自从钱先生和其他的‘辨伪’的学者们的努力提倡研究古史以来，十余年间，古史的研究，因着参加者的进行方法和实际工作的不同，已经转变过好几次了，转变的途径是很自然的，就是，我们最初都是疑古的，由疑古进而释古，又由释古进而考古。”[55]显然，这一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意味着“走出疑古时代”的开端。

综上所述，由于考据史学的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偏颇，“整理国故运动”在建立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失。1922年8月28日，胡适曾在日记中感慨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56]此处所谓“半新半旧”，说明胡适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缺陷及其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承担的过渡角色，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而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无疑更是值得我们今天加以深刻的思考和总结。

[1]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3年3月18日），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3] 胡适：《庐山游记》后记（1928年4月20日），《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36页。

[4]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997页。

[5] 梁漱溟：《略谈胡适之》（1987年4月12日），朱文华编《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胡适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页。

[6]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12页。

[7]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他还尖锐批评胡适：“胡适之先生求学时期，虽然受了浦斯格和杜威等人的影响，他的‘治学方法’则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Biblical Scholarship)的窠臼。”同上，第133页。

[8] 胡适：《致雷海宗、田培林》（1944年7月17日），转引自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9]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1936年），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5页。

[10] 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1930年6月3日），《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11] 关于大学国文系的课程设置，胡适在1934年2月14日的日记中曾承认：“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页）。不过，他这一反省并未能扭转当时所盛行的风气。

[12]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1948年12月22日条，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2页。

[13] [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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