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傅斯年就提出：“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181页。

[15]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1962年1月11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16]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洛赫甚至严厉地批评说：“由于没有明确的目标，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17] 牟润孙：《记所见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下篇），《思想与时代》第118期，1963年。

[18]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选集》，第183页。

[19]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20页。

[20] 郭沫若便承认顾颉刚一系列的古史辨伪“的确是个卓识。……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郭沫若：《评<古史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版书后第六节》，1940年2月，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363页）。钱穆也说：“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0页。

[21] 余英时即曾提出：“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顾潮编《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1－42页。

[22] 白寿彝先生就认为顾颉刚“考辨古史，推倒经学偶像的工作，本身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白寿彝：《悼念顾颉刚先生》，《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23] 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枣下论丛》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页。

[24]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尹达也曾说顾颉刚“否定了这些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杨向奎：《论“古史辨派”》“后记”，《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5]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39页。

[26] 关于对传统文化抱有“敬意”，民国学术界时有提倡。梁启超即倡言：“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欧游心影录》，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3页）。钱穆后来在《国史大纲》中更提出：“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27] 胡绳就曾指出“古史辨”的辨伪，“在许多地方，史料（记载古代历史的文献）和历史（古代历史本身）是被混淆起来了”；他认为：“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因而不能“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学上的个别结论夸大为历史学上的根本问题”，《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枣下论丛》（增订本），第145页。

[28]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29] 其实，究竟何为“伪书”，也缺乏一个明确标准。李学勤即曾列举了古书在产生和流传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十种情况，即佚失无存，名存实亡，为今本一致，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他因此说：“对古书形成和流传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大多数我国古代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对古书的反思》，《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30] 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1921年6月9日），《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35页。

[31] 当然，“古史辨派”并未完全否认“伪书”的史料价值，他们并且对此曾有多次申述。所以“古史辨派”的“疑古”并非“蔑古”。因该问题不在本文范围内，只能另文探讨了。

[32] 王元化便说：“以怀疑精神探究古史本无可非议，但以辨伪规范古史，则未免过于简单。”《谈考辨古史》，《清园夜读》（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33] 梁园东：《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1930年10月15日），《东方杂志》第27卷第22号，1930年11月25日。王汎森也说：“这个运动最大的盲点之一是把书的真伪和书中所记载史事的真伪完全等同起来，认为伪书中便不可能有真史料。”《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87年版，第295－296页。

[34]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35]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1页。

[36]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6页。

[37]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修订本），第8页。

[38] “古史辨派”的反思，或许还受到时局的触动。有论者认为：“当时人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从历史中寻求中华民族生存的力量与精神，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中国历史的长短，或某些史书的真伪。于是，自‘古史辨’以来所掀起的历史研究法的热潮，逐渐冷了下来。”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罗志田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0页。

[39]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4页。

[40] 此据童书业的评述，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二》（1940年8月30日），《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2－3页。

[41] 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二》，《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5－6页。

[42] 崔述：《无闻集》卷三《<曹氏家谱>序》，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页。

[43] 杨宽便认为层累说“颇多疏略；亦且传说之演变不如是之简单”（《中国上古史导论》，1938年1月，《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104页）。顾颉刚也自承：“论断或落于主观，以致有武断及深文周纳之处，又如引用材料或有错误，以致所作的记载有不合事实之处”，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一》（1930年1月3日），《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页。

[44] 详参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7页。

[45] 张荫麟：《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顾颉刚编《古史辨》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271—273页。张荫麟后来还曾申明：“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评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古史辨》第2册，第15－16页。

[46] 绍来：《整理古史应注意之条件——质顾颉刚的<古史辨>》（1928年11月28日），《古史辨》第2册，第419页。

[47] 梁园东：《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续）》（1930年10月15日），《东方杂志》第27卷第24号，1930年12月25日。

[48]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3页。

[49] 周祖谟：《怀念一代宗师援庵先生》，《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页。

[50]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张洁、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51] 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67页。

[52] 梁启超就曾经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说：“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梁启超：《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6页。

[53] 赵润海：《胡适与<老子>的时代问题》，转引自章清：《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54]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2、229页。

[55] 柳存仁：《纪念钱玄同先生》（1940年10月），《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3页。

[56]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胡适的日记》下册，1922年8月28日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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