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近甫被绍介引进的“自由与社群”之争中（1），人们不难看出其聚讼纷纭大多仅在抽象空疏的纯粹理念层面展开，至于具体事实的支撑佐证则在很大程度上仍付之阙如。而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少思想史研究者固然专精且擅长于史料的网罗搜佚与爬梳剔抉，却又往往惜乎其视野的拘囿逼仄，遂对当下思想界的这一转型动向讷而不敏、置若罔闻，终致遗留下了“卑之无甚高论”的缺憾。职是之故，笔者不揣谫陋，拟撷取五四时期知识界的“个人社群观”作为一个思想横断面，予以现象性的“修复”和本质上的透析，并力图在学理（逻辑）与事实（历史）两大资源之间做一番打通壁垒门户的尝试，以求对上述两端各自的偏失不足有所补苴罅漏之裨益。
一
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主义”之间抗衡局面的形成乃新近萌始、发轫未久的学界时事，然而就其所揭橥的“问题”而言，“个人”与“社群”这两个基本概念实际上早就建构起了政治哲学的两极。倘有兴致到孔子、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东西方政治思潮中去做一番沉潜往复的回溯探访，当可随处觅见它们屡屡“惊涛拍岸”所铭刻下的印迹留痕。虽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旁敲侧击的性质，但同时却也充斥了大量排山倒海般的正面碰撞。就前者来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围绕着“义与利”、“道与势”、“庙堂与江湖”等两难抉择所铺陈开的数千年争辩适足为其典型表征；而后者则更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庚续和发挥。
诚如有论者套用在西方学界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指出，“西方现代实际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2）那么究竟什么才堪称自由主义的原则呢？如果将那些容易引起歧义丛生的诸多界说暂且撇开不谈，径直由其“个人社群观”切入，即可昭然揭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在整个自由主义体系中所取得的毋庸置疑的先验地位。
从逻辑上来审视，由于每个自由主义者在构筑自己理论框架之前大都事先预设了一个统一的命题，即个人是优先的，社群是其次的；个人是本源的，社群是派生的；个人是目的，社群是手段；因此纵然他们的哲学基础各具特色，或诉诸自然权利，或诉诸功利原则，或持机械原子主义，或持社会有机体论，而且有时在个人自由限度与社会公共职能等方面也不无异议，但一旦关涉到“个人社群观”这一问题时，他们全都严防死守着个人相对于任何社会集体的道德至上性（moralprimacy）这一自由主义底线，从而能够在风云际会的嬗变流程中始终保持其阵容体系的严整性与规范性。
而从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生与发展史来具体考察亦会发现，在自其诞生以来的数个世纪中，它的哲学基础大体呈现了自然原则——功利原则——正义原则这么一个交错起伏、新陈迭代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这场围绕着根本原则的修订与反修订之争中，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可谓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但同时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硝烟弥漫、阴霾密布的相互攻讦并未完全遮蔽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政治思潮所流露出来的共同思想倾向。即使是在颇遭訾议的19世纪功利主义时期，其个体至上的原则有所弱化，对政府干预的限度稍加放宽，况且就其充满“市侩气”的逻辑来推衍，确实也潜藏了有可能导致某种“非自由”哗变的危险，然而在以“个人”与“社群”分别为两端的思想天平上，功利主义者最终还是倒向了前者。或许他们有时会试图通过增减砝码的方式来达到一种综合（非绝对）平衡、维持现存自由秩序的稳定，但其终极目的仍然没有脱离对个人自由的坚决捍卫及永恒皈依。
与西方这种分庭抗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相反，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所欣赏的是一种和谐统一的“个人社群观”，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然而儒家这一具有充分代表性并且延续了二千余年始终不绝于缕的理想人格境界，在那天崩地坼、价值失范的近代社会中终告解体。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里奔突狂喊的是无限的焦灼不安。在如此心理背景的烘托下，中国近代知识界关于“个人”与“社群”这对政治哲学基本范畴的认识也就自然地生成了一股空前强烈的内在张力。
二
作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开山者，严复与孙中山早已分别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深深体验感受到了“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内在紧张，对此笔者将另择场合加以个案剖析，此处不再将之列入五四诸子重复赘述（3）。但不得不在本文提前预支的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他们二人所开启的“殊途同归”的路向极大地启发了后世的追随者，无论是拾严氏之余唾的保守派，抑或是承孙氏之余绪的激进派。揆诸史实，这道中国思想史上的奇异景观尤其凸显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演绎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
对于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五四性质，胡适以其不可磨灭的权威身份一再表示了他对“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的莫大偏爱和情有独钟（4）。有意思的是，与胡适基本上是唱反调的梁启超居然也同样痴迷于此，乃至流连忘返（5）。而众所周知，“文艺复兴”在其策源所自的14世纪的欧洲，正如布克哈特所言，是一场“人的发现”的运动（6），西方摆脱宗教桎梏、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潮由是得以滥殇。与此相仿，萌生于20世纪1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初动机亦复如是，旨在冲破孔教之束缚缧绁，并以此为嚆矢，来唤醒国民伦理“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实现人类理性精神之再生。
在这场以“走出中世纪”为指归、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标榜的启蒙运动中，可想而知，那种关于“个人”与“社群”的传统政治学命题作为批判对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理性质疑和灵魂拷问。在此期间，以往历代儒家圣贤所习惯采取的迂回逶迤、曲径通幽手法首当其冲地被颠覆解构、消融殆尽。所谓“义利之辨”等曾诱人津津乐道的旧时论争在五四诸子们眼里，根本就是一个由众多残骸枯骨所堆积布下的陷阱迷宫，与其提心吊胆、晕头转向地为之锱铢计较、举步维艰，倒不如直截了当、简洁明快地去冲决网罗、直奔主题。可以说，这种在范畴选择上亟欲与西方接轨的单刀直入式取向本身就明显地带有了某种离经叛道的意味。
当然，虽同为叛逆者，五四诸子与传统决裂的的程度却也不尽相同。作为与严复、孙中山同时代并亦曾一度执思想界之牛耳的耆宿老将，梁启超诚然鼓足余勇、乐此不疲地奋战于五四思想舞台，但他的观念较之于其他新锐人物已是大大落伍，再也难以掩盖其心境日趋保守的暮气老态（7）。何况以“个人社群观”来论，他早年就已认定“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8）对此，美籍学者张灏先生曾精辟解说曰，“梁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群体的集体权利，或更具体地说是中国的国家权利。……显然，个人独立的自由在梁的自由思想中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9）。并且这种信念还十分罕见地一反他所自称“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的善变作风，可谓是笃志不移、老而弥坚。不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当其身处于“个人与社群”所产生张力的拉扯中，晚年梁启超除了持之以恒地固守后者之外，也还曾试图另辟蹊径，从问题提出的本源角度来缓和调解二者之间的颉颃冲突。他说：“宇宙间曾无不受社会性之影响束缚而能超然存在的个人，亦曾无不借个性之缫演推荡而能块然具存的社会。而两者之间，互相矛盾、互相妨碍之现象，亦所恒有。……吾确信此两问题者非得合理的调和，末由拔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吾又确信此合理之调和必有途径可寻，而我国先圣，实早予吾侪以暗示。但吾于其调和之程度及方法，日来往于胸中者十余年矣，始终盖或见之，若未见之。……呜呼！如吾之无似，其能借吾先圣哲之微言以有所靖献于斯世耶？吾终身之忧何时已耶？吾先圣哲伟大之心力，其或终有以启吾愤而发吾悱也！”（10）。显而易见，正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终其一生都在所谓“拓都与么匿”、“公德与私德”、“群性与个性”等范畴中兜圈打转的梁启超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传统的窠臼。
与此同时，思想界的另一支生力军则狂飙突起。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始作俑者，陈独秀“力抗群言，独标异见”，率先标举“个性解放”的大纛，力倡个体意识的觉醒。他运用初步掌握的唯物史观来推阐“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关系，认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化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11）故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的孔子学说绝不适合于今日之社会，必须彻底推翻。此外，他还经过对“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比较，深切体认到：“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他甚至还大胆放言，“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12），“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13）紧随其后的李大钊亦疾声呼吁，“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14）。自谓是“听将令”而加盟其中的鲁讯也后来居上，以其犀利冷峻的笔锋无情嘲讽道，“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15）
如若将以上陈、李、鲁三人关于“个人自由”的阐发弘扬尚且归于他们留日期间所受欧美政治学说的稗贩影响，那么胡适则是亲炙了美国的制度安排达七年之久。或许正因此，五四诸子中也以他宣扬所谓“个人本位主义”致力最勤、用思最精。在其名篇《易卜生主义》中，胡适诅咒痛斥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并引述了易卜生的一段话来诠释自己对“个人自由”的理解，“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16）
从上述梁启超以及其余五四诸子言论来看，两厢参照，激进与保守似乎截然两橛、大相径庭，俨然形成两军对垒式的思想格局。然若仔细考辨，却也并非绝无暗通款曲之处，特别是当后者的“个人社群观”在实际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之后。
三
大致以五四为界，这场在中国近代史上振聋发聩的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有目共睹的转型。（17）如前所述，陈独秀等激进派人士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高高擎起了“个人自由”的旗帜，然而因其发动此项运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均未曾须臾脱离开社会群体。正是基于这种二律背反的逻辑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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