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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形式探求及其经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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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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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体现有更合理的规范原则提出来。可惜，“破”虽做到了，新“立”的主张却并不见得更合理，也不见得做起来更方便些。新立的第一种主张就是鲁德俊、许霆提出的“意顿对称停顿节奏”体系。他们以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为典型文本来用作阐释“意顿说”的依据，认为， 几个不等时的意顿难以形成节奏，但意顿在相应对称时，就形成了较大范围的节奏和格律。因此，断定这一体系既符合格律诗的基本要求——规律化，又符合人们写作、阅读、朗诵的习惯。这个主张其实是宽式的对对子。以对对子(即意群相应对称)来形成某种节奏效果，有优点，即照顾到语言的节奏体现，但那只能是一首诗中逐步的诗行关系或逐步的诗节关系，如律诗中的颔联、颈联；若都这样意群相应对称下去，特别在较长的诗篇中这样做，读多了，定会因不断回旋而生单调味，节奏麻木而生眩晕感，正像排律发达不起来一样，这也难以行得通。“郭小川体”大概也只在当年严阵的诗集《竹矛》和今天王怀让的一些政治抒情诗中流行过一阵子，并无更多人采用。新立的又一种主张是田穗提出来的。他认为新格律诗要走“现代汉语音响调节律”之路。因为“现代汉语洪亮、柔和、细腻三种响亮度的语音，已经形成响亮度相间的抑扬顿挫之美，能够满足汉语现代格律顿拍自然、语音节拍与意义节奏相一致的需要，是现代格律诗的声韵基础。”田穗：《我是怎样发现中NFDC1诗格律的》，《现代格律诗坛》1994年第1期。从这样的基点出发，他提出一种新格律诗方案，并规定了“五项基本原则”。从这些原则中可以看出，这位提倡者企图集音组节奏与轻重音节奏于一炉，而真正关注的重心则在轻重音相间。为表明“三级响亮度”他还创造了五个符号。在诗行下面打上这些不同的符号来标明，这是当年陆志韦已经做过的，只不过陆志韦的圈圈点点还简单，田穗要用五种符号分头注明何者洪亮、何者柔和，不仅太不方便而且这么“三级”的标准也很难定，显然难以付诸实践。乘新格律方案多向探求之际，再次出现了林庚的“九言诗”。林庚在90年代又说：“我想九言诗(包括十言)迟早是要为诗坛所采用的。”《现代格律诗坛》1999年第1期上林庚的发言。他这一倡导的追随者黄淮也出版了一本九言八行体诗集《给你》，还有刘新民的“九字绝句”以及其他人的种种以“言”计算的诗，不一而足。新格律诗又成了以“言”之多少定节奏，这多数是受闻一多“建筑美”的影响而产生的当代豆腐干体诗。再进一步就出现了旧貌翻新的新古格律体诗。这样走回头路走下去是危险的。可是也许有人会拿“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来宣告：这不叫走回头路，是“发展新诗”。于是我们又读到了以写民歌体诗出名的刘章的最新作品了，如《牧归》：“山抹夕阳，/牧牛人归，/倒转牛背口琴吹，/天际晚霞飞。/柳丝如发，/新月如眉，/村头姑娘在等谁，/手持野蔷薇?”确有古老中国的牧歌遗韵：恬静，闲适。但不能不说：这不是新诗的发展而是退回到古老诗词的抒情语境中——像当年何其芳称贺敬之的《三门峡歌》为“类似旧诗里面的七言古诗”何其芳：《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一样，刘章的《牧归》大概也类似于宋词里面的《清平乐》变体。总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新诗坛不仅创格的念头愈趋淡薄，对新格律诗到底该如何写也一片混乱 。这种种使得这期间没有出现一批经得起艺术检验的优秀格律诗。就这样，当一个世纪结束之际，中国新诗的形式探求声势微弱，形势也十分严峻。
中国新诗已走过一个世纪的探求之路。这一诗国的新事物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否定位得下来似乎还是个未知数。要定位就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定形。对新诗的没有定形，鲁迅早在1925年、毛泽东也在1958年表示过强烈不满；而新诗必须走定形之路，朱自清、朱光潜、冯雪峰等也纷纷发表过意见。令人费解的是今天反而鲜有人这样提了。我认为新诗在21世纪再也不能像一缕游魂样飘浮不定了，它必须被定形下来。当然，定形并非要求诗人们一起来搞几套模式，让大家像古人“填词”那样按模式填写。它的主要要求不过是现代汉语节奏表现的规范原则在诗歌界的确认，说到底，我们提出中国新诗必须定形，不过是定形式规范的几条原则而已。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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