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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论文学史观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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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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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4]，而是一个民族艺术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世界的独特方式；因此，艺术家也不再是被阶级阵营和革命斗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在本质上是被动的“文艺战士”，而是能够“用当代的眼光、语言、技巧、形象”来艺术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世界的创造性主体。其次，在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时，作者丝毫没有提到一个阶级的文学对另一个阶级的文学所作的“斗争”，而是接受李泽厚的思想，从启蒙与救亡两个主题的双重变奏出发[15]，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将一个世纪以来文学的主题概括为“改造民族的灵魂”[16]。这显然是一个远远超出了阶级范畴、“站得更高”的概括。它所突出的，正是艺术家作为创造性的精神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超越性。再次，在论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美感特征时，作者所揭示的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时所形成的“现代的悲剧感”[17]，就差不多完全忽略了从延安文艺实验所开始的革命文艺所具有的乐观精神。文学是人的心灵史。当作者把重心从展示政治性冲突转到对作家和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审美性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带上生存论色彩的时候，它就已经脱离了政治的“束缚”而具有某种“主体性”了。
三、主体论文艺学和文学史观的自我理解
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上，主体论文艺学和文学史观都属于新启蒙主义的一部分。新启蒙主义要“启”的，是建国以后愈演愈烈的极左文化思想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本质上是思想与政治的双重专制——之“蒙”。在新启蒙主义者看来，造成这双重专制的主要原因，从主观精神的角度讲，就是人的批判力的丧失；而批判力，也就是对给定世界的反思能力，是人作为自由主体的内在的规定性。因此，要启蒙，就要恢复、重新唤醒或培养人对既有秩序和既定思想的反思能力，使人成为“主体”——这就是说，他不仅要能够在实践上积极地建构自身与世界，而且要能够在精神上积极地反思一切既定的、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而接受下来的观念。新启蒙主义之“新”，则一方面在于它将当代中国人批判力普遍丧失的原因，归结为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革命理论逐渐宗教化，并在各种意识形态领域内建立绝对且惟一之统治地位的结果；一方面在于它用于恢复、建构人的主体性的思想，虽然也借用了康德关于人作为自由主体的种种思想，如伦理学中的“人是目的”、认识论中的“(人)向自然立法”、美学中的“(美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等思想，但主要的思想资源，却是来自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论述。在一个不甚准确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用强调“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马克思来反抗、瓦解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思想潮流。①
主体论文艺学和文学史观都是在新启蒙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展开其批评实践的。主体论文艺学呼唤在文学活动的全部环节上的“人的主体性”，主体论文学史观则将文学发展作为一个自律的“整体”从政治阐释的框架下独立出来，其目的都是为了用“文学的主体性原则”来“超越”走向极端化的“文学的党性原则”。在对革命化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的“超越”中，主体论文艺学和文学史观的倡导者与践行者都倾向于采取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即以一种决裂的姿态和隐喻的方式把被批判的对象与思想文化上的“专制”、“蒙昧”等联系起来，总之与“非人道主义”或“物本主义”、“神本主义”联系起来，而把自身与“解放”、“文明”、“人道主义”乃至“现代化”等联系起来，从而把对革命化文艺学和文学史观的批判转化为对封建专制与文化愚昧的批判。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这种转化为主体论文艺学和文学史观的倡导者提供了一个具有充分合理性的叙述基础，使他们可以以真理的掌握者和人民的代言人的身份自居。刘再复在他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中，就以人的价值和个性是否得到尊重来阐释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在这一逻辑下，封建专制和极左思潮具有内在的共通性，即两者都表现为对“人的价值”的贬低与否定，都是把人作为丧失了历史性和人的丰富性的抽象的“符号”来看待；相反，五四新文学运动、从20年代到40年代不断发展的“革命文学”运动以及“新时期文学”则是发现或重新发现“人的价值”的时期。[18]在批评实践上，当时影响很大的批评家季红真就以“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来概括当时的文学创作主题；阎纲、何西来、俞建章等也都在自己的论述中若明若暗地采取了这一视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者显然也是如此：当他们把百年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的“进程”来描述时，他们明确地说自己对文学史的这种“新描述”就“意味着文学理论的更新，也意味着新的批评标准”[19]；他们对自己的观念和方法充满了乐观与自信，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代表了“未来”和向这“未来”的努力，他们是历史责任的自觉的承担者——“在我们的概念中渗透了‘历史感’(深度)、‘现实感’(介入)和‘未来感’(预测)……历史是由新的创造来证实、来评价的。文学传统是由文学变革的光芒来照亮的。我们的概念中蕴含了通往二十一世纪文学的一种信念、一种眼光和一种胸怀。文学史的研究者凭借这样一种使命感加入到同时代人的文学发展中来，从而使文学史变为一门实践性的学科”[20]。这宣言般的语言，显示出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缔造者那里，“旧”和“新”的区别已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在先”或“在后”，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狭隘与开放、愚昧与文明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前现代”与“现代”的区别。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欧洲，正是在“现代”的旗帜下，通过把自身理解为“人”的代表，通过在哲学上要求“完整的”人性，在美学和文学上要求摆脱“外在目的”制约的充分的自律性，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对“前现代”的批判中完成了资产阶级的自我启蒙。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呼唤、胡适和陈独秀对旧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批评与抨击、鲁迅“吃人”的比喻和对魏晋精神的推崇，也无不在社会进化论的面目下隐含着“野蛮”与“文明”、“现代”与“前现代”的二元对立。当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者们开始自己的理论建构时，他们仍然是在同样的二元论框架下来设定自身与对象的关系，仿佛这种设定本身就是历史真相的呈现。当然，他们也意识到了“任何历史的描述都依据一定的历史哲学，依据一定的参照系统和一定的价值标准，采取一定的方法”，但是，由于坚信自己是理性、科学和进步的表现，是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新的历史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氛围中，他们可以毫不困难地把自身想象为真理标准的拥有者和新的历史阐释者。在这样理解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了自己和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事实，但却忽视了另外一个事实，即他们所要求的哲学、美学和文学上的变革，同历史上的其它两次启蒙运动一样，都只不过是新兴市民群体——他们正是今天势力庞大的资产者阶层的前身——的发展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先声，是新兴市民阶层借由对旧意识形态领域的否定而启动的思想和情感领域内的自我启蒙。当然，一方面，由于80年代中期的市民阶层还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萌芽的社会范畴(他们还远未完成初期的原始积累而形成为后来的资产者，因而还没有在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表现出不久以后的巨大的影响力)，另方面由于批判者在既有体制内的地位和知识精英本身所固有的对一切“世俗之物”的批判性立场，因而在把“人”和“文学”从狭隘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功利取向中剥离出来的时候，主体性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的倡导者都还不可能把自身理解为某一特定社会范畴在审美领域内的表现，他们能而且只能把自己理解为“普遍的”而不是“阶级的”“人”的代表，把对审美自律和情感自主的要求理解为历史本身的普遍性要求——然而即使连这一点也仍然同其它两次启蒙运动非常相像。
四、主体论文学史观的局限和主体精神的衰落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世界。1988年发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主体论文学史观的影响达到了最高点。然而，随着90年代的来临，主体论文学史观却明显地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90年代初期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实际上已经标志着主体论思想危机的全面来临；其后，尤其是当葛红兵以极端叛逆的形象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撰写“悼词”，当有关历史与叙述的关系以及文化研究等开始成为严肃的学理问题时，由主体性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共同搭建的新的文学研究大厦才粗具雏形，就已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曾有的“一种”而且仅仅是一种“视角”。
主体性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被后来者“解构”是必然的，因为它在被“结构”时就埋下了自我消解的因子①。这些因子是：
第一，它和它所批判的对象实际上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和历史观，即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进化论的历史观。主体性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是在批判革命化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其全部的着力点，就在于将政治性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中剥离出来，还文学史以“本来面目”。但是，看到政治对文学的“奴役”只是看到了最表面和最明显的现象，把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个人性的偶然因素或者必然性的时代因素都无法从根本上揭示这种现象产生的基础。事实上，革命化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之所以能够以极其自信的态度将文学纳入政治工具论的范围之中，是因为它所建立的本质主义哲学基础和线性历史观。本质主义的特征，从本体论上讲，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绝对实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这个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认识论上讲，是“设置了以现象／本质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坚信绝对真理，热衷于建构‘大写的哲学’、‘元叙事’或‘宏伟叙事’以及‘绝对的主体’”[21]。从这两个特征看，虽然号称以历史主义为基础，但实际上无论是革命文学史观还是主体论文学史观，都是本质主义的映射。革命文学史观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不是反映全部的社会生活，而是反映生活的本质。但是，什么是生活的“本质”呢?这个“本质”，并不是生活本身所呈现的，而是被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先验地加以规定的：在战争年代，它是革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阶级敌人的战斗和最终胜利；在和平年代，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革命文学史观的叙述中，“人民”、“党”、“革命”、“阶级”等等已经被神圣化为超历史的“元叙事”了。同样，在主体性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那里，“主体性”和“审美规律”、“文学史自身规律”等也具有了先验本质的特征。刘再复用“主体的人”来替代被抽象化为阶级符号的“人”，但他所论述的“主体的人”同样是抽象的、超历史的符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新文学整体观”概念所特别强调的，是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意识”，但是，当他们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自律的、秩序化了的“整体”来加以描述时，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个“整体”只是站在启蒙主义立场上的对文学发展史的一种抽象，它仍然是现象／本质相区分的二元论思维模式的表现。卢卡契曾经用“总体性”概念来描述世界和文学，但是卢卡契的“总体性”只是一个人为构造的幻象，一个位于真实历史之上的超验结构。主体论文学史观所主张的“整体性”不过是卢卡契“总体性”概念的平行位移。它以假设的前提——表面上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可以被秩序化的有机整体——为基础，使实际上充满差异、特殊、偶变的文学活动被“整合”到一个理想化的框架中，而这个框架本身却是站在特定的立场即启蒙主义的立场上被描述和构造出来的。可以想见，当这个解释框架本身的有效性随着认识视角的变化而受到怀疑时，这种文学史观还有多少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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